02 絲綢之路貿易的演變趨勢是什么(古代對外貿易有什么特點)

海岸。人們把這些海上貿易往來的各條航線，通稱之為“海上絲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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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時期的歷史持點從以上幾個方面劃分也可以概括為：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的創建和鞏固，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一統”的局面；封建經濟迅速發展，農業、手工業水平居于世界前列；以漢族為主體的多民族國家格局形成；中外交往開始發展起來，科技文化確立了世界領先地位。

一、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的創建和鞏固：

1、秦統一中國的歷史條件：首先從客觀條件方面來分析，結束諸侯割據局面，完成封建國家的統一，是春秋戰國以來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多年戰亂， 廣大人民群眾渴望結束戰爭，實現統一；那時，由于生產力的提高，社會經濟的發展，各民族、各地聯系加強，為統一提供了必要的物質條件和社會基礎；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廢除了分封制，實行郡縣制，局部實行了中央集權，加上諸侯爭霸形成了局部統一，這就為封建大一統提供了政治基礎。其次，從主觀條件方面來講，秦國已經具備了統一的實力：秦變法比較徹底，建立起較鞏固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象；秦國新興地主力量強大，經濟發展迅速，軍隊戰斗力強；秦國實施了遠交近攻等正確策略；秦始皇本人雄才大略。

2、封建君主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得以建立與發展

(1)概念理解：封建君主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

封建君主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是中國封建社會基本的政治制度和政權組織形式，包括專利主義和中央集權制。專制主義是指中央的決策方式，指君主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利，專斷獨裁，控制一切軍國大權。主要體現為皇位終身制和世襲制；中央集權是指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地方聽命受制于中央。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產生是封建國家鞏固統一的需要，也是維護封建經濟基礎的需要。戰國時期，韓非提出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理論。

(2)建立與發展：秦始皇統一中國后，通過創立皇帝制度、中央機構的三公九卿制和地方郡縣制，實施一系列的經濟文化措施，建立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漢承秦制，劉邦承襲了秦始皇開創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漢武帝通過解決王國問題，進一步控制了地方政權，又接受董仲舒的建議，提倡大一統，確立了封建君主專制主義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空前加強。東漢時期，這一制度進一步加強并定型。

(3)封建君主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特征和影響：這一制度建立在封建生產關系基礎之上，適應了地主階級政治經濟的需要，有利于統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國家的鞏固和發展，有利于抵御外族入侵和組織修建大規模的水利工程。但這一制度也有明顯的弊端：人民受到嚴密的控制，皇帝個人作用對政局影響很大，容易產生腐敗和專權，特別是到了封建社會末期，其積極意義日益減少，弊端日益加重。

3．農民起義：秦漢時期，我國開始爆發農民起義。先后爆發了陳勝、吳廣起義，黃巾大起義。這些起義爆發的原因，一是封建徭役繁重，土地兼并嚴重，二是封建統治殘暴，三是政治黑暗。這三次大起義都直接打擊了封建統治，迫使封建統治都在新王朝建立后對封建生產關系作某些調整。

二．秦漢封建經濟的迅速發展：

經濟上，秦漢時期封建經濟得到顯著發展。

經濟發展的主要原因有：

（1）國家的統一，包括各種制度的統一為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條件：比如秦始皇統一度量衡、貨幣，統一車軌驛道。

（2）統治者推行合理的統治政策甚至國家直接出面，為經濟發展創造條件：比如西漢初推行休養生息政策和東漢光武帝采取多方面的措施恢復經濟，減輕剝削壓迫。秦漢統治者利用國家力量，興修水利，治理黃河，為農業發展奠守了良好的基礎。

（3）秦漢統治階級注意采用和推廣先進生產技術：如張騫將中原的鑿井和鑄鐵技術帶到西域，大大促進了西域經濟的發展。

三．秦漢時期的民族關系和對外關系：

秦漢時期的民族關系有了新發展。這一時期民族聯系的方式有戰爭、和親、大規模的遷徙、招撫、設置特別機構等，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導致民族融合不斷加強。

1．與匈奴關系：

（1）秦：派蒙恬奪取河套地區，移民生產；修長城。

（2）西漢：漢武帝與匈奴三次大戰，擊敗匈奴，北部安定。漢元帝時昭君出塞，漢匈40多年和睦相處，關系密切，互市興旺。

（3）東漢：匈奴分裂為南北兩部。竇固、竇憲大敗北匈奴，解除威脅。

2．與西域關系：

（1）公元前138年張騫出使西域，“鑿空”。

（2）公元前119年張騫二次出使西域，建立友好關系。

（3）公元前60年，西漢設西域都護。西域正式歸屬中央政府。

（4）絲綢之路形成，中西交流頻繁。

3．與南方各族：

（1）與越族：秦統一越族地區，加強統治；

（2）與西南各民族：漢武帝在西南地區設郡縣。

秦漢時期民族戰爭是統一國家內部不同民族之間的矛盾引起的，沒有侵略與反侵略的性質，但有是非之分、正義與非正義之分。匈奴族統一蒙古草原，對蒙古草原的開發做出了貢獻。但匈奴貴族對秦漢北部邊郡的擄掠，威脅了中原地區先進的農業生產方式和人民的安全，秦漢時期對匈奴的反擊戰具有一定的正義性。

4．對外交往：

（1）與朝鮮：兩漢時，與朝鮮半島（三韓）交往密切（辰韓稱為“秦韓”）。鑄鋼、制漆工藝傳入朝鮮；

（2）與日本：西漢武帝時，與日本30多個國家有來往；東漢光武帝，“漢委奴國王”金印；

（3）與歐洲：公元97年，東漢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 公元166年，大秦安敦王朝派使者到達中國。

（4）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的基本走向形成于公元前后的兩漢時期。它東面的起點是西漢的首都長安(今西安)或東漢的首都洛陽，經隴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蘭州)，然后通過河西走廊的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門關或陽關，穿過白龍堆到羅布泊地區的樓蘭。漢代西域分南道北道，南北兩道的分岔點就在樓蘭。北道西行，經渠犁(今庫爾勒)、龜茲(今庫車)、姑墨(今阿克蘇)至疏勒(今喀什)。南道自鄯善(今若羌)，經且末、精絕(今民豐尼雅遺址)、于闐(今和田)、皮山、莎車至疏勒。從疏勒西行，越蔥嶺(今帕米爾)至大宛(今費爾干納)。由此西行可至大夏(在今阿富汗)、粟特(在今烏茲別克斯坦)、安息(今伊朗)，最遠到達大秦(羅馬帝國東部)的犁靬(又作黎軒，在埃及的亞歷山大城)。另外一條道路是，從皮山西南行，越懸渡(今巴基斯坦達麗爾)，經罽賓(今阿富汗喀布爾)、烏弋山離(今錫斯坦)，西南行至條支(在今波斯灣頭)。如果從罽賓向南行，至印度河口(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轉海路也可以到達波斯和羅馬等地。這是自漢武帝時張騫兩次出使西域以后形成的絲綢之路的基本干道，換句話說，狹義的絲綢之路指的就是上述這條道路。

歷史上的絲綢之路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地理環境的變化和政治、宗教形勢的演變，不斷有一些新的道路被開通，也有一些道路的走向有所變化，甚至廢棄。比如敦煌、羅布泊之間的白龍堆，是一片經常使行旅迷失方向的雅丹地形。當東漢初年打敗蒙古高原的北匈奴，迫使其西遷，而中原王朝牢固地占領了伊吾(今哈密)以后，開通了由敦煌北上伊吾的“北新道”。從伊吾經高昌(今吐魯番)、焉耆到龜茲，就和原來的絲路北道會合了。南北朝時期， 中國南北方處于對立的狀態，而北方的東部與西部也時分時合。在這樣的形勢下，南朝宋齊梁陳四朝與西域的交往，大都是沿長江向上到益州(今成都)，再北上龍涸(今松潘)，經青海湖畔的吐谷渾都城，西經柴達木盆地到敦煌，與絲路干道合; 或更向西越過阿爾金山口，進入西域鄯善地區，與絲路南道合，這條道被稱作“吐谷渾道”或“河南道”，今天人們也叫它作“青海道”。還有從中原北方或河西走廊向北到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越伊犁河至碎葉(今托克馬克附近)，進入中亞地區。這條道路后來也被稱作“北新道”，它在蒙古汗國和元朝時期最為興盛。

除了陸上絲綢之路外，從漢代開始，中國人就開通了從廣東到印度去的航道。宋代以后， 隨著中國南方的進一步開發和經濟重心的南移，從廣州、泉州、杭州等地出發的海上航路日益發達，越走越遠，從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遠達非洲東海岸。人們把這些海上貿易往來的各條航線，通稱之為“海上絲綢之路”。

試述絲綢之路與茶馬古道的歷史意義和當前發展趨勢以及帶來的影響

第一，茶馬古道是青藏高原上一條異常古老的文明孔道。

從茶馬古道的路線看，我們不難發現，昌都是茶馬古道上的一個重要樞紐，它不僅是滇藏道和川藏道兩條道路的必經之地，而且也是這兩條道路的一個交匯點。事實上，茶馬古道并非只是在唐宋時代漢、藏茶馬貿易興起以后才被開通和利用的，早在唐宋以前，這條起自衛藏，經林芝、昌都并以昌都為樞紐而分別通往今川、滇地區的道路就已經存在和繁榮，并成為連接和溝通今川、滇、藏三地古代文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通道。它不僅是衛藏與今川滇地區之間古代先民們遷移流動的一條重要通道，同時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間古代文明傳播和交流的重要孔道。從考古文化遺跡看，遠在4～5千年以前，昌都就出現了像卡若遺址這樣大型且時間延續極長的古人類聚落遺址。這說明至少在新石器時代晚期，昌都一帶以卡若文化為代表的古文化已相當繁榮。昌都之所以能如此早的時代就產生如此發達的古代文化，其原因正在于昌都是位于今川、滇、藏三地之間古代文明交流與傳播的一個重要孔道上。從卡若文化中，我們既可見到川西、滇西北地區原始文化的因素與特點，也可見到黃河上游地區馬家窯等原始文化的某些影響，同時亦能發現其自身的特點，說明卡若文化具有濃厚的復合文化特點，它并不是一個孤立發展的原始文化，而是與周鄰地區諸原始文化之間存在廣泛的聯系和交流。卡若文化的這一特點，正好說明當時的昌都一帶不僅是衛藏與今川、滇西部地區原始文化發生交流聯系的一個通道，同時也是各種原始文化因素傳播和薈萃的一個重要樞紐地區。

此外，在今川西高原的甘孜、阿壩自治州境內和滇西北橫斷山區一帶，發現了大量的石棺墓葬，俗稱“石棺葬”。這種石棺葬在岷江上游地區、雅礱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地區均有較為密集的分布。川、滇西部地區的石棺葬雖存在某些地方性差異，但其主要特征和文化面貌在總體上趨于一致，其時代則是從商周一直延續到東漢。值得注意的是，石棺葬不但在昌都地區的芒康、貢覺、昌都有發現，而且在林芝都普，山南隆子、錯那、乃東乃至喀則地區的仁布、薩迦等地也均有發現。學者們從石棺葬形制和出土器物上明顯發現西藏石棺葬同川、滇西部地區石棺葬之間存在密切的關聯性，特別是昌都和林芝一帶的石棺葬，基本上與川滇西部地區的石棺葬屬同一個文化系統。從分布上看，則更能說明問題。川滇西部是石棺葬最流行、最集中和發現數量最多的地區，而目前西藏所發現的石棺葬絕大多數集中分布在由川滇西部高原進入西藏的主要通道的沿線范圍。我們知道，從川滇西部高原越過金沙江、瀾滄江、怒江等，經昌都一林芝一山南一日喀則，這是古往今來由川滇西部進入衛藏的一個主要通道，也是最便捷、最易行走和最重要的路線。一般說來，古人選擇道路主要是沿河道而行。這條路線的絕大部分路段恰恰是河流所形成的天然通道。茶馬古道（亦即今滇藏公路和川藏公路沿線）就正好是沿著這一通道行進的。所以，由石棺葬可以證明，以昌都為樞紐的茶馬古道路線很早以來就是一條今藏、川、滇三地原始居民進行溝通往來的重要通道。這條通道被開通的歷史，從考古發現看，至少可上溯到距今約4～5千年前的新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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