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東盟進出口貿易總額對比(國家統計局數據2016年中國進出口最多的前十個省份是哪十個省份？)

級以及中國華南及印支國家的產業升級。因為在居于高階梯的國家中，已失去比較優勢的成熟過度產業或不適應本國變化了的條件(如工資上升、勞動力短缺或匯率變化等因素)的產業，需要向外轉移，尋求有利的投資場所。這必然會首先帶動產業結構相對落后的相鄰國家(地區)的產業升級。而后者的產業升級又給前者造成競爭壓力，反過來推動前者加快產業升級。這種互動互補的作用推動東亞各國(地區)產業結構的不斷提高。

而拉美則沒有出現這種狀況。雖然拉美是第三世界中唯一的除個別國家外均屬中等收入國家的區域，雖然拉美的工業在戰后也有了可觀的發展，然而產業結構并沒有明顯的逐步升級現象。拉美的現代產業部門的傳統產業部門的二元結構現象非常突出。拉美的大部分國家仍屬資源開發型的產業結構。過去歷史上形成的以一、兩種或少數幾種初級產品生產和出口為主的產業結構尚未根本改變，盡管其所占比重已有所下降，產業的多樣化也有所發展。譬如，委內瑞拉、墨西哥、哥倫比亞和厄瓜多爾的石油，秘魯的礦業，智利的銅，赤道兩側國家的咖啡，加勒比地區的香蕉等，仍然是左右各該國經濟形勢的關鍵部門。這是拉美經濟活力增強較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東亞國家(地區)內部資金積累率高，利用外資效益較好，而拉美自身資金積累率不高，利用外資也頗多失誤

東亞國家(地區)素有勤儉節約、精于聚斂財富的傳統。這些國家(地區)的積累率一般都較高。而拉美受西方消費主義的影響，超前消費傾向較普遍。因而，兩個地區的積累率顯然不同。據世界銀行的統計，1965、1970和1990年三個年份的國內儲蓄率東亞為22%、25%和35%，拉美為22%、20%和22%。東亞地區的高儲蓄率形成了高資金積累，從而保證了高投資率。如“四小”在80年代的儲蓄率都在30%以上。其中新加坡高達42.3%，因而其投資率也高達42%。而拉美地區較低的儲蓄率使其投資率也難以大幅度提高。拉美的投資率一般在20%上下，80年代還明顯下降。在80年代中期曾降到16%左右。

在利用外資方面，東亞對外開放程度遠遠超過拉美。由于東亞早在六、七十年代先后完成了向以出口為導向的外向型經濟轉變，利用外資的阻力較小，管理能力也較強。以“四小”為例，香港實行自由港的管理方式，對外國直接投資和外國銀行、外國金融機構基本上是敞開的，香港已形成亞洲的國際金融中心之一。新加坡制定了一系列鼓勵外國直接投資的法令，建立一套管理效率很高的管理機構，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特別鼓勵能帶來高新技術的外國投資。而把國內企業放在外資企業強烈競爭的環境中去鍛煉生存和發展能力。韓國利用外資方式以借債為主，適當引進外國直接投資。60年代以利用美援為主，70年代則以向國際金融機構和國際金融市場借款為主。韓國借債規模很大，1985年外債總額曾接近500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三大債務國。雖然在美國高利率政策背景下，償債負擔較重，但由于所借款項使用管理得當，80%以上用于進口資本貨和投資于面向出口的制造業和基礎設施，因而出口增長迅速，資金周轉較快，易于形成新的償債能力，沒有釀成債務危機。80年代以后注意了控制借債規模，增加外國直接投資在利用外資中的比重，保持了利用外資的良性循環。臺灣省是以借款和引進外僑直接投資并重。50年代主要是利用美援，60年代以引進僑、外直接投資為主，70年代為解決實施“十項建設”、“十二項建設”資金不足而大量借款。其借款和引進直接投資主要用于增強出口能力、引進先進技術和配合產業結構調整的需要，因而能較快地形成新的生產力，其償債能力也隨之增強。

拉美也是借款和引進直接投資兩種方式都采用，但是更側重于借款。從1961-1983年凈流入拉美地區的外國直接投資累計不到1000億美元，借入外國貸款的債務余額到1983年底已累計達3600億美元。拉美大量利用外資，在60和70年代對于彌補自身積累能力不足，促進經濟發展，確曾起過重要作用。然而由于理論思想上的偏頗，認為借款比引進直接投資較為有利于維護民族經濟的獨立性，以及受到70年代國際低利率的誘惑，錯誤地估計了國際利率的變動趨勢，借入了遠遠超出償債能力的巨額外債，種下了80年代爆發債務危機的禍根。除了借債規模失控和國際利率驟然升高等原因外，釀成債務危機的重要原因還在于拉美國家對外債使用的管理不當。有的國家將借款過多地用于周期長、收效慢的工程上，不能及時創造清償能力。有的國家用于非建設性支出，如支付軍事開支、彌補財政赤字，或用于金融投機活動，其自身不能創造償債能力。

(五)、東亞和拉美政府干預經濟的程度和方式不同，發揮市場機制作用也不同

東亞國家(地區)和拉美國家都是政府干預和市場調節相結合的市場經濟國家(地區)。但是政府干預的程度和方式很不相同。香港是干預程度最低的，一般稱不干預型或積極不干預型。它按自由港方式管理，但是遇到通貨膨脹、經濟蕭條、股市波動、出口遇阻時，政府還是要干預的。一般情況下，政府著重從基礎設施建設，制定法令和提供法律保障，社會福利保險等方面，為經濟發展創造條件。東亞其他國家基本上都是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國家。政府的主導作用表現在:1.政府制定長期或短期經濟發展計劃。雖然不是指令性計劃，政府也從投資、稅收、利率等方面采取配套措施和獎懲辦法，去促進計劃的實施；2.政府擁有一定數量的國營企業，以控制經濟命脈；3.國家控制大部分的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4.政府通過各種經濟杠桿指導市場經濟，推動經濟增長，預防和克服經濟不景氣，抑制通貨膨脹，改善投資環境，平衡國際收支；5.調解和處理勞資糾紛；6.打開對外經濟關系渠道，為企業的對外經濟交往服務等。以上政府的主導作用在所有國家(地區)都是不可缺少的。東亞與拉美不同之處在于東亞的政府干預程度從70年代初以后就呈減弱趨勢。因為外向型經濟的發展要求國內經濟按市場經濟的客觀規律運行，以利與世界市場的接軌。過多的行政干預容易引起市場扭曲，造成人為的失衡。而拉美國內市場的高度保護使政府行政干預難以削弱。許多國家長期實行高關稅、高匯率、嚴格的金融管制、企業和銀行國有化比重高，進出口貿易控制比較嚴格，所有這些都不利于發揮經濟潛力，直到80年代中期以后，經過經濟改革，才有較明顯的改變。其結果，東亞的市場經濟發育較為充分，而拉美的市場體系則很不完善，市場機制未能充分發揮作用。這就是為什么80年代拉美的經濟調整改革帶有轉型的特征，而顯得十分費勁。

(六)、其他因素的影響

東亞和拉美發展趨勢差異的影響因素是多樣和復雜的，還包含其他一些經濟與非經濟因素的影響。譬如，東亞比拉美政治局勢更為穩定。東亞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而儒家文化有其獨特的長處。東亞國家(地區)受前資本主義因素的牽制較小，香港、新加坡是城市和城市國家，沒有改造農村的重負；臺灣省和韓國戰后進行土改比較認真；東盟國家農村經濟也受前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束縛，但其經營方式以小農經濟為主，容易與市場經濟接軌。拉美農村落后的莊園制度不僅造成分配不合理，還造成大量土地荒蕪，資源浪費，而且拉美許多國家的政府對不合理的土地制度的改革，決心不大，進展緩慢，發展也很不平衡。顯然，前資本主義經濟關系是妨礙現代化進程的重要因素。其他影響因素還很多，不能一一贅述。

東亞和拉美作為兩個區域進行比較，可見明顯的差異，但每個區域內部各國情況也有不同。由于篇幅所限，在進行兩區域比較時，只能選擇其多數國家共有的特點加以對比。對于不同于本文敘述的少數國家情況，如智利和拉美多數國家不同，菲律賓、文萊和其他東盟國家也不同，就不可能再進行過細的分析了。

東亞和拉美在上述許多重要方面表現的差異，歸結起來，就是發展模式的不同。通過比較看出，東亞發展模式具有明顯的優勢。

國家統計局數據2016年中國進出口最多的前十個省份是哪十個省份？

從進出口總值看，排名前10的省份分別是廣東、江蘇、上海、浙江、北京、山東、福建、天津、遼寧、四川。除了中部的四川和東北部的遼寧各占一個席位，其他8省份均在東部。不僅是今年，自2014年以來每年進出口總值排名，發現廣東、江蘇、上海、浙江、北京、山東、福建、天津等省份也連續多年均是“座上賓”。

拓展資料：

一，廣東出口增速不高，主要是因為基數大廣東近年來注意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加強和提高自動化特別是機器人來解決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問題，也因此提高了我國的整體工業化水平。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貿易形勢，江蘇企業從‘規模擴張’向‘質效提升’持續轉換，外貿的增勢已經非常穩健。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高級經濟師徐迅說。 而對于排在第三位的上海來說，其“一帶一路”橋頭堡的作用正日益彰顯。今年上半年，上海與“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貿易額達3299億元，同比增長2.5%，占外貿進出口總額的26.4%。由此可見，廣東、江蘇和上海的數據基本都與“一帶一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袁鋼明分析說，“一帶一路”為東南沿海地區的出口貿易開辟了新的市場，加上東部地區本身就有開辟多元化新市場的需求和愿望，因此，通過“一帶一路”自然而然地把東部地區的出口優勢進一步挖掘出來了。

二，根據兩地海關統計數據顯示，2019年上半年，海南省外貿進出口455.6億元，同比增長45.6%，出口164.5億元，增長46%；進口291.1億元，增長45.4%；從上半年的情況來看。二季度海南外貿進出口均保持了增長態勢。 尤其是。

三，而湖南的外貿增長得益于民營企業進出口的快速發展：上半年湖南進出口總額1823億元，同期增長40.1%，民營企業進出口1339.9億元，增長56.4%，占全省進出口總額的73.5%。 此外，湖南對香港、歐盟、東盟的貿易均保持較高增長速度，對香港貿易額為273.5億元，增長64.1%；對歐盟和東盟的貿易額分別為271.3和248.9億元，分別增長62.3%、61.4%。9地增速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對比全國今年上半年平均增速3.9%的成績來看，在已經公開數據的19個省市區中，共有14個地區的增速快于全國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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