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中國古代邊境貿易(中國古代對外貿易發展原因)

是在古代世界，即使是在今天，也依然是中國魅力的象征，但它們在近代經濟中所發揮的作用卻大打折扣。那到底是什么讓中國傳統工藝的光芒在西方近代科技發展的情況下立刻被徹底掩蓋了？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中國傳統經濟是建立在自然經濟基礎上的，是一種內向型經濟，對外基本沒有依賴，體現出了巨大的出口優勢。正是這種“封閉”優勢，使它在古代社會能夠絕對勝出。也正是這種原因，進一步加深了它的封閉，使它隨著近代科技的崛起迅速敗落。

一

無論是中國的茶葉、東南亞的香料，還是美洲的煙草都是地域性的特產。中國是世界茶葉的原產地，千百年來，中國茶葉是世界茶葉消費市場的最主要來源。早在南北朝時期，中國的茶葉就已經開始外銷，“五世紀后期，土耳其人至蒙古邊境，以物易茶，首肇其端”。此后周邊國家開始從中國進口茶葉，但數量較小。隨著15、16世紀地理大發現，西方人逐漸了解東方。據說，由于西方人的飲食習慣，導致茶葉在西方廣受歡迎，開始癡迷中國的茶葉，直到17世紀，茶葉成為中外貿易的重要商品。到18世紀，茶葉占據了對外貿易的主導地位，據主要茶葉輸入國家的推算，18世紀中國對外輸出的茶葉達8889241擔以上，19世紀的前40年，就達到了1500萬擔。

由于茶葉的特殊作用和它所帶來的巨大利益，西方國家在對待中國茶葉方面采取相互競爭的態度，主要表現在英國和荷蘭，1776年英國運出3402415噸茶葉，占總輸出量的20.9%，荷蘭遂運出4923700噸，占總量的30.3%。但其后，英國逐漸增加運輸船隊的規模，到了1791年，英國的運茶量達到22369620噸，比重高達88%，幾乎把荷蘭擠出了中國市場。但隨后，荷蘭專心發展爪哇茶，進行對抗。經分析推算，18世紀，荷蘭從中國運出茶葉大約178萬擔，英國大約運出400萬擔，其他各國大約800萬擔左右。這么大規模的輸出給中國賺入了大約1.2～1.3億兩的白銀。

茶葉剛傳入歐洲的時候，被當做稀罕之物，價格十分昂貴。17世紀的歐洲茶葉市場，每磅需銀100元；1657 年，英國最早的茶商托巴斯・卡洛韋（Thomas Garraway）出售的茶葉，每磅價格為6～10英鎊。政府對茶葉按照奢侈品課稅，每加侖納稅6便士，“光榮革命”以后，1689年修改《液量稅法》，茶價才隨之下降。但直到18世紀20年代開始，英國幾次下調茶價，達到1磅茶葉8先令，茶葉才真正走向普通百姓，但茶的消費量也大增。不僅英國，美國、法國等國家茶價市場也出現過巨大的調整，調整的結果是導致中國“茶葉價格因需求的關系而陡漲”。

在古代各國聯系不發達的情況下，茶葉這類依靠自然優勢而獲得青睞的產品，必然取得了無可比擬的“專利”地位。正是它的專有和被需求，導致產出國在古代世界貿易中獲得了一定的支配地位，這種支配在物質方面的表現也就是賺進了大量的白銀。而且土壤這種先天的優勢是不可能偷盜的，尤其在科技不發達的情況下還是難以復制的。因此古代社會彼此之間的隔絕、封閉，茶葉生產的這種專利優勢也還能發揮一定的效能。但受到茶葉利益的巨大刺激，其他各國也紛紛發展本國的制茶業，并不斷地沖擊著中國的茶業。

在封建制度下，茶葉經營的表面繁榮掩蓋了厘稅過重、粗制濫造、剝削加重等問題。雖然有識之士有所注意，如《申報》就不止一次指出，印度茶制作精細，質量高，日后必將成為華茶的勁敵，或導致“中國茶生意日廢矣”，但并未得到重視。直到1886年茶葉出口的高峰到來，也就到了總危機爆發的邊緣。其實早在70年代，漢口、上海各地的茶商，對華茶的采購就采取非常審慎的態度，中國茶葉出現了滯銷的狀況。受各種因素的影響，各種茶價不斷下跌，華茶的價錢必然受到影響，茶葉的出口總值也不斷呈下降趨勢。茶葉行業的衰落首先從茶商開始，“二十年來，以業茶起家者，十僅一二；以業茶破產者，十有八九”。隨之而來，茶農的生活也困苦不堪，大規模棄茶他圖，昔日著名的茶區，已經呈現出一幅凄涼景象。

此時，印度、錫蘭、日本茶卻迅猛發展，尤其是印錫茶成為華茶的勁敵。遲至18世紀90年代，印度的茶業已逐漸實現了機械化，提高生產率，降低成本，而且所制之茶“味尤加美”。1890年，印度茶出口超過1億磅，超過中國茶出口的1倍還要多。錫蘭茶的發展雖然起步晚，但速度極快，僅1880年，茶園面積就比1875年增加了13倍，并實現了機械化，首先進軍英國市場，逐漸與華茶抗衡。日本綠茶的擴張以及占領臺灣后的生產的烏龍茶、包種茶也進一步威脅了中國茶的地位。1874～1875年，日本輸入美國的綠茶，首次壓倒中國綠茶的輸入量，并且輸出量逐年增加，到了1886年以后，每年的輸出量基本保持在30萬擔左右。隨后而來的爪哇在茶葉生產出口領域奮起直追，到了20世紀初，成為世界第四大茶葉輸出國，并于1915年突破億萬磅，1918年，位列中國之上。 隨著近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斷興起，古老的封建帝國江河日下，仰仗于“封閉”優勢而盲目自大，為了避禍甚至閉關鎖國，逐漸遠離了世界大市場。《明神宗萬歷會典》規定：“凡將緞匹、袖、絹、絲、綿私出夕晚貨賣及下海者，杖一百；挑擔載貨之人減一等，貨物船只并入官。”清朝由于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為防范沿海的反清勢力，1655年下令“沿海省份應行嚴禁，毋許片帆入海，違者立置重典。”與世界發展趨勢脫節，被時代遠遠地拋在后面。與此同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迎來了工業文明，生產方式和社會生活都在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的瓷器和絲織品及其技術也就逐漸喪失了在世界上的領先地位。

三

依靠自然“專利”和封閉優勢雖然獲得了巨大的收益，使傳統中國在世界貿易中占據優勢地位，并且在今天中國經濟崛起的前提下，得到世人的關注，為人稱道。但是由于這些產品自身的巨大局限性，所以只適合存在于古代社會封閉的環境中，而且這種發展模式本身也并不能夠完全說明出口國的先進性。尤其隨著世界各國的聯系不斷加強，傳統技術外傳并先后被超越，而自身對傳統的產品的分散經營模式，以及技術革新較差等因素，導致這些產品的封閉壟斷地位喪失；加之中國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對商業的不重視以及只賣不買的傳統觀念的限制，國際貿易商品結構的變化，也使初級產品優勢地位逐漸喪失，近代科技不斷發展，中國的初級產品自然也就被逐漸邊緣化了。因此，在近代科技繁榮的條件下，要想謀求自身的發展，絕對不能以此作為“制勝法寶”，而是要努力掌握核心科技，努力爭取進駐世界科技的中心地位。

中國古代對外貿易的形式

比如在邊境與游牧民族間的茶馬互市，由日本、朝鮮等鄰國派使臣來進行的貢賦貿易。暫時想到這兩個。

我國古代對外貿易不以盈利為主，而以加強友好往來，交流經濟文化為主要目的。路線是以早期的陸路為主，變為以水路為主，從以北方內地城市為中心變為以東南沿海為中心。這種變化，是我國經濟重心改變的反映，也與科學技術的發展有關，使外貿范圍更大。

古代中國內地與邊疆經貿往來主要有哪些形式？

互市也是古代中國內地與邊疆經貿往來的重要渠道，這是政府控制之下的貿易。這種貿易上起秦漢，下至明清，既發生在中原王朝或政權與邊疆民族政權之間，也存在于邊疆地區的部族、政權之間，一般由雙方議定在轄區交界地點設立市場，宋代稱這種市場為榷場，由雙方派官吏管理。

中原王朝、政權與邊疆政權、部族進行互市時，往往具有政治和經濟的雙重目的，首先具有政治上的意圖，力圖通過互市強化與邊疆民族、政權的聯系，開通互市以顯示“中原天子”的“恩德”，停止互市以表明對不“忠順”的首領的制裁；同時，經濟上則希望互通有無、繁榮內地經濟，內地商人、邊疆地方官、百姓更看重這一層的作用，因為互市有利于邊疆的發展，商人可以賺錢、官員可以出政績、百姓可以交換物品，一旦實行制裁就往往與對抗、戰爭相伴，更是商人、百姓所不愿看到的。

漢朝與邊疆民族、政權的互市長期進行，特別是與南越、匈奴之間。嶺南地區在秦代設置郡縣，與內地的經濟往來比以前要頻繁得多，秦末趙佗建南越，與內地的互市仍然存在，公元前196年漢朝授予趙佗璽綬，趙佗稱臣，雙方又劃定邊界，交界地區的貿易也有所發展，雙方主要進行金器、鐵器、農具、馬、牛、羊的交易。公元前183年，漢廷下令禁止與南越的貿易，又有傳言講趙佗在北方的祖墳被挖、兄弟被抓，趙佗便稱帝反漢，漢廷則增兵嶺南。文帝即位后改對抗為安撫，趙佗自去帝號向漢稱臣，交界地區的貿易又恢復正常。公元前111年，漢武帝發兵滅南越，嶺南之地回到漢朝直接統治之下，與內地的經貿往來更加密切。

隋唐以后，互市依然是內地與邊疆經貿往來的重要渠道，如隋朝初年曾與突厥長期戰爭，這對內地與邊疆的經濟往來產生了不利影響，等到隋軍擊敗沙缽可汗的攻勢，突厥各部先后對隋稱臣，594年他們獻上大量的馬、牛、羊，隋朝才答應在沿邊地區恢復互市。元、明、清時期，內地與邊疆的互市有了更大的發展，而且在官方控制的“官市”結束后，允許民間進行“私市”。比如明朝時期，準許土默特鄂爾多斯等部與中原交界的地區每月在適當地點開設月市；又在遼寧義州(今遼寧義縣)開設木市，用內地的糧食、生活用品換取蒙古地區的木材。

“茶馬貿易”在明朝時尤其突出。從明朝初年起，由于藏族聚居區需要從內地輸入大量茶葉，而明朝又需要從那里購買大量的馬匹，就采取了政府壟斷的方式開展“茶馬”貿易。明朝在陜西、四川地區收貯漢中茶、巴茶，后來又從湖廣收貯茶葉，專門用于“茶馬貿易”。明朝在今天甘肅、四川、青海的天水、臨夏、臨潭、雅安、松藩、西寧等地設立茶市，設茶馬司統一管理與藏族的茶馬互市。為確保購買到足夠的馬匹，明朝禁止販運私茶，嚴禁內地商人到藏族地區收購馬匹，也禁止藏族商人到內地購買茶葉，如發現漢地商人販運私茶出境者和關隘失職者，一律凌遲處死。在互市時，馬以上、中、下和年齒論價，茶葉則分為上、中等，并禁止劣質茶葉輸出，以免影響馬匹的輸入。茶與馬的比價由明朝規定，各時期、各地方的比價有所差異，主要隨供需形勢而定，比如明朝初年，雅州(今四川雅安)的茶多馬少，就規定1匹馬給1800斤茶葉，而河州(今甘肅臨夏)等地的茶少馬多，就規定上馬40斤、中馬30斤、下馬20斤。“土木之變”后，明朝戰馬損失很大，由于急需馬匹，就提高了比價，規定上馬100斤、中馬80斤。另外，明朝還曾用鹽、絹、布、牛、銀等換馬，并規定了比價。

在北方，明朝還在指定地點開設馬市，與蒙古各部和女真進行以馬為主要商品的互市。每年開市一兩次，按品種、等級定出牲畜的價格，明朝或者用銀、鈔收購馬匹，或者用綢緞、布匹、鐵器、茶葉和其他生活用品折價換馬。這種馬市稱為官市，明朝派官員進行管理，駐軍維持秩序，各部的首領也派人到市場上監督、管理自己的部屬和商品。如果互市順利，明朝官員就在結束后設宴招待邊疆各部的主管頭領，以明朝朝廷的名義給予“賞賜”——市賞。如果對方在互市時有敵對行動，或者擾亂市場，明朝就用不發市賞甚至是停止馬市的手段加以制裁。

明朝將互市中得到的騸馬送到邊關用于作戰，或者發往各都司衛所進行訓練，而母馬、馬駒和尚未調撥走的都送到苑馬寺飼養。明朝設了許多養馬的處所，如陜西和甘肅都有苑馬寺、行太仆寺。應當說，茶馬貿易不僅僅使明朝獲得了大量的戰馬，而且達到了雙贏的效果，邊疆的蒙古、女真、藏族等地區獲得所需的鹽、茶葉、鐵器等物資，促進了內地與邊疆的農牧業、副業等的共同發展，對邊疆開發更具有積極意義。

在統一王朝時期，互市促進了內地與邊疆經貿往來，有利于邊疆的發展，在多個政權分立對峙時期也是如此。這在宋遼夏金時期頗為突出。為開展互市，宋、遼在交界地區設立榷場，遼的榷場設在涿州(治今河北涿州市)、朔州(今山西朔州市)等地，宋設在雄州、霸州、安肅軍(今河北徐水縣)、廣信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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