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中國古代海外貿易發展變化原因(中國古代的對外交通發生變化的原因是什么)

是東亞國家和民族中最先進的，文明發展程度在所知世界范圍內沒有匹敵，古代中國人的自我中心意識特別強烈，形成了完整系統的“華夷”觀念及與之相關聯的一整套處理自己與外部世界關系的方式和準則。中國地處東北亞洲，東面和東南面是浩瀚無際的太平洋，北面是廣袤無垠的茫茫草原和荒漠，西面和西南面是海拔高度位列世界之最、難以逾越的雪域高原或莽莽叢林的熱帶瘴癘地區。處在這樣一個四周都有天然屏障阻隔的地理環境之中，古代中華文明與世界其他地區文明的相互了解和交往自然要受到極大的限制。可以說，越往古代，中國人對“世界”的認識就越局限在上述地理界限以內；對這以外的地區，雖然也逐漸有所了解，但那多是間接的，因而也是模糊的、不清晰的。而在界限以內，從秦長城以南的中原農耕地區發展起來的華夏/漢民族文明很早就輝煌燦爛并確立了對周邊民族的優越地位。在這種情況下，將華夏與周邊其他民族相區別，以華夏為尊的“華夷”觀念也就自然而然地產生出來。“華夷”觀念遠在周代已經形成，秦漢以后，隨著封建大一統帝國的建立和儒家正統思想統治地位的確立，就更加定型化并成為指導中國處理與周邊國家和民族關系的準則。在傳統的“華夷”觀念中，“禮義教化之邦”的中國是世界的中心，是“天朝上國”，中華皇帝作為“天子”恭承天命統治“天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中華皇帝直接統治的地區以外，則為“蠻夷”之地，其文明開化程度不能與天朝相提并論。但是，中華皇帝“德被四海”，向往教化的“蠻夷”愿與中國來往的，天朝從來都愿意接納并與之建立起宗藩臣屬關系。中華皇帝向它們冊封使其獲得對它們自己那塊土地的合法統治權，它們則要向中華皇帝進貢以示臣服。古代中國皇帝對世界政治秩序的最高理想，就是建立起自己為天下共主，四海外夷賓服，“萬方來朝”的天下大一統局面。

“華夷”觀念中以中國為尊、天下一統的思想，在封建前期國勢強盛的時代，例如漢、唐時期，曾經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的對外開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擴大對外交往能夠充分滿足統治者“天朝上國”的心理優越感，因之也就有了張騫通西域、唐盛世敞開胸懷歡迎世界各地陸、海來客的開放時期。明初永樂、宣德時派遣大規模的鄭和遠洋船隊七下西洋，主要也是出于對外宣示大國聲威，展現中國天子“統馭萬國”、“四海一家”的盛世圖景。

然而，“華夷”觀念在本質上并不是外向的、進取的。“華夷”觀念固然強調華夏為尊、天下一統，卻并不主張對外擴張，而是主張“為國以禮”，用榜樣的力量“德”被天下，即所謂“君臨區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強，四夷自服”（注：《貞觀政要》卷9。）。“華夷”觀念區分中華與外夷，著重點是在維護中國自己內部的統治秩序。正因如此，傳統的“華夷”觀念在強調華夏為尊、天下一統的同時，還要求“嚴華夷之防”。在中國封建統治者看來，中國作為禮義教化之邦的內部統治秩序，即基于儒家傳統的綱常名教及君臣、父子、夫妻、貴賤等一整套宗法封建等級制度和禮儀風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這些是未受教化的外夷所不具有的。因此，在中、外之間劃分一條明確的界限，以避免中國內部的統治秩序受到外夷的影響，是絕對必要、萬萬不可含糊的。外夷只有在“傾心向化”，遵守中國風俗禮儀的情況下才會受到中國的歡迎、禮遇和優待；若不遵教化，無視或挑戰中國的風俗禮儀，那就是不開化的野蠻人，理所當然地應該被拒之門外。“嚴華夷之防”，是中國封建統治者在對外交往中一以貫之遵循的準則，在封建后期表現得尤為突出。正是在“嚴華夷之防”思想的指導下，明代在一個很長的時間內幾乎把全部的對外貿易活動都置于政府統制的朝貢貿易體系之下，視一切中外民間交往和私市為非法；后期雖然允許民間海上貿易，也仍然有種種限制。清前期，由于外部形勢的變化，對“華夷之防”更強調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這一時期，西方國家與中國的交往漸多，其所代表的另一種不同質的文化在炮艦武力的護衛下如潮而來，頻頻扣門，而這種文化，至少在“奇技淫巧”方面不次于中國甚至更有過之。在這種形勢下，清朝統治者的華夏文明優越感就又同一種對異質的西方文明的本能恐懼和防范心理交織、揉和在一起，由是較之前代更加強調“嚴華夷之防”，千方百計限制對外交往。這一時期，清王朝在對外交往中尤其注重對中華體制的維護。無論是康熙皇帝與羅馬教廷關于是否允許中國教徒遵循傳統的敬天、祀孔、祭祖的禮儀之爭，還是乾隆、嘉慶時期頑固地把英國先后派遣的馬戛爾尼和阿美士德兩個通商使團當作“貢使”，要求他們遵守中國制度向皇帝行跪拜禮，否則不予接待，目的都是要維護天朝的“法度”和“規矩”，是“嚴華夷之防”政策的具體體現，充分顯露出這一時期對外政策的內向和保守主義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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