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中國古代對外貿易史讀書報告(語言與文化的讀后感)

系編：《中國傳統文化的再估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68頁。）

總之，近代的上海是一個神奇的經濟中心和消費魔都。這種神奇不僅體現于上海經濟的飛速發展，使一個以往不甚起眼的小縣城一躍成為遠東巨埠的大上海，同時，它又是一個無奇不有、光怪陸離的萬花筒，既使人驚訝贊嘆，又受人指責攻擊。盡管如此，上海仍以其強大的神奇魔力，吸引著全國各地乃至西方各國一批又一批的新移民。

需要指出的是，在近代中國消費方式變革的過程中，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的趨向：

一是趨新趕時髦。這實際上也是近代中國商業文化的一個明顯特征。消費方式變化中表現出的這種傾向，顯然是受到商業文化的影響。例如在商業發達的上海，各業商人無不以種種標新立異和趕時髦的方式，千方百計引導人們加入消費新潮流，以便從中獲取厚利。當時的社會風氣，也推崇各種時髦之舉。19世紀末的《申報》曾發表文章對這種盲目趨新趕時髦的風氣予以批評：“此邦之人鈕于時尚，惟時之從，一若非時不可以為人，非極時不足以勝人。于是妓女則曰時髦，梨園競尚時調，閨閣均效時裝，甚至握管文人亦各改頭易面，口談時務以欺世子。”（注：《申報》1897年7月14日。）受其影響，追趕時髦的消費方式與習俗也日益突出。近代上海的風氣即時時變更，以至“三數年間，往往有如隔代”。特別是“有客籍之人旅游過此者，謂之較之兩三年前街市有不同焉，以滬上求時新，其風氣較別處為早，其交易較別處為便。而不知在土著之人觀之，則凡諸不同者，不待兩三年也，有一歲而已變者焉，有數月而即變者焉”（注：《申報》1897年7月14日。）。類似的現象并不僅僅發生于上海，在其他許多城市中也大都如此，只是變化的程度和速度不及上海，其原因則是其他地區商業貿易的發展也遠遠不及上海。

二是日益將消費與社交或交易聯在了一起。在傳統社會中，除了交友和增進感情聯絡之外，消費一般都是單純的消閑享受性活動，其方式也比較簡單。而在近代，消費的目的則日趨多樣化，有的是為了從事一般社交活動，但應酬拉關系也成為其中非常重要的目的之一。尤其是對商人而言，所謂社交實際上也是為了建立人際關系網，了解各地行情，廣泛招攬生意。正因為如此，消費變得更加奢侈豪華，而且方式也五花八門。包括到煙店開煙燈，上茶樓打茶圍，赴酒樓設宴叫局，上妓院吃花酒，進賭場碰和賭牌，以及到戲場看戲和在書場聽書等，都成為非常時新的消費方式。只要能達到目的，不惜耗費巨資。近代上海報界文人包天笑曾說：“上海那時的風氣，以吃花酒為交際之方，有許多寓公名流，多流連于此。”（注：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香港大華出版社1971年，第359頁。）《滬江商業市景詞》也描述道：“各行貿易待評量，借作茶樓聚會場。每至午申人畢聚，成盤出貨約期忙。”無論是社交還是交易，一旦與侈奢豪華的消費聯在了一起，即大多帶有某種功利色彩，而不再是單純的情感互助行為。有的甚至是出于欺詐目的，通過交際酬酢謀取不義之財。

三是盲目崇洋和講求虛榮。隨著西方文化的輸入和消費方式的變化，傳統的習俗受到猛烈沖擊，中國人在生活方式和日常消費等方面，盲目崇洋和講求虛榮的傾向日益明顯。特別是在青年闊少中，崇洋心理十分盛行，“他們看著外國事，不論是非美惡，沒有一樣不好的；看著自己的國里，沒有一點是好的，所以學外國人惟恐不像”（注：《大公報》1903年4月17日。）。當時曾有人作詞諷剌這種盲目崇洋的行為：“洋帽洋衣洋式樣，短胡兩撇口邊開，平生第一傷心事，碧眼生成學不來。”在交際酬酢日趨盛行的風氣之下，講面子、圖虛榮的消費性格也隨之產生。從當時的生活水平看，侈奢的消費畢竟只有少數富裕者能夠承受，但那些并不富裕者為了虛榮，也常常擺闊氣，穿時髦西裝，出入酒樓妓院，而實際上是“外若繁華，中多拮據，外似有余，中多不足。”“今年之受債主逼辱者，皆昔日揚揚得意目為闊少者也”；“今之被錦繡而乘車馬，飫梁肉而炫珍奇者，皆家無擔石儲者也。至于冠婚喪祭其素豐者，既動費不貲，其素歉者亦恥居人后，豈知爭一時之體面而費數載之補苴，甚非計之得者乎旨哉？”這種現象的出現，與當時流行的商業化、功利化社會風氣有著密切關系。由于“風俗日漓，見有高車駟馬美食鮮衣之客人皆敬羨，即日事借貸人亦常能應之。若布衣粗食徒步獨行之人，雖品行端方，文章華美，人亦望望然去之矣”（注：《申報》1876年5月22日。）。在這樣扭曲的社會風氣之下，迫使許多人都不得不講求表面上的虛榮。

四是打破了以往在消費領域中的等級尊卑觀念。在中國傳統的封建社會中，尊卑有別，等級森嚴，這種現象即使是在消費領域中也多有體現。例如服飾、器皿等被視為社會等級標志的高檔次消費品，過去一般都是王公貴族、宦官士紳享用，普通民眾則無法染指。如果冒然使用就會被認為是僭越，引起封建貴族的強烈不滿和譴責，甚至帶來不測之禍。到了近代，由于工商貿易的發展和觀念意識的變化，消費已逐漸成為大眾的消費，傳統的消費等級觀念也被打破，消費中所受到的唯一限制是金錢，只要有了錢就可以享受一切。過去，“商賈不衣錦，中產家婦女無金珠羅綺，士大夫一筵之費不過一、二千錢”，現在，“無論士庶輿臺，但力所能為，衣服宴飲，越次犯分不為怪”，“向時緞衣貂帽，例非紳士不得僭，今則輿臺胥吏亦有服之。一切器用必用紅木、楠、梨等。尋常燕［飲］享，無海錯山珍，群以為恥”（注：黃葦、夏林根編：《近代上海地區方志經濟史料選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46頁。）。特別是工商業比較發達的地區，這種變化更為突出。例如上海灘上“幾至無人不綢，無人不緞”，“優伶娼妓之服金繡者亦幾視為尋常”；出門乘轎原本是達官貴人的特權，現在則“不分貴賤，出必乘輿”，“有轎役之身分超乎轎中之人者，殊可駭也”。此時，從消費方式中，已難以分辨出等級尊卑，形成了“等威不能辨，貴賤不能別”的新局面。清末上海竹枝詞曾描述說：“高車駟馬過通衢，誰識當年舊博徒，冠履于今真倒置，縉紳家世半屠潔。”對于這種現象，道學之士大為恐慌，他們驚嘆當時的社會“凡事任意潛越，各處皆然，滬上尤甚”，并諷刺那些僭越之人“體制之不諳，禮節之不聞……更不知冠裳為何物，妄人妄服，求欲列于縉紳之間”（注：參見樂正《近代上海人社會心態(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2頁。）。盡管道學之士竭力反對，但這種變化仍以無可阻擋之勢繼續向前發展。

綜上所述，近代中國消費方式的變革，雖伴隨著許多消極的負面因素，并且產生了種種不良影響，但從另一方面看，這一變化也有其積極的作用，特別是對促進工商業的進一步發展具有不容忽視的影響。眾所周知，消費水平的提高與工商業的發展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二者相輔相成，互為因果也互相促進。一方面，工商業的不斷發展將提高人們的消費水平，改善人們的生活狀況，也改變整個社會的消費習俗；另一方面，消費需求的迅速增加與擴大，也會刺激工商業在原有基礎上的進一步發展。因此，對近代中國消費方式的變革需要從多方面予以客觀的認識與分析。

此外，近代新型商業文化的形成，對人們消費方式的變革所產生的重要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作為商業文化載體的商品，具有強大的活力和影響力，它在改變人們消費習俗的過程中發揮著相當深刻的影響。陳旭麓先生論及近代上海的發展變化時，即曾強調五光十色的商品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消費習俗乃至整個固有文化。他指出：“其實說怪也不怪，這是商品在改善人們的面貌，在熔解中國的固有文化。”（注：陳旭麓：《論“海派”》，載復旦大學歷史系編：《中國傳統文化的再估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68頁。）從實際情況看，商業文化也確實推動了近代消費方式的變革。人們衣食住行的變化，甚或某一時期流行某種款式或消費習俗，大多是由新的商品起先導作用。這稱得上是商業文化的另一種重要功能與作用。

粵語和中國古代“普通話”——雅言的演變發展關系？

一、粵語保存著我國最早的“普通話”

討論粵語的形成地，首先要弄清粵語從何而來。有人以為粵語來源于古代嶺南“百越”語言，這不合乎事實。粵語確實保存著某些古代嶺南“百越”語言的因素，但它的主要來源，則是古代中原一帶的“雅言”。

雅言的基礎是以黃帝為首的華夏部落聯盟使用的原始華夏語。到了周朝，便發展成為中原一帶的民族共同語，可以說是我國最早的“普通話”。春秋戰國時期，官方交往，文人講學，祭祀活動，都使用雅言。孔子就說過：“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秦朝征服“百越”之地，征發原六國的逃亡者以及贅婿、賈人到嶺南作“墾卒”。這些墾卒“來自五湖四海”，互相交際必須使用雅言。但由于墾卒獨自屯田，因此他們的語言只在屯內通行，并未在整個嶺南地區傳播。直至趙佗建立南越國時，也采用百越土著的服飾和生活習俗，講百越土著的語言。可見雅言并未在嶺南通行，只是出現了少數面積很小的“雅言島”。

雅言在嶺南傳播，始于西漢平南越國之后。漢武帝設“交趾刺史部”監察各郡，東漢撤交趾刺史部設置交州，交趾刺史部和交州都是漢人政權，官方交際必須講雅言。交趾刺史部和交州的治所大部分時間設在廣信（今封開和梧州），雅言就首先在廣信使用。廣信又是嶺南早期的商貿重鎮。漢武帝派使者從徐聞、合浦出發，開通了海上絲綢之路，以絲綢、瓷器、金屬器具、雜繒等購回明珠、璧琉璃、奇石等海外奇珍，經南流江—北流江和鑒江— 南江兩條貿易通道輸入廣信，再經賀江—瀟水輸往中原。中原傳入的雅言通過商貿活動而逐步通行于這一帶。

廣信還是嶺南早期的文化中心。東漢時期，一大批文人學者以這里為陣地，開展文化活動，設館客授生徒。其中最突出的是經學家陳元和士燮。陳元被譽為“嶺海儒宗”，晚年回廣信辦學，成為嶺南文化的先驅者之一。士燮擔任交趾郡太守40多年，還一度“董督七郡”，不少中原文人慕其名前來依附，他們來往于交趾、廣信等地，以講學為業。這些文人在傳播中原漢文化時所使用的，當然是有漢字作為紀錄符號的雅言。土著居民在學習漢文化和漢字之時，也就學習了雅言。這些土著居民的語言本來千差萬別，互相無法通話，又沒有文字，因此除了跟漢人交往時使用雅言之外，部落之間交往也不約而同地借助雅言。這麼一來，雅言便成為各土著部落的共同語，就像春秋戰國時各諸侯國交往都使用雅言一樣，形成雙語制，在自己部落內使用自己的母語，對外交往則使用雅言。同時，古百越語言中一些因素，也就為漢族移民的語言所吸收，從而逐漸形成為漢語的一支方言——粵語。

粵語形成之初，跟中原漢語差異并不明顯。到晉朝以后，先有“五胡亂華”，接下來便是長達270余年的南北分治。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對那里的文化和語言帶來巨大的沖擊，從周朝以來一直作為民族共同語的雅言逐漸消失。在這一時期，嶺南地區保持較為穩定的局面，由中原雅言演變而成的粵語沒有發生中原漢語那樣的變化，一直保持著原來的音系。正如李如龍教授所說：“中古之塞擦音聲母的分化，鼻音韻尾的合流，塞音韻尾的弱化和脫落、濁上歸去、入派三聲這些在許多方言普遍發生的變化都被粵方言拒絕了。”（《方言與文化的宏觀研究》）因此，雅言在今天的北方和中原已經蕩然無存，它的大量因素卻保存于今天的粵語。

二、封開粵語的全濁塞音：早期粵語活化石

粵語保存著古代雅言的大量因素，可以通過粵語與《切韻》音系的對照證實。《切韻》是我國最早一部音韻學著作，成書與隋朝初年，所記錄的是南北朝時期讀書人的音系，也就是晚期雅言的音系。以《切韻》音系跟今天漢語七大方言進行對照，可以看出，保存這個音系最多最完整的是粵語。以古代的入聲為例，北方的漢語方言由于受游牧民族語言影響，塞音韻尾普遍脫離，因此，現在這一帶的人們完全不知道入聲是怎麼一回事。其他漢語方言雖然保存一些入聲，卻不完整。粵語由于拒絕了“入派三聲”這一變化規律，所以保存著古代的全套入聲，同鼻音韻尾整齊對應。同時，粵語有9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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