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中國與日本貿易產品結構差異性分析(中美貿易逆差產生原因)

p> 2．中國已成為日本企業海外投資首選地

據日本貿易振興會對日本2567家企業進行的"為迎接21世紀日本企業海外直接投資戰略的現狀和前景"的調查顯示：2002年-2004年將增加海外直接投資的企業占49

1%

日本經產省今年2月公布了一項關于日本企業向海外轉移生產的調查報告

其結果顯示，平均每7家制造業企業中有1家在過去數年間向海外轉移生產，轉移的地區近80％在亞洲，其中40％的企業選擇了中國

調查同時表明，日本企業向海外轉移生產中占80％的是勞動密集型的組裝和加工業；另一部分是子公司或零部件生產廠家，為在當地進行組裝加工的母公司或為相關客戶提供配套產品和散裝零部件

日本的研究開發部門向亞洲地區轉移的幾乎沒有

這說明，日本近年來向國外特別是向中國轉移生產和投資是正常的市場性行為，以便降低勞動成本和交易成本

近年來日本的國際競爭力有所下降，這與其國內市場開放程度較低，生產成本過高有關

而日本制造業向境外轉移包括向中國轉移的主要目的是進行國內的產業結構調整，提高本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中美的服務業經貿關系在中美雙邊貿易關系中,服務貿易所占的比重大大低于商品貿易所占的比重,其年均增長率為8%,也大大低于商品貿易年均17

5%的增長率

在這一領域中,美國對中國處于絕對的優勢和完全的順差地位,1996年美國對華服務貿易順差達10億美元,僅美國影片每年就在中國市場獲得5億元人民幣的收入

中國“入世”后,由于中國承諾開放的新市場主要集中在服務領域,中美雙邊的服務貿易必定會獲得更大的發展,并成為中美經貿關系中的新支點

具體表現為:1

服務貿易額將會大幅上漲

由于美國對技術出口的限制和我國對眾多服務業的嚴格管制,中美雙邊服務貿易額一直較低,增長速度也不高

中國“入世”后,各種限制措施必將放松和逐步消除,加之,隨著中美經貿關系的日益密切和商品貿易的快速增長,也必然會帶動與商品貿易相關的服務貿易的增長,從而共同推動中美雙邊服務貿易額的迅速增長

2

中美服務貿易的領域將大大拓寬

目前,中美服務貿易主要局限在旅游、勞務輸出、技術許可等幾個有限的領域

“入世”后,中國承諾將開放通訊、保險、銀行、證券、分銷、專業服務、房地產、交通運輸和影視等30多個行業,基本上涉及到了服務業的所有部門,這無疑將會極大地拓寬中美服務貿易的合作領域

3

美國對中國服務貿易的順差將可能急劇擴大

美國是一個服務業高度發達的國家,據世界銀行《世界發展報告1999/2000》提供的數據,1998年美國的服務業產值在其ＧＤＰ中的比重高達71%,而中國的服務業發展水平則大大滯后,1998年我國的服務業產值只占ＧＤＰ的33%

而且,美國服務業的科技水平、管理水平和經營規模都遠遠高于我國,相比而言,美國服務業的競爭力占壓倒性優勢

同時,從中美達成的關于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雙邊協定看,主要是我國承諾“入世”后將大量取消或放松服務業中的管制措施

這將使美國的服務業全面擴大對中國的服務出口,使業已存在的順差額進一步擴大

我國出口商品結構？我們作業阿，幫忙 。

出口商品結構是指有形的出口商品和無形的出口商品(服務)在出口中所占的比例.僅就有形的商品而言,則是指物質形態上和功能形態上不同類別、檔次、花色品種的商品(按國際貿易標準分類)在整個商品出口中所占的比例.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世界貿易商品結構向高科技、服務和"綠色產品"方向傾斜.短短的20年,我國的出口商品結構躍上了一個新的臺階,但是,我們更應清醒的看到,我國目前出口商品結構中所存在的問題,是與國際市場上需求結構的變化相比較而顯現出來的,也是跟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出口商品結構相比較而顯現出來的.國際市場需求的變化趨勢和我國出口貿易的穩定增長,將我國抓緊時間提高出口商品結構的緊迫性提到了面前.因此我們只有認清形勢,及時調整、優化和改善我們自身的出口商品結構,才能不斷提高我國出口產業、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也才能確保我國的外貿出口不斷地發展.

國際貿易理論是國際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開放條件下的微觀經濟學，國際貿易理論主要研究商品和服務在各國之間的交換，研究國際商品交換的原因、結果，以及相關的政策。國際貿易理論的研究范圍也包括生產要素的國際流動和技術知識的國際傳遞。生產要素和技術知識一方面作為某種特殊商品有其本身的國際市場，另一方面作為要素投入對商品和服務的生產起著重要作用。國際貿易理論還研究經濟增長、技術變動與貿易的相互影響，從動態上分析國際貿易變動的原因與結果。

從經濟學說史上看，國際貿易理論可追溯到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的重商主義學說。斯密和李嘉圖的貿易理論中，勞動是唯一的生產要素，生產技術是給定的外生變量，生產規模報酬不變。斯密與李嘉圖的貿易理論是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的一部分，被稱為“古典貿易理論”。二十世紀初，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和俄林提出了“資源配置”或“資源稟賦”的貿易學說。在赫克歇爾和俄林的模型中，勞動不再是唯一的投入，但生產的規模報酬仍然不變。他們的理論被稱為“新古典貿易理論”。

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后期，隨著國際貿易的迅速發展和結構變化，在赫克歇爾—俄林體系中徘徊多年的國際貿易理論又活躍起來，一部分經濟學家開始用新的方法來研究貿易的原因和結果，研究新的貿易結構與貿易政策，創立了一系列新的學說。經過十多年的發展，這些學說已逐漸成熟。其中一部分已被編入教科書，另外部分仍在繼續討論之中，仍是貿易的前沿論題，本文將簡要地介紹這些貿易理論的新發展并闡述其對我國貿易政策的意義。

一、規模經濟、不完全競爭、工業發達國家之間和相同產業之間的貿易

為貿易原因提出新解釋的主要是從七十年代末發展起來的“規模經濟貿易學說”，主要的貢獻者是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這一理論以企業生產中的規模經濟和世界市場的不完全競爭為基礎解釋戰后增長迅速的工業國之間的和相同產業之間的貿易。

規模經濟貿易理論〔（1）a〕的發展是建立在兩個與以往理論不同的假設上：（1）企業生產具有規模經濟；（2）國際市場的競爭是不完全的。

具體講在“規模經濟”和“壟斷競爭”的條件下，企業的長期平均成本隨著產量增加而下降，企業面對的是市場需求曲線，市場需求量會隨著價格的下跌而增加。在參與國際貿易以前，企業所面向的只是國內的需求。由于國內市場需求有限，企業不能生產太多，從而使生產成本和產品價格不得不保持在較高的水平上。

如果企業參與國際貿易，產品所面臨的市場就會擴大，國內需求加上國外需求，企業生產就可以增加。由于生產處于規模經濟階段，產量的增加反而使產品的平均成本降低，從而在國際市場上增加了競爭能力。

由于工業產品的多樣性，任何一國都不可能囊括一行業的全部產品，從而使國際分工和貿易成為必然。但具體哪一國集中生產哪一種產品，則沒有固定的模式，既可以自然（競爭）產生，也可以協議分工。但這種發達國家之間工業產品“雙向貿易”的基礎是規模經濟，而不是技術不同或資源配置不同所產生的比較優勢。

二、國際貿易、技術外溢、與經濟增長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來，國際貿易理論的研究主要是圍繞國際貿易與技術進步、經濟增長的關系來進行。在經濟學文獻中，雖然已有許多理論闡述了技術在貿易和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但是最新一系列的研究則把技術作為一種內生變量，不僅討論技術對貿易的影響，也分析國際貿易、經濟增長在技術進步中的作用。把技術變動、不完全競爭、規模經濟和經濟增長等結合起來研究，是國際貿易理論的最新發展和前沿課題。

國際貿易理論的這一新發展的背景也與戰后國際貿易格局變化有關。在用規模經濟與不完全競爭的理論說明了當前“北北貿易”和同類產品之間貿易的原因之后，人們自然就會進一步探討。為什么會有規模經濟？產業的規模經濟和國際分工是怎樣形成的？如果說技術的差異與發展是重要的原因之一，那么，技術又是怎樣產生、發展、傳遞的？技術的發展與國際貿易、經濟增長的關系又是如何？這些問題引起了國際經濟學家的極大興趣。學者們將國際貿易理論與增長理論結合起來，提出了許多新的觀點。

近年來，在國際經濟學的研究中，關于國際貿易、技術變動與經濟增長的文章很多。從其理論淵源來說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沿著李嘉圖的模型，仍把技術作為一種外生變量，但從動態角度分析技術變動對貿易模式和各國福利水平的影響，另一部分則把技術作為一種內生變量，不僅研究技術怎樣影響貿易和增長，同時把技術發展作為科研、投資、貿易和經濟增長的一種結果，研究技術變動、國際貿易與經濟增長相互間的關系。

1．技術作為外生變量的貿易與增長理論

（1）技術差異所形成的貿易模式

除了“規模經濟與不完全競爭”的貿易學說外，技術作為外生變量上的差異亦被用來說明發達工業國家之間和同類產品之間的貿易，馬庫森和斯文森（Makusen and Svenson，1985）在他們的研究中假設兩國的資源配置比例和需求偏好都是相同的。產品生產需用兩種以上的要素投入，但不具有規模經濟。但如果兩國在生產技術上有某種細微的差別，勞動生產率就會略有不同。在兩國的貿易中，各國都會出口其要素生產率相對高的產品。

戴維斯（Davis）在他1994年的研究中也假設兩個國家兩種產業。其中第一種產業只生產一種產品，而第二種產業生產兩種不可完全替代的產品。假設其中一國在第二種產業的生產中與國外略有技術上的不同，在其中一種產品的生產技術上比別國略勝一籌。在自由貿易條件下，要素價格的相等會使該國生產和出口這種產品，而別國則會生產出口另一種產品。

馬庫森、斯文森和戴維斯的研究說明，即使在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的市場上，技術上的差異亦可引起同行業產品之間（intra—instry）的貿易。

（2）技術變動對貿易模式和福利的影響

克魯格曼1986年研究了技術進步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福利的影響。在他的模型中，他假設有兩類國家：技術較先進的國家（發達國家）和技術相對落后的國家（發展中國家），產品亦分為兩類：技術密集型產品與非技術密集型產品。這些假設與赫克歇爾—俄林模型有些相似，它的發展在于：假如技術變動了（而不管為什么會變動），會對各國的貿易模式和福利產生什么影響？

如果這種技術進步發生在發達國家，則結果是沒有壞處。第一，對發達國家來講，它技術更高了，產品更先進了，由于本來就在技術上領先，更新的技術的產生并不面臨什么競爭，也不威脅別國，別國也威脅不了它，所以技術進步對它有好處。第二，對落后國家也沒壞處，因為技術差距拉大了，給后進國家更大的空間來發展和趕超。所以技術進步發生在先進國家對這兩類國家均有利。對先進國家唯一的不利之處是對一些本來就有技術優勢的產品，技術進步和生產出口能力的提高，有可能使這些產品的價格下降，貿易條件有可能變得不利。

假如技術進步發生在后進國家呢？克魯格曼認為結果是縮小了兩類國家之間的差距，對原來先進國家是一種競爭，對他們不利。后進國家會因為自己有能力生產這類產品而減少進口，造成兩方面的結果：一是使該類產品價格的下降，對先進國不利，二是如果這種產品需要密集使用后進國本來就稀缺的資源，那么對后進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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