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中國東南亞進出口貿易(中國和越南貿易發展現狀2022)

境外腹地系統的構成，在理論應與我國腹地系統相對應，依層次包括鄰國邊境口岸城鎮所在地區級區域構成的核心腹地；由口岸城鎮所在省（州、邊區）構成的近域腹地；由大經濟區或大區（如俄羅斯遠東經濟區）以及全國范圍構成的遠域腹地系統等。

3 邊境口岸體系的形成對區域經濟的影響

邊境口岸的設立，帶動了中國沿邊地區經濟和社會的超前發展，然而這種口岸超常規的發展，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特殊的政策環境，采取特定的貿易形式與方式等有利的國際地緣經濟環境下實現的。以中俄邊境口岸的吞吐能力為例，黑龍江省邊境口岸從1988年到1993年進出口總額增長了90倍，1993年達到21億美元，該指標使占該省外貿進出口總額的比例由1987年的2.4％增加到69％， 也使占中國對（蘇）俄外貿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由1987年的0.8％增加到27％，居中國各省邊貿之首[7]。產生這種形勢的特殊歷史環境條件是80年代中蘇剛剛恢復邊境貿易，口岸體系初步完善，蘇聯的解體與俄羅斯的獨立，因其產業結構不合理造成消費品嚴重短缺，鋼材、木材、水泥、化肥、機械設備等生產資料相對過剩。中俄雙方都存在外匯短缺、兩國都采取了特殊的政策措施，鼓勵和支持邊境地方貿易發展，以特定的易貨方式進行商品交換，中國以其商品優勢即以日用工業品、農副產品換取俄方生產資料，形成了高額差價而獲得令人滿意的比較利益。然而時過境遷，中俄邊境貿易獲得的高額差價的特定歷史條件已不復存在，俄方可供易貨的長線商品貨源急劇減少，加之其它條件與因素的變化使中俄邊境貿易1994年出現急劇滑坡，邊境口岸的發展受到限制[8]。這種狀況迫使我們思考制約中國邊境口岸體系發展完善的復雜區域經濟因素，既有境內區域經濟因素又有境外因素，同時還存在著中外雙方共同的制約因素。

3.1 制約邊境口岸發展的境外因素

（1）邊境貿易風險性的存在使邊境口岸的發展受限。獨聯體國家國內政局動蕩、經濟狀況惡化使中國與獨聯體國家的邊境貿易存在著風險，這種風險主要集中表現在對改革措施、方法上的分歧。尤其是這些國家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存在的風險，某些限制邊境貿易的政策或通貨膨脹，有可能將邊境貿易的利潤減少到所剩無幾，從而限制口岸的完善與發展。

（2）周邊的政治經濟環境對沿邊口岸的發展直接影響也很大。 如東北地區的沿邊口岸的發展受俄羅斯、朝鮮、蒙古國的影響。俄羅斯的政治形勢不夠穩定，而遠東又是俄經濟的后進地區，原有的邊境管理體制變化緩慢，因而，在邊境口岸的建設方面缺乏規范化。朝鮮的羅津——先鋒地區早已開辟為自由經濟貿易區，為對外開放已制定了近30部法律，但是，由于多年來經濟的嚴重衰退和朝鮮半島的形勢仍不明朗，影響了口岸經濟的發展。蒙古國東北地區基本未開發，因而口岸的經貿活動還很有限[9]。

3.2 制約邊境口岸發展的境內因素

盲目開放新口岸，80年代末與90年代初，受國內對外開放大環境的影響在邊境地區形成了沿邊開放熱潮，許多新口岸應運而生，各種商品競相出口或進口，從而使沿邊口岸數量猛增，僅東北地區就達到40多個口岸，分散了建設資金，且各口岸相互爭腹地爭貨源，嚴重影響了口岸的整體效益。此外，口岸發展中的短期行為等因素也成為制約條件。

3.3 雙方共同的制約因素

雙邊貿易政策的調整和提高關稅稅率等嚴重制約了口岸的發展，琿春口岸禁止進口整車與鋼鐵和禁止出口糧食等限制了口岸規模的擴大。另外一些毗鄰國家因受各自特定的自然地理環境、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其生產要素稟賦存在著極大的差異性，這種差異性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了邊界線兩側產業結構的互補性，從而影響了口岸的規模和職能（見表2）。

表2 東北邊境毗鄰地區資源要素及產品優勢互補簡表 輸出方 中國東北 朝鮮 俄羅斯遠東 蒙古

吸納方

中國東北 B2B3B4 A2A3B2B3 B2

朝鮮 A1A2B2B4B5B6 A2A3B2B3 B2B5

俄羅斯遠東 A1A2B1B4B5B6 B1 B2B5

蒙古 A1A2A3B1B4B6 A2A3

資料來源：袁樹人，黃巖君，東北亞國際經濟合作與中國東北產業開發前景，東北師大學報，1995年。

表中符號為：A1資本，A2高技術，A3冶金、機械、化工產品等，B1勞動力，B2能源與礦物原料，B3建材與木材，B4以農畜產品為原料的輕工紡織工業產品，B5鮮活農畜產品，B6糧食。

從表2 中可以看出：賦存的資源要素以及以此為基礎形成的工農業產品在本區可大體分為兩類。其中，A類屬于資本和高技術資源要素及其工業制成品；B類包括勞動力和依托勞動力以及礦、林、草、土等自然資源要素而形成的初級產品。在東北邊境毗鄰的國家地區中，這兩大類的資源要素及其產品的賦存就總體而言，均相當豐富。各類資源要素的賦存及其比較優勢分布在各國各地區極不平衡，B類資源集中于朝鮮、蒙古，而中國東北和俄羅斯遠東兩種資源均豐富，但俄遠東以A類資源占優勢、中國東北以輕工業及糧食資源占優勢。形成了東北邊境兩側資源賦存的互補性[4]。

在政治、經濟及區位條件優越的地區組建跨國邊境自由經貿區，把邊境地區經濟納入雙向循環之中。區域經濟一體化已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主流，在亞太地區，由于各個國家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不同，不可能在大的范圍內形成區域經濟一體化[6]。但在某些邊境地區， 可利用邊境兩側互補的生產要素組建次區域性或雙邊跨國邊境自由貿易區。東南亞的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印尼的成長三角為多國邊境地區的經濟合作提供了一個發展模式。圖們江三角地區的合作正在積極的醞釀中。在西南地區由中、泰、老、緬四國的結合部構成的“金四角”跨國經濟貿易合作區也正在逐漸形成。

綜上所述，中國與鄰國的沿邊對外開放，為中國邊境口岸體系的形成創造了有利條件，而邊境口岸的形成、發展與不斷完善，推動了內陸邊境地區社會的發展與經濟的振興。通過邊境口岸體系的職能作用的發揮，更加密切了中國與鄰國的地緣經濟聯系，無疑會促進中國與鄰國邊境地區經濟一體化的進程。

20世紀90年代的東南亞金融危機為什么未波及中國？

東南亞金融危機未直接沖擊中國經濟，但間接沖擊很大。

中國不會發生東南亞類型的金融危機是基于兩個大的方面，一是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外部經濟因素和體制不同；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內部經濟和金融制度不同。

從第一個方面看，首先，中國沒有開放自己的金融市場，因此這里不存在借入本國貨幣投機的問題，同時也不存在外幣的自由兌換，因而間接資本流動的渠道是不暢通的。中國的大量外匯儲備和嚴格的行政管理使投機商愿意選擇其他國家。如果投機并且成功，尚需要等待中國金融市場的開放，我們從東南亞金融危機得到的好處之一是，我們有了推遲開放金融市場的很好的理由，并且能夠得到其他國家的理解。

從第二個方面看，我們與東南亞國家一樣，有不良的債務，但是我們的金融體制決定了我們尚不會發生類似東南亞的金融危機。1995年中央銀行法頒布后，中國人民銀行發揮中央銀行的作用。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是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中國農業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貨幣政策的工具是貸款總規模，類似于西方控制貨幣供應量，利率的作用對主要的貸款人來說還是有限的。中國官方宣布的不良貸款為5-6%，不良貸款主要分為三類：即逾期貸款（逾期兩年以內未還貸款）、呆滯貸款（逾期兩年以上貸款）、和呆帳貸款（不能償還的貸款--壞帳）。普遍相信的呆帳率在25%左右。但是，這些貸款的的呆帳部分主要是國有企業帶來的。其中一部分為政策性的，當然也有經營不善的問題。從理論上看，企業和銀行本身由于體制上的問題，沒有個人的責任，要改革呆帳問題可能是一個問題。目前中國的公債相對規模較小，僅占GDP的6%。因此我們還有回旋的余地。所以中國不會發生東南亞式的金融危機。

東亞金融動蕩對中國經濟的間接沖擊。

首先，從貿易的角度看，東南亞國家的金融危機造成其進口需求下降。主要機制是：1）東亞各國的貨幣貶值，增加了進口的成本，據統計，自1997年7月以來，泰銖累計貶值114.78%，馬來西亞林吉特貶值76.53%，韓元貶值96.95%，日圓是1美圓兌140日圓，盡管進口成本不會成比例的上升，但是，進口成本的上升是可以推斷的；

其次，中國對東南亞各國市場的依賴是比較高的，如果不包括日本，1995年的依賴是10.3%，加上日本會達到35—40%，這些國家和地區市場對我們的影響程度可以用互補性指標（COMPLEMENTARITY INDEX）貿易互補性指數等于，一國K商品的出口在該國總出口中的份額比上該商品在進口國中總進口的份額的積和，比上二者平方的開方。 實際上它表明兩國進出口的相互牽連。依據1994年的數據，統計的結果是：我們與香港是0.89 ，印尼0.57，日本0.76，韓國0.64，馬來西亞0.54，菲律賓0.54，新加波0.58，泰國0.60。

第三，由于東南亞各國在干預外匯市場中花費了大量的外匯，使這些國家難以推進貿易自由化，因而貿易保護或增加對進口的限制可能是情理之中的；與此相對應，我國的出口自然也受到影響。這種影響不僅表現在東亞地區市場上，也會影響到其他市場。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出口產品的相似性也會對中國出口的增長產生影響。與此相關的是，由于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各國，乃至全球相繼調低了經濟增長率，這意味著，東南亞和中國的產品出口市場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東亞金融動蕩對中國三資（合資、獨資和合作）出口影響是明顯的。首先，在中國對外貿易中，三資企業進出口1997年占到46.9%，在外資企業中，有80%左右來自東亞各國，這些企業與中國企業面臨著同樣的出口困難，同時，他們還缺乏增加投資擴大規模，甚至維持現有規模的困難。如果整個企業資金周轉不靈還會導致撤資。

第四，東亞金融動蕩增加了中國出口融資（特別是三資企業融資）的難度。各受沖擊的國家為符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要求，不愿意向商業機構提供貸款。貸款抽緊、利率提高使出口的成本加大或難以出口；

第五，東南亞金融危機使中國出口的利潤受到威脅。由于東南亞各國出口品價格下降，進口方也要求我們降低商品的價格，為了保住我們的市場份額,(本來競爭很激烈的市場條件下，我們的利潤率就已經很低了)，我們不得不降價；某些本來利潤很低的商品將失去已有的市場。 綜合起來看，中國對外貿易的增長率會比去年下降，進出口總的增長率大約為8—9%（1997年為12.1%）進口增長率約為5—7%，出口增長11%左右。

第三．東亞金融危機對中國宏觀經濟的影響。首先，中國對外貿易在中國經濟增長中的貢獻度為0。2（1995年，佟家棟）或者說中國經濟每增長10% ，外貿的貢獻占2個百分點。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中國的進口和出口的貢獻還要高一些；其次是外資的引進。如果我們外資的引進有問題的話，就業的問題就會更加尖銳。

面對東南亞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產生的不利影響，中國方面考慮并逐步采取了一系列的對策。主要是：

1）通過對大宗產品出口退稅促進貿易發展。自1985年，中國開始實行出口退稅政策，作為中性的外貿政策，達到了與世界其他國家政策上的相似性。但是由于監管問題，出現了征少退多，退稅規模超出財政負擔能力的問題。因此，國務院決定，自1996年1月1日以后報關離境的出口貨物按3%（包括煤炭和農產品）、6%（以農產品為原料的加工品）和9%（其他貨物）。面對東南亞的金融危機，1998年1月1日，中國決定將紡織品的出口退稅率提高兩個百分點。這意味著，其出口退稅率從9%增加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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