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中國的貿易伙伴有什么特點(當代中國對外貿易與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有何不同特點？)

缺口需要設立“出口特區”，為了增加出口需要引進港資和外資，而這些“出口特區”發展成經濟特區；此外1986年中國參加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談判，由此開始倒逼國內體制改革。

由此可見，所有這些行業的改革都源起于貿易的開放，并隨著貿易開放度的擴大而擴大，貿易的確發揮了某種倒逼改革的效應。

3.產業觸發效應

對外貿易觸發了中國一些最重要行業的產生，促成了一些原有產業脫胎換骨式的發展，成就了中國制造業大國的地位。

最值得一提的標志性事件當屬1978年12月上海寶鋼的開建。當時寶鋼引進了新日鐵的全套設備，因耗資巨大而遭質疑，但到2001年中國的鋼產量居然躍居世界第一。

回頭去看，中國作為全球超級鋼鐵大國的第一個觸發器無疑是貿易。實際上，通過外貿引進生產線是中國許多新興產業的起步模式：1980年中國引進100條彩電裝配線，1990年末期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彩電生產國；1985年成立上海大眾引進德國汽車制造線，2000年中國轎車產銷量世界第一……

這些都是從外貿開始的，所以說貿易是成就中國制造業大國地位的觸發器和發動機。

中國外貿：40年貿易政策的演進

40年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大體上可以這樣概括：以保護為主，實現被動與循序漸進的貿易自由化。

按照官方數據，加入WTO之前中國每年的關稅和每年的進口額之比一度呈下降趨勢，但加入WTO之后突然增加了進口商品增值稅和進口商品消費稅，再加上原有的關稅，三項稅收占進口額的比值在2001年后呈現持續上升態勢。

還有一個數據就是出口退稅的力度。雖然出口退稅是合乎國際規范的，但退稅力度的變化則在一定程度上折射著貿易政策的基調。而出口退稅額除以總出口額這個比例也在持續上升。

中國外貿：40年累積的約束條件與面臨的選擇

我國下一步發展必須面對的約束條件急劇增加，最主要的約束條件可以用3個“關鍵詞”概括：

第一個是“透支”。

實際上是二重的透支：一重是透支了國際市場。2013年中國出口已位居世界第一，但經濟總量只相當于美國的57.6%，離第一經濟大國還差一大截，和日本昔日的趕超形成鮮明對比。我們已經看到，在日本經濟總量相當于美國的53%時（1990年），其外貿總額只相當于美國的60%，而當其經濟總量相當于美國的71%時（1995年），其外貿總額只相當于美國的62%。

這就是說，日本趕超的路徑是經濟增長高于外貿增長，因而意味著國內市場發展快于國際市場。中國的情形是，在經濟總量尚未達到美國7成之前，貿易早已超越美國，而持續的貿易順差意味著出口早已把美國甩在了后面。

這種態勢隱含的問題實際上是對國際市場的某種透支，限制了外貿尤其是出口的進一步發展，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釋近年頻發的貿易摩擦。

另一重是透支了經濟全球化。確切地說，是預先支取了經濟全球化的利益。近年來圍繞經濟全球化利益研究的結論驚人的一致，即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的經濟全球化新階段，最大的贏家是中國。尤其是自加入WTO以來，中國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中占盡先機，獲得巨大的利益。

第二個是“滯后”，這是就外貿體制與政策調整而言的。

40年來，中國外貿體制與政策的調整與改革持續滯后于經濟轉型要求的現象越到后期越明顯。到了后期，經濟轉型與產業升級召喚雙向貿易和更加開放的國內市場，但貿易體制和政策長期堅持的是保護為主和消極自由化的基調，以及促出口限制進口的政策體系。

這方面最明顯的證據是，雙向貿易戰略已經提出了將近十年，但體制和政策到目前為止依然是趨向促進出口抑制進口。這導致了中國長期以來出口大于進口，無法發揮第一貿易大國的“市場力量”。

第三個是“依賴”。經過40年保護為主有限開放為輔的貿易政策與體制的持續“打磨”，中國的產業嚴重依賴全球價值鏈，對NAFTA（北美自由貿易區）、日韓、歐盟等發達經濟體依賴度非常高（見圖9）。

這種依賴埋下了諸多風險，令中國與幾大貿易伙伴之間的雙邊關系顯得極其重要，略有風吹草動就會危及中國制造業的供應鏈。

基于以上分析，關于下一步中國外貿發展的選擇有以下兩個趨向性判斷：

（1）雙向貿易體系與政策體制的構建勢在必行，上海“進博會”實際上已經發出了明確的信號。

（2）中國與美國的貿易摩擦不能持續下去，尤其是和美國的雙邊關系不能脫鉤。實際上，回看40年中國外貿的發展，穩定的中美關系是個非常重要的促進因素。

來源/《世界經濟研究》2019年第2期（較原文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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