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中國對外貿易發展概述(改革開放前后,中國對外貿易的狀況是什么)

二、當前外貿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后，根據對世貿組織的承諾和世貿組織的基本原則，對經濟的管理體制進行了進一步改革，中國的對外貿易管理體制基本同國際接軌。目前中國經濟仍處在社會主義初級發展階段，新舊體制的交替使中國對外貿易發展進入了一個轉折性時期。由于管理體制還不完善，目前中國外貿發展還存在很多問題亟待解決:

（一）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對我國對外貿易發展已形成重大的障礙

近年來一些發達國家以環保標準、質量標準、技術標準、衛生標準等多種形式的非關稅壁壘對進口實行限制，并濫用反傾銷手段保護國內市場。國際上針對我國出口商品的反傾銷和保障措施越來越多，嚴正影響了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

（二）我國國有出口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普遍偏低

近年來。我國在國有企業改革方面取得了一些進展，但許多企業特別是國有外貿企業的現代企業制度建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目前國有外貿企業布局過于分散，效益低下，缺乏核心競爭力。債務負擔嚴重，資產負債狀況惡化。國有外貿企業的出口增速不斷下降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這一點。

（三）我國出口市場上勞動密集型產品低價競銷的現象嚴重，外貿經營秩序亟待改善

（四）外貿發展的質量有待提高，出口的增長方式仍然是粗放型的

2002年出口大幅增長，但從具體商品來看，出口數量大幅增長的同時，出口價格持續走低。這種情況在傳統勞動密集型的產品上尤為突出。出口增長仍然是低成本、低價格的數量增長為主的格局。

（五）我國對外貿發展的鼓勵性政策和體制仍有待進一步理順

我國鼓勵外貿發展的政策要同國際接軌、并且保持穩定是外貿持續快速發展的條件。目前有些補貼政策仍未符合國際規范，一些政策雖然符合國際規范，但不能穩定落實，如出口退稅機制仍不完善，跟不上外貿發展的需要。

（六）電子商務市場亟待規范管理

近年來，許多境外商人利用國內一些人急于發家致富的心理，鉆了我國電子商務市場管理不規范的空子，通過境外的國際商務公司，利用網絡在國內發展非法傳銷。很多人自己上當受騙，購買了許多進口的高價商品，還要去欺騙親朋好友，結果導致很多人的私人財產流失，國家的關稅和增值稅流失，國家和個人的經濟利益都受到很大的損失。

三、對策建議

為了促進我國對外貿易健康和順利的發展，針對上述問題，我們提出以下對策建議:

（一）國有企業應加快進行重組和改革

國有外貿企業是在特定環境和背景下產生的，對滿足市場需求和國民經濟的發展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國有企業作為一種計劃經濟的產物要適應市場經濟，就要加以完善和改革，國有企業要實現投資多元化，股權多元化，進行多種形式的重組和改革。

（二）我國鼓勵外貿發展的補貼政策進一步完善，同國際規范接軌

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定，嚴格禁止對出口進行補貼。所以今后我國作為鼓勵出口的補貼政策必須改變為用匯率、利率和稅率等經濟杠桿來調節。今后我國政府的補貼應向初級生產要素、基礎理論研究和高新技術開發的投入。人才和高新技術的豐缺是企業在國際市場提高競爭力的重要保證，但企業缺乏資金又承擔不了對高新技術投資所帶來的風險，所以政府以各種形式對基礎教育、高等教育和科研投資開發進行補貼對企業提高國際競爭力很有必要。

（三）國家應重視對外貿易不平衡的問題，努力實現出口市場多元化，增加進口原料和高新技術，滿足國內市場的需要，促進國民經濟發展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一個經濟體在不損害別人的前提下得到發展是最完美。如果雙邊貿易的過度不平衡，給另一方造成過大的壓力，就會造成貿易摩擦。解決雙邊不平衡的問題是當前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要不斷深入開拓有發展潛力的市場，尤其是加大對我國有貿易順差國家的出口。根據國內市場需求和我國日益增長的人口需求，加大原料和高新技術的進口，從要素豐缺角度來看，我國是資源和高新技術短缺的國家，增加進口資源和高新技術。有利于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產業結構的升級，提高我國國際競爭力。

（四）應大力發展我國的競爭優勢行業產品的出口，把我國的比較優勢產品轉化為競爭優勢產品

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消費水平的不斷提高，消費觀念也在不斷變化，人們對商品的需求也在變化。我國傳統的出口產品已不適應市場競爭的需要。努力提高出口產品的質量和檔次，增加花色品種，滿足不同市場，不同層次的需求，不斷開發新產品，滿足消費需求的變化，這是我國企業所面臨的重要任務之一。要實現從比較優勢向競爭優勢的轉變，我國企業應努力從國外引進高新技術，彌補自身的不足，把高新技術同我國的傳統產業相結合，提高國際競爭力。同時要重視科技開發，加大對科研的投入，不斷開發新產品，提高生產效率，不斷提高我國產品在國際上的非價格競爭能力。

（五）加強對出口產品價格的指導和協調，對出口市場進行規范化管理

建立和增強出口市場中介組織的作用，加強商會的指導、管理和協調功能。根據其他國家的經驗，許多國家在出口市場上，不僅有法律加以規范，還有中介組織的協調和管理，出口企業必須接受協調，以防止低價競爭，自相殘殺。為了加強對市場的管理，我國政府或商會應在出口市場建立中介組織，對市場價格進行監督、指導和協調，對低價競爭的企業進行處罰，以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和正常的經營秩序。

（六）對電子商務市場進行規范化和法制化管理

國際電子商務使傳統的關稅制度受到挑戰，對各國的關稅制度產生越來越重要的影響。我國政府應盡快出臺電子商務管理法及相關的規章制度和政策。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通過國際間協調進行有效的管理。國家電子商務宏觀管理機構應對政府各有關部門間如海關、商務部、國家商檢局、稅收、工商管理部門等進行全方位的協調，聯合對電子商務市場進行有效的管理，狠狠打擊利用網絡進行非法傳銷的行為。

16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葉中國對外貿易的特點及其原因？

中國在貿易全球化中的主導地位——16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葉

16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葉，以商品流通為基礎的貿易全球化是今天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第一階段。當其時，中國豐富的商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極強的競爭力，對推動貿易全球化起了舉足輕重的主導作用。一、中國是貿易全球化的大市場

15、16世紀是世界歷史發展的重大轉折時期。1405—1433年中國鄭和七下西洋；1492年意大利人哥倫布(C．Colonbo)發現美洲；1498年葡萄牙人達．伽馬(Vas買粉絲．Da．Gama)繞過好望角開辟歐洲到印度的東方航線；1519—1522年葡萄牙人麥哲倫(F．D．Magalh*aes)作環球航行等航海的偉大壯舉，從地理范圍上使分散隔離的世界逐漸變成了聯系為一體的世界，人類歷史也愈來愈大的程度上成為全世界的歷史，為商品貿易全球化提供了人文地理的條件。

但是，作為貿易全球化所賴以運轉的基礎即商品流通來說，則是有賴于中國強大的商品制造能力和生產出來的豐富商品。據史料記載，從世界經濟發展史的經濟規模上看，15世紀中葉(明中葉)至1796年(嘉慶元年)以至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期間，中國是世界經濟發達的國家。據統計，1522—1566年(嘉靖年間)，中國的生鐵產量達到45000噸，居世界第一位，而英國到1740年才達到2000噸川。1750年(乾隆十五年)，中國工業總產量占世界工業總產量的32％，而全歐洲僅占23％；中國的國內貿易總值為4億銀兩[2]。直到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中國的GDP仍占世界經濟總量的32．4％[3]，居世界各國的第一位。所以，“在近代以前時期的所有文明中，沒有那一個國家的文明比中國更發達，更先進”[4],“中國乃是一個偉大、富饒、豪華、莊嚴的國家”[5]。就是說，直到1820年左右，中國在世界經濟史上是占著首要地位的，是世界經濟的中心。當時中國的商品如生絲、絲織品、瓷器、茶葉、棉布、砂糖、糧食、藥材等，在國際市場上享有很高的聲譽，具有很強的競爭力。正如當時一個西方作家報道說：

中國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糧食——米；最好的飲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絲織品及皮貨。擁有這些主要物品和數不盡的其他次要的物產[6]。

特別是中國絲貨，外國商人更是贊嘆不絕，說：

從中國運來的各種絲貨，以白色最受歡迎，其白如雪，歐洲沒有一種出品能比得上中國的絲貨[7]。

1629年(崇禎二年)，荷蘭駐臺灣第三任長官訥茨(Nuyts)在給其國王的一份報告書中說：

中國是一個物產豐富的國家，它能夠把某些商品大量供應全世界[8](p109)。

確實如此。根據史料記載。16—18世紀，中國向全世界出口的商品約有236種之多，其中手工業品有137種，占總數的一半以上。其中又以生絲、絲織品為大宗，其次是瓷器和茶葉等。

而在這個時期，歐美各個國家由于“價格革命”的沖擊，加多戰亂、災荒、瘟疫流行，經濟曰益蕭條，各類商品極為匱乏。所以，這些國家根本沒有什么民生產品可以打進中國市場。它們只好攜帶大量銀子來中國購買貨物販回國內傾銷。所謂夷船“所載貨物無幾，大半均屬番銀”[9]。在1830年(道光十年)以前，當中國對外貿易經常是出超的時候，白銀是不斷地從印度、不列顛和美國輸入中國。據統計，自1553年至1830年，西方國家到廣東貿易而流人中國的白銀達5億兩以上[10]。1585—1640年日本因到中國貿易而輸人中國的白銀達到1489.9萬兩[11]。可見，直到鴉片戰爭前夕，中國在當時商品貿易全球化中，是遙遙領先于世界其它國家和地區的[12]。全世界其它國家都來中國購買價廉物美的商品，使中國成為貿易全球化的大市場。

二、廣州是貿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場

15—19世紀初中，中國明清政府基本上實行“時開時禁，以禁為主”的海外貿易政策，禁止沿海商人出海貿易。但是，卻對廣東實行特殊政策。嘉靖元年(1522)，“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廣東市舶司”[13]。乾隆二十二年(1757)，規定外國番商“將來只許在廣東收泊交易”[14]。因此，自嘉靖元年至道光二十年(1522—1840)，廣東一直是中國合法對外貿易的省區，省會廣州則成為全國合法進出口貿易的第一大港，而且是“印度支那到漳州沿海最大的商業中心。全國水陸兩路的大量貨物都卸在廣州”[5](P116，序言）。因此，全世界各國商人到中國貿易，都萃集到廣州。1798年(嘉慶三年)，瑞典人龍思泰(Anders Liungstedt)，就記述外國商人來廣州做生意的實況：

廣州的位置和中國的政策，加上其他各種原因，使這座城市成為數額很大的國內外貿易舞臺。……中華帝國與西方各國之間的全部貿易，都以此地為中心。中國各地的產品，在這里都可以找到；……東京、交趾支那、柬埔寨、暹羅、馬六甲或馬來半島、東方群島、印度各港口、歐洲各國、南北美洲各國和太平洋諸島等地的商品，都被運到這 里[15](P301)。

據不完全統計，從康熙二十年至乾隆二十二年(1685—1757)的72年間，到廣州貿易的歐、美各國商船有312艘[16]；乾隆二十三年至道光十八年(1758—1838)有5107艘①，平均每年為63.8艘。

與此同時，中國各地和廣東省內各地的商人也集中到廣州進行進出口貿易，名曰“走廣”[17]。1629年(崇禎二年)，荷蘭駐臺灣第三任長官訥茨(Nuyts)在給其國王的一份報告中也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