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中國音樂的海外傳播(東南亞國家【從區域方言中探討福建音樂向東南亞的傳播】)

中等規模,大概可容納八百人左右,據介紹是為演奏室內樂而設計,演奏廳頂部可作升降以控制不同人數與音樂風格的混響，以求精益求精。在這種環境演奏,當然是幸福的事情。我們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走臺試音,在短暫的休息與晚餐中,我們與又施聶女士談論音樂。身為荷蘭貴族的她,雖是白份百洋血統,卻是一個徹徹底底的中國迷, 年輕時在中國上大學,能說一口流利的中文,甚至言行舉止,也少了幾分洋氣,多了幾分中國女性的雅慧。她說：“我的家族幾代都是貴族,過了我這一代,資金也用得七七八八了,我打算把現在擁有的錢,基本上都用在對中國文化的傳播上面,這也是我的人生追求。”不知道是否由于對中國文化的溺愛,她還說到：“現在許多歐洲聽眾已經對歐洲音樂缺乏新鮮感了,反而對外族文化發掘很有興趣,特別是不受歐洲音樂影響的原生態藝術,當然這也是請你們來的原因。”這類問題雖然我也經常與知音朋友談論,也跟她頗有共鳴,但當一個洋人在我面前這樣提及,頓時內心還是不勝感慨.在守護傳統藝術方面,也更肯定了自己內心的一些想法。演出前的半小時,舉辦方在演奏廳旁的演講室安排了一個簡短的介紹儀式,我們通過翻譯介紹了粵樂五架頭的形式特點,各種樂器,并各自演奏片段,示范了音律的特點,讓觀眾有一個結構上的初步認識。許多觀眾也提早前來參與,場內氣氛輕松活躍,觀眾多是流露出好奇的目光與微笑,主持人說了最后一句引來全場笑聲與掌聲的話,后來我才得知內容是: “今晚聽完這場音樂會后,大家就會發現我們經常聽的貝多芬的作品，原來音是‘不準’的.”….

演出進行了一小時二十分鐘左右,曲目有《雨打芭蕉》《雙聲恨》《連環扣》《平湖秋月》《思念》等。這里包括了軟弓、硬弓組合、五架頭 、三架頭與獨奏形式,雖以傳統曲目為主,也演奏了少量創作曲目,也有意識地突出了每件樂器的特點，如椰胡與洞簫《禪院鐘聲》,揚琴、秦琴與椰胡《銀河會》等。音樂會始末,觀眾門都給予了熱情,返臺時演奏的《步步高》,更是達到氣氛的最高點。看來,他們還真的喜歡上這‘音不準’了!

事實上,近幾十我們中國的學院派音樂教育在以歐洲音樂理念為宗旨的規范意識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抹殺了中國民間藝術的風骨與精髓,單就音律的爭論確實有許多不同的觀點：有提倡以十二平均率“規范”民間音律的；有堅持各地民間傳統律制的；音律運用的概念模糊也大有人在，等等….許多學者在肯定西方音樂理念原則的同時，懷疑甚至否定自身的傳統文化特性，這種以否定自我價值以示肯定他人的姿態，幾乎成了近代國人價值觀的習慣。細心思考一下，難道不覺得有失偏頗？東西南北水土不一，西瓜南果各顯其精，藝術亦然。最低限度 ,所有世界各地的民間音樂的各種音律特性是可以并存的,它們需要并存!現在我們站在歐洲舞臺用我們的音樂語言說自己的生活,這也是歐洲人希望看到的,他們的熱情是真實的,發自內心的。演出完畢,我們跟一些留下來的聽眾進行了交流,值得高興的是我們帶來的粵樂唱片也很受歡迎,這時,Snear幫我們清算了銷售數量后說“成績很不錯!剩下這幾張我都要了吧,還有明天荷蘭日報會有記者會來采訪你們,我來做翻譯。”

我們在酒店大堂見了記者,經介紹他是專門從事藝術方面的采訪,在行內也頗具權威。他之后的提問確實證明了這一點；他問到:“你們是學院派的老師與學生,你們是如何喜愛上傳統音樂的?在學院派院校發展傳統音樂困難嗎？你們也會演奏現代音樂嗎?”這些問題顯然一針見血，特別是關于學院派院校中傳統音樂的處境與現狀，這也引起了我們的強烈共鳴。由于中國的許多傳統音樂的醞釀、形成均來自民間，其偉大成就與民間藝人不可分割。而這種來自于民間蘊藏著深厚的東方藝術精髓的藝術形態，還不能在學院派院校的教學理念下很好地消化與分解，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抵觸。例如：1、現行的視唱練耳教育大大地影響了中國傳統音樂的音律概念，線條的起伏與氣度。2、大量西方練習曲教材的運用扼殺了演奏中國傳統音樂的靈活性、人性與想象空間。3、學院派的“發展、創新”意識強勢，淡卻了許多人從事傳統音樂活動的熱情。4、戲曲藝術與音樂專業院校教學體系的脫節造成民樂學生缺乏傳統審美情懷。單就這幾點，已經足以對中國傳統音樂帶來重創！這里引用一句話“不要妄想只用一個辦法解決所有問題”。面對這些現狀，我們也只能從自身做起，通過建立與粵樂小組并長期運行，不斷攝取前人的成就和深入民間團體、樂社等吸取養分，以至有所繼承及展望創新。整個采訪氣氛活躍，記者跟我們交換了許多意見，他對中國的藝術狀況都比較了解,印象比較深刻的是,他對中國音樂民族交響化不太認可,也許是了解不充分所至。我也馬上向他推薦了一些自己較為欣賞的民族交響作品，希望他會有新的看法。第二天,我們的訪談就刊登在當日的荷蘭日報上。

二﹑英國——《牛弓》首演之傳統技法與現代觀念結合

英國之行首先要感謝一直旅居英國的粵樂演奏家及作曲家廖桂雄先生。身為利物蒲市中國文化統籌的廖先生，早年一曲《喜開鐮》而揚名中國，如今雖扎根于海外，卻一直從事著中國音樂文化推廣及樂器研發。在他的促成下，于2009年元月，筆者得以與英國利物蒲皇家交響樂團合作，首演由英國著名作曲家Ian Stepen創作的胡琴（大胡）作品《牛弓》。這是樂團首次向中國邀請國樂演奏家進行合作。上述中的大胡，為廖先生畢生心血之作并不為過，數十年，廖先生為擴充中國胡琴制作領域，填補低音胡琴之空白地帶作出了巨大努力。《牛弓》的誕生，意味著胡琴家族又一新成員在開創歷史。

對于外國作曲家寫的胡琴作品，當然引起我濃厚的興趣，在演出前的一個月，總譜與音響小樣終于收到了，在此之前廖先生與我也描述過曲子的特點，可在我第一次聽完小樣時，還是完全超乎我的想象；充滿著印象派風格的樂曲中富有著極其復雜的節奏變化與飄忽不定的旋律，使人有些摸不著頭緒。顯然，這是離我們相當遙遠的音樂語言與思路，即使這樣，音樂的總體效果仍然使我感受到強烈的畫面感與吸引力。

作者Ian通過電郵向我表達了他對作品的期望：“在演奏風格上，因合成器的局限，小樣只能體現獨奏與樂隊間的整體出入布局，而在獨奏部分，希望能夠發揮中國弦樂的特點，我對中國胡琴不夠了解，但當然不希望它的演繹最終會像提琴。”這個想法令我非常興奮而有共鳴！雖然從音樂結構與編制上，《牛弓》屬于典型的現代派作品，但是許多細節的處理，是完全可以與胡琴傳統技法有所結合的。而這也是筆者想提出的——“傳統技法與現代觀念之結合”之想法。這也與Ian不謀而合了。

近幾十年來，中國的胡琴新作品輩出，其中以借鑒西洋提琴技巧和曲式結構等手法的作品占較大比例。這也是當代我國的許多作曲家其創作理念及學習歷程，由于歷史等客觀因素，均以西方人的音理和西方人的藝術觀來審視自己祖國“母”音樂文化，甚者在不充分了解東方審美或對傳統藝術“知其一不知其二”等狀況下往往得出“中國音樂落后” 等結論。這種意識形態，甚至成為中國近一世紀所謂“發展中國音樂”的原動力。無奈，歷史已是如此寫成，現在中國音樂的局面可謂“不敢全盤西化，又不愿意全盤中國化”。而胡琴類全盤趨向提琴化，也成為了現今客觀事實了。試問一個放棄自己“根”的民族，它的存在意義又何在呢？當然在此也不能妄下成功或失敗的結論。而從事中國弦樂演奏與教育的我，深深感受到傳統意識淡薄，被邊緣化的現狀，為傳統藝術而惋惜。慶幸的是，我能在充滿傳統音樂氛圍的家庭成長，這種環境得使我對傳統藝術有著深厚感情與不同的價值觀。

音樂的表達手法不僅是一種形式，它體現了一個民族的宇宙觀和生命觀。例如我國的傳統音樂，均與其當地語言、生活習慣以及生存環境與條件緊密相連。“如果有一天人類的歷史聚合為一種單一的文化和文明，那將預示著我們的滅亡”（波尼亞托夫斯基）。這句話深深地披露出每個種族對自身文化堅守與守護的重要性。如果在吸收外族文明的同時，最終得到扼殺自我的結果，這無疑是最大的悲哀。

為此，對于演奏許多新創作型作品時的自我要求，往往會盡量謀求它與傳統理念的合理駁接，以達到“雙贏”的效果。因為作品的規模、篇幅與編制已充分體現出其時代性，所以獨奏不應太受其西洋理念過于約束，盡可能地保留其特有的民族特性。正如Ian所期望的，《牛弓》的獨奏部分，在與樂隊配合工整的基礎上，散板或旋律線條等部分我都盡量發揮出中國弦樂的特性，努力尋找伸縮可能性與體現空間感，使用適度的滑音，裝飾音與重拍移位等，使之突出東方線條審美與氣度，刻畫出胡琴的不可代替性。事實上這種做法也已有不少先例，單就以本人所從事的高胡演奏專業范疇來說，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新創作曲目如：高胡與管弦樂《珠江之戀》（喬飛曲）、高胡協奏曲《琴詩》（李助昕、余其偉曲）、《粵魂》（李助昕曲）、高胡與樂隊《出海》（卜燦榮曲）、《小鳥天堂》（卜燦榮曲）、高胡協奏曲《萊村女》（房曉敏曲）、高胡與樂隊《花朝月夕》（房曉敏曲）等，其中包括了西洋交響與民族交響編制的作品。它們的獨奏部分，演奏者（余其偉、卜燦榮、陳國產）都能合理地溶入傳統技法與曲目相結合，始終不離“粵味”。至于使用的分寸，也相當謹慎，既不會百分百地照搬，同時也照顧到不同樂曲或片段的需要 ，這非常考驗獨奏者對傳統根基的積淀程度與理解力。既要保住“根”又不乏大膽視野，是一門相當綜合的學問。這種創作與演奏理念正是筆者所向往的。

在英國的排練安排在利物浦皇家交響音樂廳，它已有百多年歷史，我與廖先生到達后，《牛弓》作者Ian Stephen與此次演出的指揮美國人Clark Rundell已經在此等候，大家熱情地相互介紹后，我便來到休息室與指揮進行了一次對譜，很順利，整曲下來并沒有間斷，這時大家都流露出輕松的笑容，我內心也終于松一口氣。考慮到這是一次實驗性的作品首演，樂團方面也在排練時間上作了彈性安排，除了第一次排練以外，第二次或第三次排練是機動安排。令大家高興的是，在這第一次排練中，各方面都比較順利，首先是樂隊的水平屬歐洲一流，而我的獨奏部分除了達到了作者與指揮的要求外，許多處理也給他們帶來了驚喜。值得一提的是，效果頗為理想，因此，原定的二、三次排練便順理成章能地取消了。

演出的當晚我進一步得知，此音樂會是為中國新年而舉辦，作品《牛弓》也是為中國迎來牛年而得名。全場音樂會全部演奏中國作品，包括有譚盾的《距離》、陳其鋼的《道情》等。廖先生還說到，即使在歐洲，古典音樂會的票房也是日漸下降，此次以中國作品為專場，一是中國的崛起使之文化日益倍受關注，二是樂團也在努力尋求突破點力求贏得高票房。果然，演出當晚座無虛席，其中有利物蒲市長與中國文化參贊等高級官員，而《牛弓》也是當晚的重頭節目。緊張與動力加興奮，使在臺上的我更加投入與高度集中，13分鐘的曲子就如一瞬指間，當曲子一完，觀眾熱情不止，作者Ian激動地跑上臺上與我擁抱，指揮Clark也在喊“great sound”…..

首演的成功，使我有了再次與利物浦皇家交響樂團合作的機會。在2010年中國上海舉辦的“世博”會上，代表英國音樂文化, 主題為“利物蒲之夜”音樂會于10月16日在上海世博演藝廳公演。音樂會除了交響樂團為主陣容外，另邀請了英國老牌電子組合OMD與The Scaffold樂隊等各種團體助陣。在他們前往上海之前，“利物浦之夜”音樂會率先于10月2日在利物浦亮相。而《牛弓》的選入,使我成為這次英國音樂文化盛事中唯一邀請的”外國人”。此次，作者Ian對作品在編制上進行了擴充，樂隊陣容更為龐大，指揮換也成了英籍俄國人Vasili Petrenko。這兩場演出，作為華人的我能代表英方出席國際文化盛事，在人生藝術生涯中，確實有著特殊意義。通過演繹新作品，也大大豐富了自己的音樂視野，在此再向廖先生及作曲家Ian先生表示衷心感謝！

《牛弓》的上演，也進一步印證了創新與傳統理念結合的可行性、必要性。如何站在世界舞臺看待中國藝術？中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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