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中國文化海外傳播研究方向(在海外傳承，傳播哪些方面的中國傳統文化)

世代里將在這一切生活的領域里取回收益，其發展將比目前的估計更為遠大。[2](重點是引者所加)。

早在鴉片戰爭以前，西方商人與中國通商的口岸被限制在廣州一處。西人在中國傳播基督教和印刷散發教會宣傳品都是被禁止的。美國傳教土是依附于英國傳教組織在馬六甲、新加坡、澳門、廣州等地通過辦學校的方式來進行傳教的。早期教會辦學并不是為了傳授西方的知識與文化，而是為了使傳教披上合法的外衣，其直接任務是教一些中國人學會英文，培訓一批土生土長的中國籍助手或傳教士，培養西方教會、洋行所需的通譯、買辦, 說到底，是為了培養和平征服中國的工具和奴才。為了印刷宗教宣傳品，教會創辦“本色化’’中文印刷所，最早是1817年在馬六甲由英國傳教士辦的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11ege)的印刷所.最早的漢譯西方書籍《圣經》是在中國境外印刷好偷運入境的.為了吸引貧苦人民信教，辦起了慈善事業。美國傳教士伯駕(Peter Parker)1835年在廣州開設的眼科醫院就有很大影響，連林則徐都找他看過眼疾。[3]在19世紀封閉的中國，這些傳教土成為最早接觸普通中國人并傳播西方文明的中介。但由于清政府把西人中國傳教視為妖言惑眾，嚴加防范，因此，19世紀初西方傳教士與華人的接觸和傳播活動范圍，都是極其有限的。傳教士在中國傳教事實上起雙重作用：主要職能是使中國人皈依基督教，附帶也傳播西方的知識與文化。基督教本身就是西方精神文明的體現。早期傳教進展極其緩慢，成果可憐。美以美會在華傳教十年才在1857年吸收第一名信徒。一位傳教士在福州傳教九年之后，才在1856年吸收到一名信徒。伯駕在廣州辦醫院，門庭若市，卻無一個求醫者對宗教感興趣，直到1847年才有一個中國人信教。[4]

麥金萊總統宣稱“傳教士是文明的先鋒”。老羅斯福總統則認為傳教事業可以避免中國發生革命騷亂.威爾遜總統對海外傳教的支持更是不遺余力.這樣,海外學生宣教運動與美國海外擴張運動相結合，形成了美國在華傳教活動的高潮。[11]

美國教會在中國辦的學校，中國人稱為“洋學堂”，最初規模很小，名稱不同，體制混亂，只相當于小學或中學水平。80年以后，辦學重點才逐步轉向高等學校。在轉變之初，教會內部發生過有關政策性的爭論。在1877年上海教會會議上，美長老年教士狄考文(Calvin W．Mateer)根據他1864年以來在山東登州辦教會學校的經驗，強調教育的重要性。但當時反對傳授西方世俗學知識的觀點仍占上風，認為這些知識會使中國青年更難接近基督教。到1890年的上海教會會議上，把教育作為在中國傳教的合法責任的觀點，才獲得多數人同意。[12]從70年代末以來，少數教會大學逐步建立：1879年圣公會在上海辦約翰書院(即圣約翰大學的前身)；1882年長老會在山東辦廣文學堂(即后來齊魯大學的前身);1888年美以美會在北京建立匯文大學，1889年公理會等在河北通州建立華北協和大學(后兩學校合并為燕京大學)。這些校一般服都由普通教會學校增添課程設置和設備而試辦的高等教育,除英語和宗教課外，還開設有關西方科學與醫學方面的課程。盡管最初規模很小，學生人數也很少，大學班一般才十多個人，但它們畢竟是完全不同于中國傳統學塾的西式學堂，是西方文明的傳導者，是“鬼谷先生”爭奪孔門弟子的地盤。

19世紀末最后幾年到20世紀20年代中期，美國在華創辦教會大學進入鼎盛時期。這絕非偶然。教會大學的興起是與中國社會和政治生活急劇變革的過程交織在一起的，是伴隨廢科舉、興學校的變革而共生的，諸多原先的教會書院合并擴建而為大學，一時如雨后春筍。其中最重要的有：蘇州東吳大學（1901）、武昌文華大學(1903年)、廣州嶺南大學(1904年)、圣約翰大學(1905年)、華北協和女大(1905年)、上海滬江大學(1906年)、南京金陵大學(1909年)、杭州之江大學(1910年)、成都華西協和大學(1910年)、武昌華中大學(l910年)、長沙湘雅醫學院(1914年)、福州華南女大(1914年)、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1915年)、燕京大學(1919年)、福州協和大學(1918年)、北京協和醫學院(1920年)，等等。這些大學遍布中國各沿海大城市并深入武昌、長沙、成都等內地。后來經過改組，凡十四校，共組成“中國基督教教會大學協會”(1919年)。當時中國的國立大學只有三所(北京大學、山西大學、北洋大學)，私立大學也不多，而美國教會大學比中國自己辦的大學還多，幾乎囊括了外國人在中國辦的大學十之八九，就是中國人自己辦的大學最初也多是聘請美國人主其事。無怪乎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提醒人們：差不多中國全部大學都是由美國人創辦與美國人主持的。⒀這是我國在文化上半殖民地化的突出病征之一。

本世紀20年代；隨著中國民族解放運動高漲，在反帝呼聲的強大壓力下，教會學校勢力受到一次沉重打擊,迫使教會學校取消強迫學生上宗教課和信教，并向國民世俗化教育方向轉變。到30年代初，除圣約翰大學等校外，其他教會學校在表面上都改由中國人任大學校長。由于中國的國立和私立大學數量日增,美國教會大學的勢力才相對減弱。在1916年時各教會大學共有注冊學生2103人，1927年約4000人(包括一些神學院學生)。1935年時教會大學學生人數增達6475人。⒁據估計，三四十年代，在教會大學念書的中國學生占全國大學生總人數的12～20％。[15]特別是到40年代后期，學生人數大增。1947年秋，各教會大學錄取的學生人數幾達11000人，而考生則十倍于此數。[16]

教會大學比中國自辦的現代新制大學建立時間早，有些大學與美國著名大學如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康乃爾大學等有聯系，因此諸如教學體制、院系設置、課程安排、教學方法、教學工具、參考書等，都是直接從美國移植到中國來的。更重要的是它們把一系列西方的新科學介紹到中國。例如，金陵大學和嶺南大學創設的農學院對現代農業科學技術的推廣與對水稻小麥等品種的研究; 湘雅醫學院、齊魯大學和華西協和大學的醫學院等對西醫學人材的培養；北京協和醫學院在戰前一直是亞洲最大最完備的醫學教育中心;一些教會醫學校還首先在中國講授護士學并培養護士；燕京大學是社會學和新聞學領域的先驅；武昌華中大學首先開設圖書館學課程，并在中國小型圖書館中推廣了修訂的杜威分類法；還有商業、工商管理、西方歷史、西方文學、拉丁文等課程大都是教會學校首先設置或具有特色的。燕京大學與美國哈佛大學掛勾建立的“哈佛燕京學社"，在研究中國傳統文化方面也具有一定特色和貢獻。教會學校提倡婦女平等受教育的權利，打破封建門第觀念等，算是以洋風易舊俗了。

教會大學是基督教與神學在中國的高級研究機構，是在中國追求、模仿西方生活方式的洋學府；出洋留學盛行之后，更成為公子哥兒們追求出國“鍍金"的方便門徑。這樣，教會大學不但在中國保持洋化的、貴族化的與保守的學風與傳統，并且一直是新洋務“人材”——中國買辦階級的培養所。但是，決不能把教會學校的學生與教會學校混為一談,特別是后期的教會大學在民族救亡運動高漲的形勢下發生了明顯變化，主要是它的大批學生脫出學校當局的控制，在愛國的學生運動中走向進步，直至參加了反對美國侵略中國的各種運動并投身革命行列。

教會大學是移植到中國文化軀體上的外國異物，這種移植是．在帝國主義不平等條約體系的保護下進行的。因此，這是對中國的一種文化侵略性質的殖民活動，對傳統的中國文化起破壞作用.但是，文化不同于政治，其中包括有各民族智慧的結晶，它的這一部分應成為人類共享的精神財富。外來文化的強制輸入方式并不排斥本國文化的吸收與借鑒的功能。中國文化在西力沖擊下面臨嚴重挑戰，本身處在破舊立新的轉變時期。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輸入的教會教育可說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一種特殊方式。這是近代中國學習西方的一個主要特點，同時也是它的一個主要弱點。理由簡述如下：第一，近代中國首先接觸到的西方文明是通過傳教士之手輸入的宗教文明——基督教文明；這種教會文明是與中國傳統儒家文明的倫常哲學根本背道而馳的，它在中國一開始就引起傳統文化異常強烈的拒斥反應，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延緩了近代西方科學技術在中國的傳播。裹在宗教外衣之下傳授的西方知識，即使是科學技術知識，與傳統的中國封建文化的知識結構與傳授方式也是格格不入的，從而中國知識界也一時難以接受。第二、近代西方文明是在基督教的宗教熏冶下發起起來的，但在近幾個世紀中,西方新興資產階級文化與基督教的關系經歷了復雜變化，并在很大程度上脫離教會的束縛而世俗化與自由化，特別是從法國大革命以后，反教會是近代西 方一切激進的、革命的思潮的特征之一。因此，通過傳教士傳入中國的西方文化是西方文化中的過時的、落后的、保守的部分。傳教士帶來的西方文化知識，是經過教會“凈化”的思想與知識，而近代西方文明的精華如理性主義、民主思想、自由主義學說等都是傳教士所回避和不愿介紹的。因此，中國人按照傳教士輸入的“西學”去認識和了解近代西方文明，不僅是片面的，歪曲的，而且其中很多是糟粕，這是傳教士輸入的西方文化的保守的和反動的一面；第三，傳教士輸入中國的不只是一種新的信仰系統，也是新的知識系統，不管近代西方知識的輸入采取什么方式，也不管輸入者是什么人，對傳統中國文化都是史無前例的挑戰，并啟發中國人重新認識外部世界。西方的科學技術在最初還不可能引起中國傳統知識系統的革命，但至少引起了人們對舊學的時代適應性的懷疑。“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就是吸收西方文化之長以補中國文化之短的折衷主義方案。西學所爭得的一席地位，傳教士是有功勞的。西諺說：“科學是宗教的婢女”。基督教為在中國擴大自已的要引起深刻的思想變革,也要導致對宗教信仰的削弱(且不說基督教的傳播所激起的群眾性的反教運動)，這又不利于基督在中國的傳播。

海外青少年是否應該發揚中國傳統文化

當然應該，分析如下：

華人華僑的傳統文化認同及其心態

二戰以后，海外華人華僑大多數已經加入居住國國籍，身份上從“客人”變成了“主人”，文化認同和心態上也已經實現了從“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的質的轉變。盡管如此，在血緣上、文化上，他們仍然同祖籍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中華文化在海外華人社會仍然得到某種形式的傳承。

（一）總的來說，華人華僑認同中華民族、中華文化的意識始終占著主導地位

1、傳統家族主義對華人華僑的影響

家族主義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種基本文化精神和基本價值取向，對中國社會具有深刻持久的影響。這種影響對海外華人華僑來說也不例外，尤其對于早期華人來說更是如此。我們從華僑、華人社團發展的情況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社團是華僑、華人開展各種社會活動的樞紐，它是海外中國僑民自發建立的一種具有互助、聯誼、自治性質的社會組織，與華文學校、華文報刊一起被并稱為華僑社會的三大支柱。“在海外華社的組織中，親屬原則應該是直接和基本的。華人向來重視一脈相承的譜系關系，在海外定居后，多團結宗親組織會館。”[1]最早的宗鄉會館以“敦睦宗誼，促進團結，共濟互助，同謀福利”為宗旨，組織祭祀祖先、幫助新來華人、舉辦教育事業、提供社會保障、傳播中華文化，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是華人社會的重要支柱。

二戰后，隨著華僑社會向華人社會的轉化，大部分華僑社團遂變成為華人社團。其中，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親會組織，約占華僑、華人社團總數的41%以上；以地緣關系為紐帶的同鄉會組織約占總數的25%左右；以業緣關系為紐帶的商會、協會約占總數的21%以上，另外還有一些是以共同的政治、宗教信仰或其他共識為基礎建立的社團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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