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中國文化服務貿易的發展現狀(我國服務貿易的發展現狀)

媒匯流"和"放松管制"之后，由于文化內容產業發展的不平衡，甚至是西方發達國家也在重新考慮如何以新的產業政策、新的制度性安排對待文化內容產業的問題。保護民族文化遺產，弘揚民族文化傳統，確保民族文化安全，已經成為世界各國面對全球化的共同戰略主題，將會出現許多值得我們借鑒的經驗。我們的政策制訂人員需要做的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

（四）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先進性要求與文化原創能力不足之間形成戰略矛盾，資源潛力不能轉化為產業實力

發展我國的文化產業還是有一些得天獨厚的條件。首先是中國文化有著巨大的影響力，世界上使用華語的人口為世界之最，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除在中國境內，還在東南亞、北美及歐洲的華人區具有廣泛的影響。這應該說是中國的文化企業進行市場開拓的最有利條件，因為語言和文化的差異一直被認為是經濟全球化和國際交往中的最大消極因素。在經濟學的壟斷競爭理論中，保持產品差異被認為是維持產品在市場上的壟斷力量的關鍵。文化產品的差異首先是來自價值觀及表達手段的獨特性的；文化差異也是我們在國際競爭中和在趕超發達國家時可以依賴的比較優勢。

從生產要素的角度看，中國的文化資源異常豐富，舉世公認。幾千年乃至更長時間的文明發展，幅員遼闊的國土上還留存著許許多多的歷史文化遺址、遺跡，還有各種類型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景觀；圖書館、博物館里保藏著數以百萬計的藝術珍品、典籍和文物；中國人的言談舉止、風情習俗、節日慶典中保留著大量有形無形的文化符號；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對傳統文化進行了不間斷的研究和播傳。凡此種種，都為中國文化產品乃至其他可以負載文化符號的耐用消費品的設計、生產、創新提供了不竭的靈感源泉。

但是僅僅滿足于此顯然落后于時代。當今世界，文化已經具有原生形態、經濟形態和技術形態，新興文化產業得益于資本市場和信息技術兩駕馬車拉動，才有了前所未見的高速度，才將大批文化資源轉化為產業和財富。我國正是在上述兩個方面都顯得被動和遲鈍。

比如，文化旅游是將民族文化資源潛力化為產業實力的重要方式，旅游業在我國文化產業各門類中還是產業化程度最高的部門，但是，在該領域將文化遺產轉化為產業的成功案例至今還極為鮮見。從多年前全國各地災難性的"人造景觀熱"，到近年來有關部門關于文化遺產所有權和管理權能否分離，市場機制如何引入問題上的多次爭論，許多問題還沒有進行徹底討論，并轉化為合理的政策法規。事實已經證明，憑空建造的主題公園永遠不會有信譽，而文物的粗放利用則無異于破壞，正確的道路顯然應該在這二者之間。但是，在如何將文化遺產的保護與開發有機結合，做到既保護了文化遺產，又推動了文化旅游，我們還未能有一個較為明確的方針，因此而貽誤了諸多發展的機遇。

文化遺產數字化是將民族文化資源轉化為新興產業基礎的一個關鍵環節。目前，"文化內容革命"正在世界范圍內展開。世界各國為迎接信息時代的到來，正大規模地將文化遺產轉換成數字化形態。199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開始推動"世界的記憶"項目，該項目的目的是在世界范圍內推動文化遺產數字化，以便永久性地保存，以及最大限度地使公眾公平地享有。1999年，在芬蘭倡議下，歐盟國家開始啟動一項多國框架性合作項目，名為"內容創作啟動計劃"，文化遺產數字化被確定為基礎性內容。我國的文化資源數字化進程因國家數字圖書館工程的啟動（1996年）可以說動手并不晚，但直至目前，還沒有形成國家發展戰略，還沒有將其上升為國家文化產業建設的基礎性工程，這不能不說是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一個深層危機。

向數字媒體轉移是將傳統文化資源開發為經濟資源的必要步驟，實質上是為空前規模的產業整合準備條件，具有巨大的經濟意義。國際性信息技術集團和文化傳媒集團早已開始著手整合世界各國的數字文化資源，為開發新的世界市場做好準備；中國文化資源關系到對中國文化產品市場的占有，這塊市場也為他們覷覦已久。1999年，美國大片《木蘭》已經向我們敲響了警鐘：中國的文化資源已經經國際傳媒資本之手轉化為文化產品，成為中國文化產業界的強大競爭對手；2000年五一節，我國經歷了第一個"假日經濟"高峰，敦煌洞窟壁畫在大量游人參觀的壓力下"不堪重負"，美國的基金會開始與我商談"數字化虛擬洞窟"計劃；同年，日本信息技術企業加速了與我國故宮博物院關于建立數字化多媒體網上故宮博物院的談判進程。這兩件事說明，發達國家已經借助經濟與技術雙重優勢，開始謀求對我國文化資源的新一輪開發，這一動向值得我們關注。

（五）WTO規制與現行中國文化產業政策支持系統之間的矛盾

WTO是一種法律體系和政策系統。WTO所形成的諸多協定、協議廣泛涉及到文化產業的各個領域，有關文化產業的規章條例主要包括在WTO服務貿易和知識產權保護的基本規則，即《服務貿易總協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之中。因此其基本原則也就自然地成為各成員政府制定和執行國內文化貿易政策的文本基礎，這就必然地要給這個國家的文化管理制度和文化產業政策支持系統帶來制度、法律和政策性影響。

我國自80年代以來開始進行文化體制改革，90年代開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至今已經初步建立起了由一系列行政法規和規章構筑起來的文化產業政策系統，以及由這個系統建立起來的文化管理機制，包括：《文化娛樂場所管理條例》、《演出市場管理條例》、《電影管理條例》、《出版管理條例》、《廣播電視管理條例》、《音像制品管理條例》等，基本上涵蓋了現行文化產業領域。

然而問題是，現有的文化產業政策文本系統，基本上都是在兩種體制轉型過程中制定和形成的，并不是為加入WTO、或根據WTO原則而制定的游戲規則，因此，很大程度上帶有計劃體制的痕跡，這就出現了現存政策的目的性與WTO對中國文化產業政策的要求之間的矛盾。同時，由于我國不同領域里的現行文化管理與文化產業政策主要是由政府的不同行政主管部門制定并以政府的名義發布的，因此，行業和部門的利益保護色彩比較濃重。這樣一來，在整個政策的價值規定、功能及政府對社會文化資源的權威性分配中，應有的公共性、公正性和公平性就比較差。而所有這些都是與WTO貿易自由化原則、透明度原則、市場準入原則等存在著明顯的不一致和內在的規則沖突。

我國政府正在逐步加大文化管理體制改革的力度，《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的修訂頒布已經在國內法與國際法的規制對接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然而，由于這些措施并未從根本上解決我國文化產業發展在體制和制度上一些帶根本性的問題，如行政壟斷、市場準入、投資主體多元化、文化企業產權關系改革等，因此，舊有的矛盾不僅沒有消除，還進一步激起了新的沖突。同時，由于原有的文化政策系統并未因機構的改革和文化行政主管部門的合并而失去政策效能，還出現了新機構執行舊政策，"新瓶裝陳酒"的現象。在有的地方和領域，文化行政權力在資源重組和優化配置的名義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這種權力的高度集中，使得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制定的文化產業政策不僅沒有失去原有的制度基礎，反而獲得了新的支持。

我國文化產業管理部門已經提出"大文化管理"的思路，但是由于缺乏政策系統的創新支持，預期的改革效果并未出現，于是政府也就難以實現從"辦文化"向"管文化"的戰略轉變。對中國來說，順利進入WTO的關鍵是實現制度創新和政策系統創新的有機聯動，倘若在制度和政策的層面上不能實現整體性創新，我國文化產業在21世紀的發展前景也就可能并不是那么樂觀的。

文化產業是一個特殊的產業，而且目前還處在發展和轉型過程中，因此，存在的根本性問題還是體制性的。任何國家的產業政策的基點都是兩個，即以市場為基礎，以政策為導向，更何況我國的文化產業是生存和成長于一個更為特殊的環境中的。在一定意義上，我們今天對文化市場和文化產業的認識，以及依此制定的文化產業政策的合理性，將影響著今后相當長一個時期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并還會進一步影響我國整個經濟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發展文化產業已經成為共識，但是一個真正合理的產業政策的制定過程才開始，目前我

服務貿易在中國和世界的現狀？

2014年1-9月，中國金融、文化等新興服務出口穩步增長，對服務貿易結構調整和優化起到重要推動作用。其中，金融服務增幅居首，出口增長41.9%，出口額達27.3億美元。電影音像出口增長31.4%，金額為1.2億美元。計算機和信息服務出口增長17.4%。買粉絲出口增長8.7%，出口額達314億美元，占服務出口的比重為20%，僅次于旅游出口。一些新興服務進口也快速增長，其中計算機和信息服務、金融服務、廣告宣傳、通信服務進口增長顯著，增幅分別為46.4%、37.1%、27%和22.4%。新興服務貿易快速增長，提高了中國服務貿易附加值，促進了知識技術密集型企業發展，為國內產業結構升級做出了積極貢獻。

傳統服務貿易發展勢頭遠遠遜色于新興服務貿易。2014年1-9月，三大傳統服務（旅游、運輸服務和建筑服務）出口合計僅增長4.5%，占比為47.4%，比2013年略有下降。其中，旅游出口總額仍居各類服務之首，但同比僅增長6.8%，在中國服務出口總額中的占比下降至24.1%。運輸服務出口位居第二，同比下降2.1%，占比降至17.6%。建筑服務出口同比增長18.8%，占比為5.7%。

4、服務外包業務發展迅速

2014年1-9月，中國服務外包業務保持快速增長勢頭。據商務部統計，2014年1-9月，中國共簽訂服務外包合同134319份，合同金額和執行金額分別為733.9億美元和545.2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26.3%和32%。其中，承接離岸服務外包合同金額和執行金額分別為481.6億美元和370.7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18.6%和27.6%；在岸服務外包合同金額和執行金額分別為252.3億美元和174.5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44.4%和42.6%。信息技術外包(ITO)仍占主導地位，知識產權研究、分析學和數據挖掘、醫藥和生物技術研發和測試等知識流程外包業務增長迅速。

美國、歐盟、中國香港和日本是購買中國服務的主要發包市場。2014年1-9月中國承接美國、歐盟、中國香港和日本的離岸服務外包執行金額分別為85.5億美元、53.6億美元、51.9億美元和38.6億美元，合計為229.6美元，占執行總額的62%。

二、影響中國服務貿易發展的因素分析

（一）促進中國服務貿易發展的因素

1、國內服務貿易發展環境不斷優化

服務貿易發展的頂層設計初步形成。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今后要大力發展服務貿易，進一步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將推進金融、教育、文化、醫療等服務業領域有序開放，放開育幼養老、建筑設計、會計審計、商貿物流、電子商務等服務業領域外資準入限制。2012年以來，中國政府相繼出臺了《服務業發展規劃（2011-2015）》、《服務貿易“十二五”發展規劃》和《中國國際服務外包產業發展規劃綱要（2011-2015）》，促進中國服務貿易發展的系統、全面、開放和科學的規劃體系逐步形成。

服務貿易促進平臺影響日益增強。中國（北京）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已連續舉辦三屆，國際影響不斷增強，對中國服務貿易發展起到了重要的宣傳、推動作用。中國（上海）國際技術進出口交易會、大連軟交會、深圳文博會、中國（香港）服洽會、中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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