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中國文化海外傳播研究中心(中國傳統文化在西方的傳播主要包括哪幾方面)

作品自身存在限域是一個關鍵性問題。部分作品存在冗長繁復且人物形象深度尚淺等弊端。奧凱恩與葛浩文等都曾尖銳地批評中國當代作家沉溺于冗長寫作，體現于過度描述而又疏于對人物心靈的探索。此外，長篇小說創作危機頻仍。顧彬指出，當下的中國長篇小說呈現出碎片化趨勢，相應文本缺乏整體與中心維度，且未能展現歷史本質與時代精神。再有是出版與傳播媒介有待拓展。從出版機制來看，奧凱恩、白亞仁等認為，較之西方國家的文學編輯而言，中國的文學編輯尚難發揮其應有作用，這是制約中國當代文學發展與傳播的痼疾之一。從譯介來說，葛浩文、白亞仁及法國漢學家何碧玉都表示，譯介中存在中國元素流失等現象，而目前國內翻譯水平的確影響了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效果。

當代文學如何走出去

在全球化不斷深入的今天，當代中國文學應當依托國家實力承擔推動中國文學“走出去”的歷史重任，既推進創作者自身不斷提升，又促進作品的國際影響。重新解讀海外漢學家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評價，可以得到不少的啟示。

從國際視野來看，應借鑒世界文學的共通因素。考量諸種世界文學經典的互通因素是中國文學邁向國際化的有效路徑。從創作層面而言，中國文學如果要實現海外傳播，相關創作不可無視長期以來形成的、具有國際公認效力的評判標準。莫言之所以能從中國走向世界，因其作品的視野與旨意突破了本土疆域，而呈現出一種共性，對接文學整體上的某些特征。當下中國文學創作應在保持本國文化底蘊與優秀傳統的基礎上，及時追蹤國際文壇動態，善于運用有利于他國更好理解與認同的文本表達方式，從而使文學的民族性與世界性建立聯系。從研究層面來看，加強中外文學批評互動，消除偏見與誤讀，有助于增進自我與他者間的深層交流與理解。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柯馬丁教授就認為，中國國內相關領域的研究者如不能與他國學界建立聯系，那么中國本土的當代文學研究在海外的影響力堪憂。所以說，國內文學批評領域如何在與他國互學、互動、互證、互鑒的過程中，建構起中國文論、批評獨特的話語體系與操作范式，從而為中國當代文學屹立于世界文壇提供有力的學理支撐，尚需求索不已。

從國內情勢來說，應大力敦促作家內外兼修。中國當代文學文本的價值問題，始終為漢學家所關注并褒貶不一。比如，飯冢容表示自己在閱讀當下中國文學作品時最為看重的是文學價值，而顧彬則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整體思想價值表示失望。綜觀近年來的“諾獎”得主，萊辛、略薩與門羅無不是憑借其兼備對民族命運的深刻闡釋力與卓越的藝術創造力而勝出的。由此反觀當下國內某些文學作品，其中過度夸張甚或蓄意扭曲中國形象，給其亂貼諸如“暴力”“乖戾”“愚昧”等形象標簽等現象并不罕見。這些負面形象如若傳播出去，不免妨礙他國受眾對中國文學與文化的正確理解。

鑒于此，從文學外部來看，應強化實踐參與作用。當下國家觀念主導下的當代文化海外傳播策略要求文學作品作為構建國家形象的具象載體，承擔傳播中國主流價值觀與重塑中國文學形象等歷史使命。當代中國文學作為媒介在國際化語境中為消除誤解與偏見、促進中外相互認知與溝通提供了重要契機，當下創作者應以構建真實的國家形象并提升其正面國際影響為己任，從而使中國文學更有尊嚴地邁向世界。從文學內部來說，海外學者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審美評價呈現出歷時嬗變。以美國漢學界對中國現當代小說的評價為例，幾代漢學家的評判標準呈現出從已故漢學家夏志清的“優美”、李歐梵的“浪漫”到王德威的“怪誕”等審美觀念與批評范式的變遷。盡管漢學家的相關評價尚存差異，但文學作品的內在構成要素始終是其評判中國文學能否真正傳布于世界的首要依據，而文學本體因素的確是評判具體作品的重要標準。由此，當代中國文學應以文學標準為旨歸，合理借鑒與吸收古今中外文學作品的創作技法與寫作范式，不斷提升創作成果的藝術價值，從而力求真正贏得世界層面的尊重與認同。

總之，中國文學“走出去”必然面臨中外文化交流、交鋒、交融等態勢的沖擊與影響，予以回應需要辯證地看待其異同。正視中國當代文學的諸種特征并強化與發展其異質因素，既不以炫丑或異怪來迎合西方，又應避免中外文學間的隔閡、誤讀、沖突與對立，努力呈現出自身獨特的思想意義與文學價值。中國當代作家應憑借自身實力，揭示日新月異的中國基于人類普遍性而不為西方所有與所知的特質，在世界文學譜系中抒寫出精彩的中國文學篇章，進而實現中國文學夢，這是當代中國作家與文學研究者共同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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