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中國對外貿易理論與實踐(國際貿易對中國的作用和意義？)

易法，許多發展中國家亦緊隨其后，在“入世”后，面對降低關稅，減少進口配額，放松外匯管制的形勢下，為保證本國國內幼稚產業不受大的沖擊，于是紛紛加強貿易立法，利用法律手段保護民族工業，使貿易體制的變化不致于對國內產業沖擊過大。如此既符合世貿組織對締約國提出的貿易管制公開化的要求，又能起到保護國內產業的作用。因此我國在減弱與世貿組織明顯沖突的保護措施的同時，應采取合乎國際慣例的法律手段加強對國內幼稚產業的保護，維護本國利益。

(二) 利用政府采購制度，扶持幼稚產業發展

根據世界各國的經驗來看，對國內幼稚產業的扶持手段是多種多樣，其中最常采用的是“政府購買”的辦法。按照世貿組織規則的要求，政府采購不能優待本國企業而歧視外國企業，而實際上，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在不同程度地運用政府采購手段支持本國產業尤其是幼稚產業的發展。20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計算機工業的發展明顯受到政府采購的有利支持。這一時期，日本政府要求政府各部門及教育系統優先采用國產機。到1982年，其官方市場相當于國內計算機市場總體的 18%，國內4家主要的計算機生產企業對官方市場的依賴程度達到30%左右。可以看出政府采購對日本計算機產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扶持作用。

(三)建立公平的市場競爭機制，加大幼稚產業市場競爭強度，適當引入戰略合作伙伴

為了使幼稚產業盡快成長壯大起來，對于政府來說，更重要的是為促進幼稚產業發展創造良好政策環境。實踐表明，公平的市場機制會促進競爭，而某一行業國內市場競爭越激烈，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就越小，外國競爭者進入的成本就越高。因為較多生產者的存在，激烈地競爭會促使各個企業致力于市場開發活動，提高產品質量以及自身的管理水平，從而提高整體競爭實力。同時，適當引入戰略合作伙伴，優化生產要素組合，積極吸收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及管理經驗，以快速縮短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是一條加快國內幼稚產業發展步伐的有效途徑。當國內幼稚產業具備一定的國際競爭能力時，應撤銷對其原有保護政策，引導其參與國際市場競爭。

（四）利用本土優勢建立強大的銷售網絡，加強品牌的創建與推廣

企業是幼稚產業的微觀載體，所以企業的大力創新，提高產品質量及技術含量，樹立民族品牌才是根本。本國的幼稚產業具有非常大的地理競爭優勢。具體而言，建立強大的銷售網絡來構筑品牌忠誠度是企業自主采取阻止外部競爭者進入的最好對策。因此建立完善的銷售網絡不僅有利于創建自有品牌，還能有效地阻止國外商品進入本國市場，就是對那些已進入國內市場的國外產品來說，由于缺少銷售網絡的支撐和顧客的忠誠，往往其在競爭中也處于不利地位。

五. 結論

改革開放的30年，是我國經濟蓬勃發展的30年，是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由弱變強的30年，經濟的快速增長使經濟總量呈現加速擴張態勢。改革開放30年，之所以能取得趨勢矚目的成就，與國家實行的幼稚產業扶植政策密不可分。

開放之初，國內產業因為舊體制的影響，國內企業沒有競爭壓力，缺乏改進技術，改善管理的積極性，客觀上阻礙了產業的成長，還使消費者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因而在開放之初為了保護涉及國家經濟命脈的基礎產業，政府迫不得已實行扶植政策。隨著開放進程的深入，和國外經濟交流的加深，客觀要求我國實行動態的保護政策，因而關稅、配額、政府采購、反傾銷等靈活性較強的措施被選中，成為我國扶植政策的首選。在這些措施的帶動下，中國的幼稚產業飛速發展，迅速壯大自身的實力，做大做強，達到了保護政策的初衷。

在經濟全球化高速發展的今天，處理好經濟開放與幼稚產業保護之間的關系十分重要。開放式保護幼稚產業，不是排斥競爭，而是引入競爭的動態保護。這種保護應是短暫的、高效的，旨在促使產業自身產生出一種自行不斷壯大的能力，在短期內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競爭力。而在產業形成自身的競爭力之后，應當果斷的放棄過度的扶植保護，以免國內產業形成“惰性”，違背扶植政策的初衷。

國際貿易對中國的作用和意義？

一、新貿易理論的基本思想

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其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及原因的研究》（1776年）中提出的“絕對優勢說”堪為自由貿易理論之濫觴。鑒于亞當?斯密“地域分工論”存在著明顯缺陷，大衛?李嘉圖對其進行了修正，創立了“相對優勢說”，標志著國際貿易理論的重大突破。但該理論仍然不能完全解釋國際貿易的發生機制。1933年，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及其學生俄林以“資源稟賦說”科學地解決了這個問題。戰后國際貿易理論成了赫俄理論的一統天下。

（一）戰略性貿易理論。20世紀80年代初，國際貿易形態發生了很大變化，實際上已經不再是古典理論所設想的那種交換了，如資本要素豐裕的國家傾向于出口資本密集性產品，有熟練勞動力的國家傾向于出口技術密集型產品，而不發達國家則出口原材料，等等。第二次世界大戰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雖然國家的技術差異和資源稟賦仍然主要決定了國際貿易的基本模式，但相當部分國際貿易不可簡單地歸因于出口國的自然優勢，相反，越來越多的貿易來源于規模經濟和因技術創新而形成的人造優勢。

這說明國際貿易形態的歷史性變遷對經濟學家提出了挑戰。只有在現有貿易思想基礎上發展一套新理論，才能重新解釋國際貿易領域里正在發生的巨大變遷。70年代發展起來的產業組織學提出了分析寡頭競爭產業的新方法，從而催生了國際貿易新理論。

古典貿易理論建立在市場不會偏離“完全競爭”太遠的假設之上，市場上有許多生產者，每個生產者力量都很小，不會試圖去影響價格或其競爭對手未來的行為。然而，戰后以來產業內貿易和發達國家之間貿易的迅速增長說明完全競爭的假設是不合適的，現在相當一部分貿易是由大規模生產的優勢、積累的經驗和通信技術的創新所決定的，由眾多小企業之間展開的原子狀的競爭已經難以看到，而少數幾家大型企業之間的不完全競爭卻隨處可見。例如，大型客機市場基本上由“波音”和“空中客車”兩家寡頭航空公司所壟斷，每一方都有影響價格的能力，它們做出戰略性的行動，以期影響競爭對手的行為。

古典貿易理論在于證明自由貿易是最好的。古典理論假定市場競爭是完全的。一國在某一產業的比較優勢是貿易發生的根本原因，每個國家都因其各自的要素稟賦而參與國際分工。因此，在一個競爭激烈的經濟中，“租”非常少，因而經濟中不存在“戰略性”部門，自由貿易政策是各國最好的選擇，在各國都支持自由貿易的情況下，每個國家都能從貿易中獲益，且一國的收益并不以他國的損失為代價，自由貿易不是零和博弈。古典理論甚至認為，即使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奉行自由貿易原則，其他國家都一律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該國仍能從自由貿易中獲益。因此，自由貿易是古典理論的鐵律。

在產業組織學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貿易理論對古典貿易理論提出挑戰。新理論既是對古典貿易理論的繼承，又有所超越。它認為，國際分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歷史的偶發性，是一國特定的歷史、某個偶發事件和經濟政策的產物，并不是完全由各國資源稟賦差異所決定的。新理論最有意義的創新在于引入了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理論，從而使國際貿易理論從完全競爭這一假定條件的束縛下擺脫出來，市場中不完全競爭是普遍現象，完全競爭才是特例。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下，產業領域存在著規模經濟報酬遞增的現象，這個理論有力地挑戰了古典貿易理論所認為的規模經濟報酬不變的傳統觀點。由于市場競爭是不完全的，“租”不可能因競爭而完全消失，在一些產業，資本和勞動有時會獲得比其他產業高得多的回報率，因而經濟中存在著“戰略性”部門。如果政府能夠識別出這些戰略性部門，就有可能采取戰略性貿易政策。所謂戰略性貿易政策，是指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中，政府積極運用補貼或出口鼓勵等措施對那些被認為存在著規模經濟、外部經濟或大量“租”的產業予以扶持，擴大本國廠商在國際市場上所占的市場份額，把超額利潤從外國廠商轉移給本國廠商，以增加本國經濟福利和加強在有外國競爭對手的國際市場上的戰略地位。政府參與國際經濟競爭顯然會從根本上改變國際貿易的通行規則，因而被視為提升其國際競爭力的戰略性活動。

（二）選擇戰略性產業的基本標準。如果說經濟中存在著戰略性部門，那么企業家或經濟學家該怎樣識別它們？克魯格曼提出了識別戰略性部門的兩項標準，一是看該部門是否有大量的“租”存在，即該部門的資本或勞動回報率是否特別高；二是看該部門是否存在著外部經濟，即某一企業的研究開發活動或經驗對其他企業會產生技術外溢。然而，由于外溢是沒有市場價格的，根據這項標準去衡量戰略性部門有一定難度。

（三）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幾種形式。一旦選定某些產業為戰略性產業，政府應該采取什么措施保護這些優選產業的發展呢？克魯格曼和詹姆斯?布蘭德(James Brander)提出了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幾種可能的應用形式。

1.以轉移利潤為目的的補貼。這項戰略性政策涉及到運用補貼來加強在有外國競爭對手的國際市場上的戰略地位，其基本思想是要把利潤從國外廠商轉移給國內廠商。政府補貼可能使本國廠商降低產品成本，從而在有利可圖的國際市場上占有更大份額。由于成本補貼迫使外國競爭對手削減產量，使本國廠商得到額外利潤，這些利潤超過政府的補貼數額，即廠商的受益超過納稅人的損失。這說明出口補貼（或生產補貼）增加了國內經濟福利。

二、新貿易理論在美國興起的深層背景

20世紀80年代初，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在美國興起，不是偶然的。

首先，它與同時代美國經濟形勢發生的深刻變化有著密切聯系。隨著歐洲的復興、日本的崛起，美國逐漸喪失了在世界經濟中的絕對優勢地位。特別是日本作為經濟、科技和金融大國的崛起，成為在國際競爭中對美國具有較大威脅的經濟大國。80年代，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已相當于美國的60%，在高科技方面，日本已在不少領域明顯超過西歐而對美國構成巨大挑戰，日本的對外貿易發展速度驚人，1979年日本的進出口總額較1955年增長了46.5倍，占世界貿易總量的比重隨之從2.3%提高到6.5%，而美國在同期則從14%下降到12%。【注釋】方連慶、劉金質和王炳元主編：《戰后國際關系史（1945-1995）》，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上冊，第524頁。【注尾】當時，美國各界正在為國際競爭力開始下降而擔憂，日本和歐共體國家卻通過政府補貼或保護等手段對高科技產業實行扶持政策，由此，在美國引發了一場關于美國是否也應該對自己的目標產業進行扶持的爭論。歐共體對農產品的長期補貼政策，使得美國有時也考慮運用補貼或其他優惠政策促使其他國家購買美國而非其競爭對手歐共體的農產品。而日本、韓國的汽車和家電業的發展主要得益于政府的產業政策。為了重建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絕對優勢，美國經濟學家開始考慮要么采取對抗性的貿易政策，在政府保護下發展一些支柱產業同日本和歐共體競爭，要么，對日本和韓國等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施加政治壓力或展開貿易談判，迫使他們降低在經濟領域的國家介入程度。在這種背景下，里根和布什兩屆政府在貿易理論、貿易思想上逐步背離了自由貿易原則，開始轉向所謂公平貿易和管理貿易。

其次，貿易政策在美國經濟政策中的地位日益上升。直到1960年，美國制造業仍然主要是向國內消費者提供產品，企業的競爭對手基本上局限于來自國內的廠商。此后，貿易的重要性開始上升，據統計，1960至1980年期間，進出口占美國制造業增加值的比重增長了一倍多，這表明國際因素對美國經濟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伴隨著企業競爭由純國內性質的問題轉變為國際性質的問題，貿易政策也不再被視為僅僅是美國的國內政策，而成為對外經濟政策的一部分。美國對國際貿易的依賴性越來越強，提高了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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