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中國戲曲海外傳播工程叢書(何其莘主持的《中國戲曲海外傳播工程》這套叢書的第一批是9本，都包含了那些劇種和劇目？)

個問題》等理論專著及《夏衍劇作選》、《夏衍選集》等。

新中國成立后，當選為中國文聯第一屆全委會委員。

1955年，被任命為文化部副部長，主管電影及外事工作。

1960年，當選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電影工作者聯誼會常務理事。

1979年，出席第四次全國文代會，再次當選中國文聯副主席；同年，出席中國影協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當選中國影協主席。

1988年，出席第五次全國文代會并致開幕詞。

1994年，被國務院授予國家有杰出貢獻的電影藝術家榮譽稱號。

1995年，在北京醫院逝世。

夏衍在充滿驚濤駭浪的20世紀中國文壇上奮戰70載，以不知疲倦的獨特品格、英勇善戰的輝煌業績，贏得了人們的尊敬與愛戴，成為我國卓越的新文化運動先驅者、文化戰線領導人。

在“夏衍研究”過程中，我們對夏衍艱苦拼搏的一生、卓著奉獻的功業，有了進一步擴大與加深的理解。這位世紀老人在眾多的文化領域不倦地開拓、耕耘，成就斐然，彪炳千秋。

一

孫家正同志說：“夏衍是中國電影的根。”真乃一語中的。

夏衍對于中國電影發展的貢獻，是無與倫比的。

20世紀30年代初期，由于斗爭的需要，黨組織派夏衍進入文化界，并深入到電影界。遵奉黨的“將令”，他全力以赴地投入新的征程，與鄭伯奇將蘇聯電影大師普多夫金的《電影導演論》、《電影腳本論》翻譯介紹到中國，奠定了中國電影重視文學創作與導演運用蒙太奇語言的理論基礎。猶如“竊火者”將火種與技藝送到人間。

隨后，黨組織決定成立以夏衍（化名黃子布）為組長的電影小組，開拓左翼文化陣地。他們在上海各主要報刊陸續開辟了電影副刊，發表大批有分量的電影評論文章；加強了左翼電影隊伍的組織工作，形成了一支相當強大的創作力量；大力譯介蘇聯電影創作及理論，由夏衍化名丁謙平翻譯刊出蘇聯有聲電影劇本《生路》，這是中國翻譯的第一部蘇聯電影劇本……他們用辛勤的勞動與有力的斗爭，促進了1933年左翼電影創作高潮的出現，為中國電影史寫下了光輝的一頁。其中，不可磨滅地記載著夏衍的勞績與奉獻。

為了摸索電影創作的規律，他成了電影院里特殊的常客，手持秒表、手電與筆記本，一部電影要看上幾遍。用他自己的話說：“先看一個鏡頭是遠景、近景還是特寫，然后分析這個鏡頭為什么這樣用，為什么能感人。一個鏡頭或一段戲完后，用秒表算算幾秒鐘或幾分鐘，然后算算一共多少尺長。這樣一個鏡頭一個鏡頭地加以研究，逐漸掌握了電影編劇技巧。”

夏衍創作的第一部電影《狂流》，于1933年3月問世，在上海引起轟動。從一定意義上講，這是中國新電影真正的誕生。它第一次把攝影機對準農村，稱得上是中國電影第一部現實主義杰作。同年，他向觀眾奉獻了4部優秀劇作；此后每年均有兩部以上影片問世。10余部姿態嶄新的電影，以廣闊的生活視野、鮮明的主題思想、巧妙的藝術構思，贏得了廣大觀眾，奠定了他在電影界備受尊崇的地位。

《春蠶》是茅盾的力作，夏衍成功地把它搬上銀幕，開創了將名著改編為電影的先河。這也是將中國新文藝作品改編為電影的第一次嘗試，獲得觀眾、文藝界和魯迅先生的贊揚。經過半個多世紀的風雨滄桑，在20世紀80年代意大利舉辦的中國電影回顧展上，《春蠶》又受到西方電影同行的贊美。新中國成立后，夏衍又創造性地把《祝福》（魯迅）、《林家鋪子》（茅盾）、《憩園》（巴金）、《我的一家》（陶承）等改編為電影搬上銀幕，使之成為我國電影史上的名作，達到電影藝術的高峰而具有永久的生命力。

夏衍寫于20世紀50年代的《寫電影劇本的幾個問題》是一部電影藝術創作理論的重要著作。里面既有從事電影創作的寶貴經驗總結，又有電影藝術領域普遍規律的概括與闡述。歐陽予倩評之曰：“言簡而意賅，語近而旨遠，對于學習編電影劇本和話劇劇本的人都是很好的路標。”此書成為新中國第一代電影工作者案頭必備的著作。

新中國成立后主管電影的夏衍，還常常動手為他人修改劇本。許多著名影片的腳本都經他親筆改過，如《青春之歌》、《五朵金花》、《風暴》、《聶耳》、《白求恩大夫》等。《早春二月》經他修改的地方多達240多處。鄧小平同志曾贊之為“電影醫生”。

夏衍對于中國電影事業作出的不朽貢獻難以盡述。在這位前驅者從事革命文藝工作65周年之際，國務院特授予他國家有杰出貢獻的電影藝術家榮譽稱號。

這，就是深受電影界景仰的一代宗師夏衍。

二

夏衍在戲劇領域呈現出卓爾不群的大家風范。他自上世紀30年代開始戲劇創作至50年代止，20年間發表多幕劇、獨幕劇、翻譯劇、與友人合作劇等近30部之多，其中《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細菌》、《芳草天涯》以其永久的藝術魅力而被認為是他的3部具有經典意義的代表作品。他的劇作對中國話劇產生了巨大影響，這也使他成為中國話劇史上獨樹一幟的著名劇作家。他的常用名“夏衍”也正是由于其第一部多幕劇《賽金花》的發表、公演與轟動而聞名于世的。

綜觀夏衍的話劇創作，從思想到藝術確有自己的突出特色。其一，它們是鮮明的政治性、強烈的時代感與嫻熟的藝術表現力的有機統一。他的劇作無不環繞著時代、社會與人生展開，但又總是通過藝術的手段加以表現。因其中大部分寫于抗日戰爭時期，故而內容幾乎都與抗戰有關，無不貫穿著全民抗日的時代氛圍。他善于從社會一隅的現實事象中描寫舊時代的變質和沒落、新時代的誕生和成長。他一方面通過劇中的人物與故事，反映那個令人窒息的黑暗時代；另一方面又寄托無限希望與憧憬。正因如此，他的劇作每每在觀眾和讀者的心頭，勾起他們的悲苦與歡欣。著名評論家唐弢先生譽之為“一首首沁人心脾的政治抒情詩”。

其二，夏衍劇作中的主人公，大都是他所熟悉的普通的小人物。他擅長描寫一些出身不同、教養不同、性格不同，但同有一顆善良心的人。他常常把這些人物放置在一個特殊的環境里，讓他們蹉跌、創傷、愛憎、悔恨，最終達到一個可能到達的結局。他筆下著重歌頌的正面人物，也總帶有缺點，帶有時代與階級的烙印，因而顯得更真實、更自然。描寫人物，他以塑造性格、深入發掘內心世界為主要藝術手段。他嚴格要求自己的人物要有血有肉，要符合生活的邏輯，要真實。他說，只有真實才能令人信服，只有通過人物真實、復雜的思想感情，才能與觀眾交流，激起共鳴。他以細膩的心理描寫，準確再現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他以洗練的動作勾勒，深入剖示人物獨特的內心感受；他以有機的情境渲染，使人物所處環境構成生活不可分割的整體。這些獨到的手筆，昭示了夏公卓越的藝術功力。

其三，夏衍劇作的藝術結構單純集中、嚴謹勻稱、意境深遠，與他整個藝術風格相統一。他的戲劇情節總是緊緊圍繞著主題而發生、發展，很少有旁生的枝蔓，譬如《芳草天涯》。他很注意戲劇結構的起承轉合，講究布局謀篇，例如《上海屋檐下》。有人說他的戲過于平淡，我們恰恰認為這正是他的獨特之處，正是他不同于別人的藝術追求。他總是把筆力用于渲染沖淡、深遠的意境，從中深入刻畫人物精神的振蕩、心靈中的搏斗，比如《法西斯細菌》。他的劇作結構技巧自然、合理，不露痕跡，幾乎讓人覺察不到作家的匠心，仿佛是生活的自然流淌，而這正是夏公與眾不同的藝術才華。

夏衍的劇作，對后人顯示著悠久的藝術生命力；夏衍富有真知灼見的戲劇觀念，對戲劇創作藝術規律的探索與總結，對于后代同樣具有長久的啟迪作用。

三

20世紀20年代后期，正是中國最黑暗的時代，夏衍首先以翻譯外國理論書籍及文藝作品在上海站穩了腳跟，并以翻譯家沈端先的名字為文壇所知。他的第一部譯著是法國杰出的馬克思主義者倍倍爾撰寫的《婦女與社會主義》。這是一本最早、最忠實地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婦女問題的著作；也是經過他的筆，第一本被介紹到中國的關于婦女問題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出版后在婦女界產生了很大影響。我國早期婦女運動工作者胡子嬰寫于上世紀80年代的回憶錄中曾專門提及過，她們當時組織婦女進步團體時，特地選用此書作為學習教材。此后，夏衍又以不倦的勞動翻譯了許多進步文學作品與論著，如芥川龍之介、木村毅、金子洋文的作品等；他選譯的《歐洲近代文藝思潮論》、《新興文學論》等，在進步文化界亦發生過重要作用。由于這方面的顯著成績，1928年成立中國著作者協會時，他被選為9名執行委員之一。

當然，在夏衍翻譯事業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對高爾基《母親》的翻譯與傳播。世界上第一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巨著，經過他的筆第一次被介紹到中國。對于身處在高壓下的中國民眾，《母親》是一線點亮心燈的明光。正因為如此，它成為一部暢銷書，一年內重版兩次，很快遭到查禁，聰明的書店老板把封面由紅色改成綠色，印了第三版，又被通令全國禁止發行。文化名人夏丏尊當面質問國民黨元老邵力子，并將書名改為《母》，署名改為“孫光瑞”，“破例來個冒牌”，由開明書店一連出了5版，又遭禁。然而在讀者中的強烈影響是無法禁絕的，它總是生命不息地流傳著，直至今天。

1936年6月，夏衍發表了被譽為中國報告文學典范的作品《包身工》，并立即獲得巨大的社會反響。他是在艱難地、認真地進行大量調查、體驗的基礎之上，以驚人的透視力，對“包身工”所處的人間地獄作出了精確的判斷，得出了深刻的認識，然后運用他特有的冷峻、銳利的筆鋒，把20世紀30年代中國工人最底層的生活，血淚斑斑地呈現在讀者面前。讀這樣的文字，讓人想起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紀中葉對西歐、北美無產階級悲慘命運的描繪。作品的末尾指出：“但是，黎明的到來，畢竟是無法抗拒的。”當年索洛警告過美國人當心每根枕木下橫臥著的尸骸，夏衍則在《包身工》中警告這些殖民者當心呻吟著的每一個錠子上的中國冤魂。直到老人家離去前不久還曾說過：“我覺得我的作品中只有《包身工》可以留下來。”這固然是他對自己作品過于苛刻的評價，但也從中透露出對這部傳世之作客觀價值的重視。

1937年8月，由郭沫若任社長、夏衍任總編輯的《救亡日報》在上海創刊，這是他開始新聞記者生涯的時刻，是他走上新的坎坷征程達12年之久的起點。他曾不止一次地表示：“我平生最怕被人叫做什么什么家，只想做一個誠實的新聞記者。”他常幽默地講，自己只是個業余作者，正業則是新聞工作。從中至少可以讓我們感悟到他對新聞戰線崗位的重視。是的，12年新聞記者的勞績，實實在在地體現于約五六百萬字的成果。在他自認為“畢生最難忘的12年”、“工作最愉快的12年”中，他幾乎每日不停筆，每天至少一兩千字。政論、雜文、散文、隨筆……各種內容無所不包，古今中外的政治、思想、理論、文化、藝術、科學、人物、社會生活、時事評論、旅游札記……真可謂豐富多彩、文情并茂。廖沫沙同志在為《夏衍雜文隨筆集》而作的序文《凌云健筆意縱橫》里就此而論曰：“夏衍同志實在是中國文壇上罕見的作家之一。”除去在《救亡日報》等報刊上每日必寫的社論、報道、補白等之外，他還有十分擅長的一手絕活：自然科學小品，每每意趣盎然、生機無限。正如廖老指出的：“像夏衍同志這樣集中地描畫與介紹自然界事物的生長變化，或者以自然科學知識來論人論事，入情入理而又引人入勝，在我國文壇上卻還是罕見之作。”于此可用他寫于1940年戰火頻仍的桂林之小文《野草》為佐證，從中很可以看到這位前輩的靈魂。文章寫道：

“……沒有一個人將小草叫做‘大力士’，但是它的力量之大，的確是世界無比。這種力，是一般人看不見的生命力，只要生命存在，這種力就要顯現，上面的石塊，絲毫不足以阻擋，因為它是一種‘長期抗戰’的力，有彈性、能屈能伸的力，有韌性、不達目的不止的力。種子不落在肥土而落在瓦礫中，有生命力的種子決不會悲觀和嘆氣，因為有了阻力才有磨煉。生命開始的一瞬間就帶了斗爭來的草，才是堅韌的草，也只有這種草，才可以傲然地對那些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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