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中國文化海外輸出需要精英文化為主還是大眾文化為主(辨析西方的精英文化和中國的大眾文化？)

現和接受評判的，并不是誰家固定不變的專利。不要忘記，我國千古名篇《詩經》中的作品，原本是當時的民謠俚曲，卻可以成為后世的風雅之師；而許多當年被視作風雅之極的宮廷御制、狀元文章等，如今卻大都和其他文化糟粕一道成了歷史的垃圾。此外如《水滸》、《西游記》等小說，京劇等戲劇，中國傳統工藝等，原都是來自民間的“大眾文化”、“俗”文化產品，現在則成了傳統文化中的瑰寶，成了雅文化。應該說，不論大眾的還是精英的文化，都有自己“俗”和“雅”，都有自己從低向高、從淺入深、從粗到精的發展提高問題。歷史證明，“大眾文化”也可以有自己的精品，有自己的高貴和優美；而“精英文化”也難保不出粗俗之作，也有它們的俗氣、無聊和空洞。只有憑借創造的智慧和精心的勞動，而不是憑借某種身份，才能產生精品。對任何人和任何文化形式說來，都是如此。

但現實生活中人們卻往往不大注意對“雅”和“俗”的兩種含義加以區別，由此造成了一些嚴重的誤解，甚至偏見。例如在某些潛意識中，一味地視古為雅、視今為俗；以寡為雅、以眾為俗；以遠為雅、以近為俗；以靜為雅、以動為俗；以莊為雅，以諧為俗；以虛為雅、以實為俗，等等。在這些觀念中存在著一種片面化、表面化、簡單化的傾向，實際上是以少數人的口味為準，把他們所欣賞的文化風格當作了唯一的標準，無形中已經預先地包含著脫離現實、輕視群眾的成分，從而忽視了大眾世俗生活的文化權利。

從我們的現代觀點看來，這是應該摒棄的陳腐偏見。因為說到底，“大眾文化”才是民族文化最深厚的基礎，是最本真的“文化文本”，是民族文化偉力的根源。沒有了普通大眾的世俗生活，人類文化就將失去生命力的源泉。

●對“文化世俗化”的現象應有冷靜的思考

“雅俗”本身是對文化現象品位的一種描述和判斷，它以文化產品和文化行為的質量為中心，并不是對文化主體(精英或大眾)的界定，不應該將二者輕易地等同或混淆。同時，在如何看待“雅、俗”與“精英、大眾”之間相互關聯的問題上，則直接或間接地反映出人們在文化觀念上的根本立場和思維方式的差別。而在涉及根本文化立場的問題上，我們更要旗幟鮮明地堅持人民主體論的馬克思主義宗旨。

就我國具體情況而言，伴隨著整個社會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在文化領域也出現了“重心下移”的趨勢，普通大眾的文化需求日漸成為市場的主導力量，而“精英文化”卻在市場上受到某種程度的冷落。一些人稱之為“文化世俗化”或“俗文化泛濫”。對此應有冷靜清晰的思考。“文化重心下移”應該說是一種具有歷史合理性的進步，是我們的文化“為人民服務”之必須。每一個不把自己同大眾對立起來的人，都不應該視之為“危機”和“失落”，而應視之為一種“歸位”和“落實”。因為多年來，為我國廣大群眾所樂于和便于參與的文化形式和活動并不豐富、并不充分，實際上是太簡單、太貧乏了。至于“雅文化”的“失落”，則應該從其他方面找原因。

為什么歌劇在意大利是大眾文化，在中國則是精英文化？

崇洋使然嗎？

京劇在意大利是否也是精英文化呢？

其實，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雖性質各異，然而它們的不同因素又被整合進一個復雜的文化系統，因而簡單的劃分難以包容如此復雜的文化內涵。由于時間和空間的差異，“大眾”和“精英”的含義也隨之游離。交響樂就是歐洲當時的流行樂，經過幾百年的流傳，現在它被奉為經典音樂；達芬奇的《蒙娜麗莎》在文藝復興時期屬于通俗文化，到了現在則被尊為經典之作；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中國，報刊雜志和其他傳播工具是精英文化，然在今天卻是大眾文化；意大利歌劇在如今美國和中國都是精英文化，然在意大利卻是大眾文化。大眾文化的創造者也不斷地改變著其角色，并大有“下里巴人”與“陽春白雪”相互結合的演變之勢。精英文化是社會的發展方向，大眾文化是老百姓的通俗文化，大眾文化是廣大群眾自己創造的文化，是源頭，是根，它是一個民族情感和理想的載體，大眾文化在人民大眾之中有著深厚的產生與發展的沃土，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是和生活融為一體的。如果說精英文化是父親的文化，那么大眾文化就是母親的文化，它是母體，是民族的根，因之，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之間的對立也僅是相對的，下面分別從敘事差異、內容取向、審美訴求、社會影響等多個方面進行對比。

關于當代美國電影~論文。。。。。。急！！！！！

美國電影中華人形象的演變

從現存的默片《嬌花濺血》（Broken Blossoms）（格里菲斯 [D. W. Griffith]執導，1919）算起，美國電影塑造華人形象已有八十五年的歷史。本文選擇六部不同時期的美國電影，歷史地分析、解讀華人形象如何成為美國大眾文化中種族、性別與政治沖突的體現。在二十世紀初，華人曾一度被塑造為熱愛和平、與人為善的形象，如《嬌花濺血》，但由于美國十九世紀末驅趕華人勞工后，「黃禍」意識的延續，好萊塢更熱衷于將華人想象為對白人構成威脅的「野蠻的」他者，如《閻將軍的苦茶》（The Bitter Tea of General Yen）（卡普拉 [Frank R. Capra]執導，1933）。到了中國抗戰及歐美二戰時期，美國宗教救世話語影響下的好萊塢及時推出了《大地》（The Good Earth）（富蘭克林[Sidney Franklin]執導，1937）之類的影片，贊揚中國婦女的勤勞勇敢及對土地的「原始情感」。而冷戰時期持續不衰的東方主義想象又投射出一批如《蘇絲黃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奎因[Richard Quine]執導，1960）宣揚西方「白馬王子」超俗愛情、東方女子感恩獻身的神話故事。美國國內60年代起日益劇烈的種族沖突也使華人一時凸顯成「模范少數族群」，「自愿」同化于美國主流白人文化，在銀幕上演出了歌舞升平的輕喜劇，如《花鼓歌舞》（Flower Drum Song）（羅杰斯[Richard Rodgers]執導，1961）。作為難得一見反思西方中心的神話影片，《蝴蝶君》（M. Butterfly）（克羅嫩貝格[David Cronenberg]執導，1993）布下性別迷陣，揭露了西方男人的情感和身份危機，精彩地顛覆了西方冷戰話語及東方主義的敘事模式。

美國電影中的華人形象可以作種種解讀。按學者馬凱蒂（Gina Marchetti）所論1：

好萊塢利用亞洲人、美籍華人及南太平洋人作為種族的他者，其目的是避免黑人和白人之間更直接的種族沖突，或逃避白人對美國本土印第安人和西班牙裔人所持悔罪及仇恨交加的復雜心情。

馬凱蒂認為好萊塢電影的敘事運作方式是神話般的，利用多種故事模式迷惑觀眾，如：強奸模式、俘虜模式、誘惑模式、救世模式、犧牲模式、悲劇愛情模式、超俗浪漫模式及同化模式等。本文所分析的影片，都在不同程度上印證了這些好萊塢電影模式經久不衰的影響力。正因為如此，揭示了這些模式的意識形態內涵及其話語運作方式，對我們更深刻地理解好萊塢有著不可忽略的現實意義。

一 《嬌花濺血》：種族危機與性別體現

《嬌花濺血》講述一位簡稱「黃人」（亦稱「程環」）的中國人離鄉背井到倫敦謀生，暗戀一位屢遭父親蹂躪的英國少女的悲劇愛情故事。影片開頭即明確表現東西方的文化差異。黃人到中國佛寺進香，祈求遠赴他鄉后的平安，但他一出寺廟，就遇上西洋水兵聚眾鬧事街頭。東方的和平和西方的暴力一方面揭示了兩種文化的差異，另一方面又體現了種族的性別定型。踏上異域后，黃人的行為與價值取向一直呈女性化，從而與愛爾蘭拳擊手巴羅所體現的西方男性化形成二元對立：前者為文弱、溫雅的店鋪伙記，后者為粗暴、強壯的酗酒工人；前者為浪漫的夢想家，沉溺鴉片，醉心審美，后者為施虐的父親，折磨女兒露西而得快感。露西為黃人店中的東方精美物品而陶醉，黃人熱心獻出絲綢衣料，讓露西得到前所未有的「家」的溫暖。這一跨種族的戀情，威脅了西方父權中心的秩序，巴羅一怒之下鞭打露西致死。趕來營救的黃人與巴羅對峙，一槍擊斃巴羅，將露西的遺體抱回店中，放于牀上，燒香超度，然后用匕首刺心自殺而亡。

馬凱蒂指出《嬌花濺血》標題本身透露了影片中「幻想」的施虐及拜物的本質：吉什（Lillian Gish）扮演的露西像一朵嬌花，生長于貧乏之地，雖如期開放，但不可避免地被蹂躪而雕謝夭折2。在影片中，導演格里菲斯為強調東方（女性式的）的溫文細膩和西方（男性式的）的蠻橫粗暴，將黃人的牀鋪同時塑造成一個戰場和祭壇。黃人先是在牀邊細心照料露西飽受創傷的心靈，然后在牀前盡力保衛露西不被巴羅帶回家，最終又在牀邊殉情自殺，完成了現世中不被認同的一段跨種族、跨文化情緣。由于格里菲斯在影片結尾時刻意營造香火縈繞的詩意氛圍和黃人凝視露西遺體和匕首時的跪拜姿態，馬凱蒂等西方學者認為黃人的自殺場景潛意識地表現了一種「戀尸情節」及視覺上的「性快感」，因此更為影片增添欲望和幻想的空間3。影片對這種欲望和幻想的定位也體現在露西身上：作為一個未成年的少女，她代表了一種超越性行為的，因此成為可望而不可及的純潔女性。

正因為露西的純潔，施虐的父親成為《嬌花濺血》被抨擊的西方男性文化的掠奪形象。格里菲斯在影片中設置了兩個象征性的「強奸」場面。第一，巴羅手持象征「陽具」的鞭子，鞭尾從他的腰間向前垂下，正面威脅著摔倒在地、面色驚慌的露西。第二，露西為躲避父親，藏身在窄小的儲藏間門后，而巴羅怒持利器，砸開門洞，破門而入，將露西揪出毆打。兩個象征的「強奸」場景都表明了傳統女性在西方專橫的父權制度下的悲慘境況，也體現了影片的自虐—施虐的情節結構。

從性別的角度看，黃人所代表的是另一種當時可能令西方女性所傾心的男性美德，但卻無疑是一種在西方被視為「女性化」的男性形象。勒薩熱（Julia Lesage）稱黃人為「浪漫的英雄」，一個傾向自審、謙卑、文弱、被動而終究無能的善良人。格里菲斯正是利用這個美學化的形象來表達一種道德觀：「亞洲的文明及其利他的精神與歐美的非道德和粗糙相比而光彩耀眼。」4為了提高《嬌花濺血》的美學地位，格里菲斯的影片在紐約市首映時，設計了一出由芭蕾舞演出的序幕，因此將影片定位于貴族及中產階級才能欣賞的高級藝術品，而非當年移民眾多的紐約人花五分錢便可觀看的一般默片5。

不可否認，格里菲斯美化種族間的謙讓和互容，在某種程度上是為了緩減他早年影片《國家的誕生》（The Birth of A Nation）（1915）中對黑人歧視的描寫所造成的不良效果。這里，《嬌花濺血》對東方文明的贊美本來為的是緩解西方社會的種族沖突，希望電影觀眾提高修養，認同高雅文化。但從電影史的角度看，格里菲斯在有意無意之間為好萊塢確定了男性華人在銀幕上的一種典型的女性化形象，從此產生深遠的影響。

二 《閻將軍的苦茶》： 性威脅與俘虜情節

當然，另一類眾所周知的好萊塢男性華人形象與黃人的成另一極端——殺人不眨眼的軍閥或土匪。在《閻將軍的苦茶》里，專橫跋扈的閻將軍在中國目視無人，根本不把西方女傳教士玫根的善意勸導放在眼里，當著玫根的面展示他下令集體槍殺戰俘而毫不眨眼的絕對權威。不過，《閻將軍的苦茶》轉而刻意營造閻將軍和玫根之間曖昧的情感游戲，因此有別于早一年發行的《上海快車》（Shanghai Express）（斯滕伯格[Josef von Sternberg]執導，1932）。

在《上海快車》中，同樣殺人不眨眼的革命黨首領是一位混血華人，在騎劫京滬快車后，對乘客中紅極一時的西方妓女「上海百合」（迪特里希[Marlene Dietrich]扮演）垂涎三尺。為脅迫「上海百合」就范，他一方面威脅要用火鉗弄瞎英國醫生（「上海百合」以前的情人），另一方面強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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