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臨沂有名的外貿企業(貿易公司注冊，如何選址，上海還是山東臨沂？各有哪些優勢和劣勢？)

求新突破”這個主題，進一步強化措施，努力在發展現代物流、集約發展工業、擴大招商引資、提升城市功能、建設新型農村、搞好文化旅游產業、構建和諧社會等方面取得更大成效，推動全區經濟社會更快更好發展，力爭用2—3年時間躋身全國百強縣區。努力把蘭山區建設成為開放富裕文明美麗的“大臨沂、新臨沂”標志區，聚集輻射能力強大的區域經濟發展核心區，城鄉統籌、工商共榮、區強民富的科學發展示范區。

蘭山區歷史悠久，文化燦爛。“沂源猿人”的發現，可以把沂、沭河流域的歷史上推到四五十萬年以前。1982年5月，考古工作者在臨沂城東鳳凰嶺清理戰國至漢代墓葬時，驚喜地發現了細石器。這表明，在距今1～2萬年前，遠古人民便在沂河兩岸繁衍生息，創造著人類文明。

新石器時期的文化遺址主要為6000多年前的大汶口文化和4000多年前的山東龍山文化。1979年，臨沂城南盛莊街道王家三崗遺址，出土了石斧、石鐮、石箭頭、骨器和大量陶器。陶器中有橙色三鑿形實足陶：夾砂灰陶背壺、黑陶鏤孔豆、高柄鏤孔黑陶杯等，屬于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實物；1980年在蘭山區朱保村內的龍山文化遺址，出土文物18件，其中有蛋殼黑陶鏤孔高柄杯5件；1973年夏，臨沂城東相公鎮大范莊遺址60余座墓葬中，出土石鏟、石鏃、陶器等文物1000多件。在725件陶器中，有夾砂灰陶494件、泥質黑陶212件、夾砂白陶14件、夾砂紅陶5件、為壺、杯、碗、鼎、等器具。其中蛋殼黑陶高柄鏤孔杯和陶規，既屬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又具有山東龍山文化早期的特征。這些文物足以證明，遠古時期這里的文化就已很發達。

大約和山東龍山文化處于同一個發展階段，山東地區出現了一些傳說中的部落。主要者一是諸夏族，二是東夷族。諸夏族傳為黃帝、炎帝和顓頊帝的后裔，居住今魯南、魯西南地區；臨沂則是“東夷”之地。東夷的祖先是太 （伏羲氏），他教民漁獵、制嫁娶、作八卦。另一始祖是少xxx ，他以“鳥名官”，郯國即其后代。東夷人與諸夏人融合成華夏人，斷而形成為漢族。

文字發明以前，文學藝術活動是集體的、口頭的，又是和其他藝術互相結合的。甲骨文發現證明，我國早在3000多年前，已經存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文獻。蘭山區目前雖然沒有發現甲骨文，但東夷人使用文字卻很早：1963年和1979年，考古工作者對毗鄰的莒縣陵陽河遺址兩次發掘，在出土的陶尊上，發現了26個圖象文字。這些文字的年代早于甲骨文近千年。這可充分說明，包括蘭山區在內的東夷文化是多么輝煌！

奴隸社會代替氏族社會后，青銅器成為奴隸社會的高度文明標志。1963年，今屬羅莊區的冊山鎮晏駕墩遺址東南“老崖頭”，出土了一批西周至春秋早期的青銅器，計有圓柱足鼎1件，馬蹄式足鼎2件，盤、罌、罍各1件。銅匝內心有10余字的銘文，被確定為邾國之遺物。據《臨沂縣志·金石》記載，境內曾出土有銘文77字的青銅器“陳逆簠”1件。銅的熔點為1083℃，它的制造，無疑是在龍山文化陶業技術基礎上的升華。

周滅商后，封邦建國，臨沂城北南坊街道之古城，即為當時禹國之都。系子爵，xxx姓，夏后氏后裔，春秋歸魯國，戰國入楚國。因此，蘭山區古文化除繼承、發展東夷文化外，兼具魯、楚文化之風格。同時，又深受齊國文化的影響。

臨沂何時產生鐵器？從齊國有鐵官設置推斷，約在春秋晚期，古“鐵”字作“xxx”，想必是東夷人最早使用鐵器的緣故。春秋末，開始使用牛耕。隨著城市出現，商業發展起來。據《春秋》記載，“哀公三年……城啟陽。”啟陽即今臨沂城，文字可考歷史現已有2480多年！

戰國秦漢時期，這里文化空前繁榮。1972年4月，臨沂銀雀山一號漢墓出土了《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等10余部先秦古籍；二號漢墓出土了《漢武帝元光元年歷譜》，成為新中國考古十大發現之一。1976年5月，在臨沂金雀山九號漢墓中，出土了漢代帛畫1幅，與長沙馬王堆漢墓的T型帛畫同樣價值連城。1978年5月，蘭山區南坊街道洪家店劉疵墓出土了由1140塊玉制成的金縷玉衣，結構精美。漢代畫像石在蘭山區遺存豐富，其藝術風格多樣，涉及的內容十分廣泛，既有對現實社會生活的寫真，亦有浪漫主義的神話，諸如《田獵畫像》、《車馬畫像》、《執器造像》、《伏女傳經畫像》等均栩栩如生；而歷代碑刻，如《集柳碑》、《北齊北徐州興復寺碑》、《隋橋像碑》、《隋密洪范等橋像碑》等皆書法精美。此外，各個時期的石器、骨器、陶器等也有大量出土。所有這些，都反映出蘭山區文化的燦爛歷史。

英才輩出 蘭山區英才輩出，代有人杰。古往今來，涌現了眾多的文化賢達，堪稱人文薈萃之地。春秋時期，這里的文士開始崇尚儒學，如孔子的弟子高柴，即為蘭山區李官鎮南高里村人。儒學的興起和戰國時的百家爭鳴，有力地推動了文化的發展。

西漢時期，漢武帝在政治思想領域里實行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儒學對我國政治、思想、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儒家經典《詩》、《論語》、《尚書》、《易》、《春秋》、《禮》和《孝經》，在本地迅速傳播。臨沂人王吉是西漢著名的經學家。西漢解釋《春秋》的經文著作有《公羊傳》、《谷梁傳》、《左氏傳》、《鄒氏傳》和《夾氏傳》，王吉是唯一能講《鄒氏傳》的學者。當時《論語》有今文經本《齊論》、《魯論》和古文經本《古論》3種，傳《齊論》者以王吉與貢禹最著名，傳《魯論》則以王吉之子王駿和蘭陵人蕭望之著名。王駿著有解釋《魯論》的《魯王駿說》20篇問世。兩漢時期儒學名人的涌現，標志著臨沂文化的發達。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臨沂文化史上光輝燦爛的歲月。明代張溥編《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就有臨沂人文集13部，占總數的13%。這個數字，足可說明總是。但這一時期的文化繁榮，當以下列3個方面為代表。

在文學方面，王戎、顏延之、顏竣、王微、王僧達、王儉、王融、王筠、王籍、顏協、王規、王褒、顏之推為佼佼者：王戎以散文顯于西晉文壇，與著名詩人阮籍等6人，被稱為“竹林七賢”；王僧達以詩文著稱，著有文集10卷；王儉善詩文，死后謚號“文憲公”；王融的散文大多陳述政見，詩歌注重聲律，與沈約等為“永明體”代表作家，有《王寧朔集》；王籍系梁著名詩人，其詩句“蟬噪林愈靜，鳥鳴山更幽”，至今膾炙人口；王褒稱霸于北周文壇，有《王司空集》；顏之推對經、史、文學和音律均有高深造詣，所著《顏氏家訓》，譽滿海內外。

在史學方面,以王準之、王韶之、王xx之等為代表：王準之的尊祖父王彪之，對江左舊事非常熟悉，記錄的“舊事”密藏于青色箱柜之中，稱“王氏青箱學”。王準之既通《青箱學》，又精《禮傳》，撰有《儀注》行世；王韶之有高尚史德，所撰《晉安帝陽秋》，真實地記載了東晉至劉宋初年的史實；王xx之著有《齊職儀》50卷。

在書法等藝術方面，除王羲之父子外，王xx、王珣、王僧虔、王志亦久負盛名。王 xx乃著名政治家王導的從弟，好學能文，多才多藝，工書畫，善音樂，號稱“江東書畫第一”和“書圣”；王珣時稱“草圣”，其書《伯遠帖》，與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獻之《中秋帖》，共稱“三希”珍品；王僧虔在齊代書壇堪稱“第一”，其子王志，梁代即稱“書圣”。倘若只認為王羲之是“書圣”，豈不謬乎？

從東晉至南北朝，全國的文化中心南移江左。在文化上有卓績者，大都是隨司馬睿渡江的世族大家子弟，其中主要為王氏和顏氏。臨沂籍名賢及其異彩紛呈的文化，是我國文化藝術寶庫里的閃光瑰寶。

隋文帝統一全國，結束了南北朝以來長期分裂、混亂的局面。隋代在文化上有貢獻的臨沂籍人，大多是由江左回到北方的。其中以王胄著名。王胄初仕陳，陳亡后供隋職，以文詞為煬帝器重。隋煬帝對王胄的詩作了很高的評價：“氣高致遠，歸之于胄；詞清體潤，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惟庾（信）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王胄有文集10卷行世。

唐代著名訓詁學家顏師古，系瑯琊臨沂顏氏后裔。唐太宗曾命他考定《五經》、撰寫《五禮》和為班固的《漢書》作注。顏師古有集60卷，其《漢書注》、《急就章注》、《匡謬正俗》等著作，是研究中國古代史的重要參考書。顏師古之重孫顏真卿，是唐著名書法家。他的書法藝術，在我國書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顏真卿善于吸取各書家之長，一變古法，自成一格。其楷書端莊敦厚，氣勢雄渾；行書遒勁郁勃，圓熟而不媚俗，世稱“顏體”，與柳公權并稱“顏柳”，深受歐陽修、蘇軾等名家推崇。

宋、金、元時期，此間人文不可與先前同語。究其人才寥落的原因，主要乃是戰亂頻仍、經濟落后、文化遭到摧殘的緣故。從明代起，開始有了新的轉機：明孝宗時大臣陳玉，工詩，有懷古詩《諸葛武侯祠》、《纜夫謠》等傳世。其后，萬歷年間的禮部主事周京，著有《金城集》、《吳越游稿》和《賁園集》。周京還擅長書法，他習趙孟xx書風并參以歐陽詢筆意，所書之碑文，“人摹拓為法帖”。

清代及民國時期，蘭山區人文載入國史者較少，但從方志中看，可謂人才濟濟：乾隆壬午舉人王中溥，著有《卷石齋文集》、《樵誨軒詩稿》；乙酉舉人李天經，著有《消寒集》、《吾過集》、《讀左便》；城內劉金銘著有《青盛堂全書敘目》、《經史學治譜》、《古今理學淵源譜》、《古今文學會通譜》等；彭蘭琪著《幾緘宗教》、《國本政談》等；陸華川著《念貽堂詩稿》；夏侯先著《諸子評林學說》、《晚香集》……值得提及的是，清雍正年間，著名畫家李方膺曾任本地知縣。李方膺系“揚州八怪”之一，擅長畫松、竹、梅、菊及魚蟲。他的繪畫藝術對臨沂畫壇有著深刻影響。

民國初年，有識之士，開展了以提供民主、科學、新文學的新文化運動。1916年，李淑九、劉敢臣創辦《東魯日報》；繼之，夏侯先創辦《教育月刊》，陳大鈞創辦《通訊社》，“所以廣播見聞，代表輿論，鼓吹文明，助流政教者也。”無疑對此間文化發展起著推動作用。

新中國成立后，勞動人民當家作主。蘭山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以勤勞、勇敢和智慧，創造出豐富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清代文史學家趙翼所說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只有在領導社會主義的國度里，才能真正成為現實。

革命傳統 蘭山人民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從鴉片戰爭前夕至抗日戰爭時期，發生在這里的重大斗爭即有10余次。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蘭山群眾便把打擊官府和地主得來的錢財散發給貧苦百姓。同治元年（1852年）十二月，捻軍首領李成率起義軍攻打臨沂城，捕殺貪官污吏。甲午戰爭期間，蘭山人民積極組織大刀會，“阻止歐洲人向內地入侵”。義和團運動中，蘭山縣民眾展開了反對外國侵略者的斗爭，砸毀了南關的耶酥教禮拜堂和西關的德國天主教堂部分物品，迫使外國傳教士倉皇逃到海口避難。

“五四”運動期間，為了聲援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 ，臨沂城各學校師生紛紛舉行罷課，學生和工商界人士300多人，舉行了游行示威，并進行罷市和查封、燒毀日貨。1922年11月，西部山區農民500余人，手持木棍，匯集到臨沂縣公署門前，反抗重稅壓榨。1925年9月，臨沂八區人袁永平和臨沂城南七里溝村人侯六合以“反奉”為號召，組織“紅槍會”，攻占了臨沂城。1932年5月，臨沂五中、三鄉師等學校學生與部分市民，砸毀了國民黨臨沂縣黨部大門樓上“以黨治國”的橫匾。1933年7月，廣大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舉行著名的蒼山暴動。1941年8月，臨沂城人民在日偽盤踞的城內，搗毀“洋行”進行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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