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人民曰報海外版(陽關雪的歷史)

十二年（公元前484年），伍子胥知禍不可免，便將自己的兒子送到齊國，后來夫差以此為借口，賜劍子胥，命其自刎。伍子胥臨終前對夫差派來的人說：“我死后可將我的頭掛在城門上，我要看著越軍入城。”說罷自刎而亡。蘇州百姓為紀念伍子胥，還建造了伍子胥廟，把一條小巷改名為伍子胥弄。

由此可見，胥門、胥江河與伍子胥這位吳國名相有著密切關系。舊時的胥門外有座兩端建有橋樓的萬年橋，橋下又是水運碼頭，因交通發達，商賈云集，集市頗為興旺。逢年過節，張燈結彩，熙熙攘攘，到處洋溢著喜慶氣氛。過去蘇州人出行以水上交通為主，前往木瀆、洞庭東、西山乃至于上海、杭州等地一般都在萬年橋下的水碼頭乘船，而蘇州許多老虎灶都有自備水船，船工們每天清晨在胥江取水，沏茶品茗，清香撲鼻，怡情自得。至于古胥門城門，城門尚存，城墻被毀。這幾年，蘇州投入巨資已將胥門修舊如舊，風采依然。沿胥江河兩岸又建成了綠樹成蔭、群芳吐艷的風光帶。最近，又投資2000萬元，建造占地面積達1．5萬平方米的伍子胥紀念園，紀念園建有三塊石刻碑、“伍子胥筑城”大型浮雕、伍子胥雕像等，重現古風神韻。

對于伍子胥的稱頌，民間流傳諸多傳說和故事。但無論如何，伍子胥對蘇州的水利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胥溪”、“胥浦”的開掘和疏通，既避免了水患又便利了交通和灌溉。因此，受益的老百姓是不會忘記伍子胥的功績的。1988年秋，我國大書法家啟功先生以“古賢至德尊三讓，吳苑雄濤溯伍胥”的對聯書贈蘇州即是最好的明證。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03年06月27日 第二版)買粉絲://買粉絲.people.買粉絲.買粉絲/GB/paper39/9524/880376.買粉絲

錢又叫什么

從古至今的貨、幣、錢、泉、錢幣、貨幣等等，每一個字或詞都被打上了特定歷史時期的深深印記。例如，“貨”在最早既指貨物，也指貨幣；“幣”的原意是用作禮物帛，又引申為禮物的通稱，后來逐漸定位于錢幣的范疇之內；“錢”呢，本來是一種農具，因為春秋時的布幣是仿其形制而鑄的，所以它成為貨幣的代稱后，反而失去了本意；“泉”取得錢義則是在王莽時代，取名于水泉，喻其流行無所不遍。至于“錢幣”和“貨幣”，它們在古代就是一對同義詞，泛指龜、貝、布、帛、珠、玉、金、銀、銅、錫、牛、羊、皮、果、粟、茶、鹽等一切可用來等價交換的物事，只不過，前者在生活中使用得更加普遍，而后者幾經演化，已成為統一的標準學名了。

其實，錢還有許多有意思的別名，追溯出來也是一類自成一體的史話。這其中，最為人知的是“孔方兄”了。此別名源于東晉文人魯褒的《錢神論》：“……親愛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強，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后……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看得出來，魯褒是在用一種嘲諷的口吻攻擊東晉社會的拜金主義，顯示出文人對金錢的態度，因以“孔方”代稱當時通行的方孔圓錢，用語貼切，又回避了文人所不齒的“錢”字，故流行開來。

“阿堵物”是人們熟悉的另一種錢幣別名。它出自《世說新語》，說是西晉大臣中有一位叫王衍的，喜好老莊，清心寡欲，從不言錢，然妻子聚斂無厭，有一日王妻突發奇想，令仆人在王衍床邊鋪了一圈錢幣，試探他的反應。翌晨王大臣睜開眼，見錢幣妨礙自己下床，就喊道“舉卻阿堵（這個、這些）物！”此言此舉雖有著不食人間煙火式的迂腐可笑，但后人十分欣賞，因此常見于各種文字中。

錢的其它別名中較為人知的，還有“鄧通”、“上清童子”、“白水真人”等，它們也各有一段真實的故事。其中，“鄧通”本來是川江上的一個船夫，因為圓了漢文帝劉恒的夢，不僅被寵，還被賜予當地一座銅山，允許他開礦鑄錢，結果富甲天下，世人驚嘆，他的名字也成了錢的代稱。南朝沈炯的名句“玉輦迎飛燕，金山賞鄧通”，宋代詩人蘇軾的“鄧通豈不富，郭解安得貧”，所詠的都是這段舊聞。“上清童子”則來源于神異故事里的一個身穿五銖服的年輕道士形象，他因拜訪唐太宗時代的宰相岑文本，并使其發財致富而得名，在人們眼里也成了錢的化身。“白水真人”則是漢光武帝劉秀篤信讖緯之術的產物

《四庫全書》除謄寫的那七部外，有沒有影印出版過？

好象沒有啊

《四庫全書》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套圖書集成（其次是明朝的永樂大典）。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開始編纂，歷時9年成書。共收書3503種，79337卷，36304冊，近230萬頁，約8億字。整套書收錄了從先秦到清乾隆前大部的重要古籍（一部分被列為禁書），涵蓋了古代中國的幾乎所有學術領域。

整套書分為經、史、子、集四部，44類，其中也包括了《論語》、《大學》、《孟子》、《中庸》、《周易》、《周禮》、《禮記》、《詩經》、《孝經》、《尚書》、《春秋》、《史記》、《爾雅注疏》、《說文解字》、《史記》、《資治通鑒》、《孫子兵法》、《國語》、《水經注》、《戰國策》、《本草綱目》、《茶經》等其他經典著作，還有日本、朝鮮、越南、印度以及來華歐洲傳教士的一些著作，為后代學者研究中國古代文化提供了較完善的文獻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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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庫全書》的編纂

清乾隆38年（1773年）2月朝廷設立了“四庫全書館”，負責《四庫全書》的編纂，由乾隆皇帝的第六個兒子永瑢負責，任命皇室郡主于敏中為總裁，大學士以及六部尚書、侍郎為副總裁，召著名學者紀昀為總纂官開始編纂這套卷帙浩繁的叢書。陸錫熊、孫士毅、戴震、周永年、邵晉涵等其他學者也參與了編纂。曾參與編撰并正式列名的文人學者達到3600多人，而抄寫人員也有3800人。

《四庫全書》收錄了當時在全國各地征收的流通圖書、清內廷收藏的圖書以及《永樂大典》中輯出來的珍本善本。據統計，光是征收得的圖書就達13501種。這些書篩選后按“著錄書”及“存目書”分別收入，其中“存目書”不錄全書，只摘部分內容，而“著錄書”則經過整理、校勘、考證后，按特定格式重新抄寫存入，謄寫完成后，還要與原本反復校勘。最后收錄的圖書有3461種。

《四庫全書》為了美觀與便于識別，采用分色裝潢，經部綠色，史部紅色，子部月白色（或淺藍色），集部灰黑色。四部顏色的確定，依春夏秋冬四季而定。《四庫全書總目》因為是全書綱領，采用代表中央的黃色。

乾隆49年（1784年）四套書陸續完成，全書共抄7部，分別貯于北京紫禁城皇宮文淵閣、京郊圓明園文源閣、奉天故宮（今沈陽）文溯閣、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合稱“內廷四閣”（或稱“北四閣”）。又在鎮江金山寺建文宗閣，揚州大觀堂建文匯閣，杭州西湖行宮孤山圣因寺建文瀾閣，即“江浙三閣”（或稱“南三閣”），各藏抄本一部。副本存于京師翰林院。其中文淵閣本最早完成，校勘更精、字體也更工整。

乾隆52年（1787年）乾隆皇帝抽查《四庫全書》時發現一些書有詆毀清朝的字句，因此下令重檢《四庫全書》，并最終刪除《諸史同異錄》等11部。但這11部書雖然從《四庫全書》中刪除，但是依然存在宮中，沒有銷毀，這11部書中的9部還流傳到今天。

嘉慶八年（1803年）由紀昀主持進行了《四庫全書》最后一部分官修書籍的補遺工作，進一步完善《四庫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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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改古籍

編纂四庫全書時，清廷為維護統治，大量查禁明清兩朝所謂有違礙字句的古籍，見四庫禁書。并且大量篡改古籍，如岳飛的《滿江紅》名句“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胡虜”和“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庫》館臣把它改為“壯志饑餐飛食肉，笑談欲灑盈腔血”。張孝祥的名作《六州歌頭·長淮望斷》描寫孔子家鄉被金人占領“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其中“膻腥”犯忌，改作“亦凋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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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庫全書》的命運

《四庫全書》完成至今的兩百年間中國歷經動亂，《四庫全書》也同樣飽經滄桑，多份抄本在戰火中被毀。其中文源閣本在1860年英法聯軍攻占北京，火燒圓明園時被焚毀，文宗、文匯閣本在太平天國運動期間被毀；杭州文瀾閣藏書樓1861年在太平軍第二次攻占杭州時倒塌，所藏《四庫全書》散落民間，后由藏書家丁氏兄弟收拾、整理、補鈔，才搶救回原書的四分之一，于1881年再度存放入修復后的文瀾閣。文瀾閣本在民國時期又有一次大規模修補，目前大部分內容已經恢復。因此《四庫全書》今天只存4部，其中文淵閣本原藏北京故宮，后經上海、南京轉運至臺灣，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也是保存較為完好的一部）。文溯閣本1922年險些被賣給日本人，后從沈陽故宮轉運至蘭州，藏甘肅省圖書館，文津閣本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而殘缺的文瀾閣本則藏于浙江省圖書館。

1966年10月，為保護《四庫全書》安全，經中央有關部門協調，遼寧省將文溯閣《四庫全書》秘密運至蘭州，藏于山中。目前，遼寧有關人士要求歸還，以“書閣合璧”。甘肅方面也修建藏書樓，加強保護。文溯閣《四庫全書》其最終歸屬仍未定。

民國初期，商務印書館影印了《四庫全書珍本初集》。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了文淵閣本《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將之縮印。199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及香港中文大學分別出版發行文淵閣本《四庫全書》電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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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庫全書》是中國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書，也是中國古代最大的一部叢書。

據文津閣藏本，該書共收錄經、史、子集書籍3450 種，79072 卷、36000 余冊）

"四庫"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書分為經史子集四個書庫，號稱"四部庫書"，或"四庫之書"。經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圖書分類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圖書，故稱"全書"。

清代乾隆初年，學者周永年提出"儒藏說"，主張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閱。此說得到社會的廣泛響應，這是編纂《四庫全書》的社會基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學政朱筠提出《永樂大典》的輯佚問題，得到乾隆皇帝的認可，接著便詔令將所輯佚書與"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諸書"，匯編在一起，名曰《四庫全書》。這樣，由《永樂大典》的輯佚便引出了編纂《四庫全書》的浩大工程，成為編纂《四庫全書》的直接原因。

《四庫全書》的編纂過程共分四步：第一步是征集圖書。征書工作從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開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結束，歷時七年之久。為了表彰進書者，清廷還制定了獎書、題詠、記名等獎勵辦法："獎書"即凡進書500種以上者，賜《古今圖書集成》一部；進書100種以上者，賜《佩文韻府》一部。"題詠"，即凡進書百種以上者，擇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題詠簡端，以示恩寵。"記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進者或藏書家姓名。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協助和藏書家的積極響應下，征書工作進展順利，共征集圖書12237種，其中江蘇進書4808種，居各省之首；浙江進書4600種，排名第二。私人藏書家馬裕、鮑士恭、范懋柱、汪啟淑等也進書不少。

第二步是整理圖書。《四庫全書》的底本有四個來源：一是內府藏書，二是清廷官修書，三是從各地征集的圖書，四是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佚書。四庫館臣對以上各書提出應抄、應刻、應存的具體意見。應抄之書是認為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庫全書》。應刻之書是認為最好的著作，這些著作不僅抄入《四庫全書》，而且還應另行刻印，以廣流傳。應存之書是認為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四庫全書》，而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僅存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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