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企業在海外建廠利大于弊 對錯(中國為什么不禁蘋果特斯拉呢？如果禁了對中國會有影響嗎？)

中小企業應該從競爭走向聯合，優勢互補，實現1＋1>2的效應。多個小企業合并成為大企業，大企業則收購兼并小企業，這樣引起的規模效應，有利的抗擊其他國家大型企業和聯合企業在國際貿易舞臺的競爭。

中國為什么不禁蘋果特斯拉呢？如果禁了對中國會有影響嗎？

出于對當下國情的考慮，特斯拉和蘋果來中國不僅為中國提供大量勞動崗位還拉動了中國經濟發展，禁止不僅會損傷中國企業的經濟效益更不利于中國科技發展

而且當下我們的科技水平還不能達到完全脫美的地步， 拿無人駕駛和新能源車來說，特斯拉掌握了相對先進的無人駕駛技術，中國無人駕駛水平目前還處于L3層級，而特斯拉已經開始準備突破L5了。如果強行剝離特斯拉在中國業務 不僅會使得新能源車產業鏈上游供貨商損失一大客戶導致企業大量失血更會阻止中國無人駕駛技術的進步和發展拖累中國無人駕駛的全面布局。

蘋果和特斯拉來中國還為中國帶來了大量就業崗位，帶動了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國人對特斯拉和蘋果這種高科技產品的需求越來越旺盛不僅推動了消費升級，更是促進了中國上游供應商的發展，為中國企業帶來大量的經濟效益，推動國內再生產，提高國內生產發展水平。不僅如此，更是滿足了國民對優質產品的需求 提高居民生活水平。

強行剝離蘋果和特斯拉將造成中國大量的工作崗位流失，工人失業，加大社會治理壓力，而且也會造成中國企業訂單大量縮水，企業經營壓力加大，個別小企業還會因此破產，不利于企業再生產，從而阻礙中國的經濟發展。這些都是我們所不愿看到的。

中國經濟發展需要的是一步一腳印穩步向前 而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模式，不僅損害消費者權益更損害了上游廠商的利益 對國外而言也會打擊外資企業來內地建廠的信心，不利于我國實行走出去引進來的發展戰略目標。

我們和特斯拉蘋果這類外資優質科技企業的合作應當是互惠共贏的，共取所需，我們在合作中不斷發展經歷，提高科技發展水平，推動中國企業在合作中不斷走出國門。在發展當中不斷彌補自己的短板，充分發揮我們的優勢，走長期穩定的發展路線。提高外資企業對中國的信心的同時也使本國GDP穩健增長。

外匯匯率變動如何影響一國經濟，主要對一國經濟哪些方面有影響。

人民幣升值對亞洲的沖擊會是平穩的。亞洲第二大并且是最有活力的經濟體正在經歷一場向更為靈活的貨幣管理體制的轉軌，這種趨勢，很有可能引導亞洲其他國家也向更大的通貨靈活性轉變

我們認為中國經濟始終是在向上，從2002年開始，最根本的一個情況就是人民幣有升值的壓力。為什么要講這個問題，分析好這個可以對趨勢和一些政策有正確的判斷。2002年發生了兩件大事對中國經濟產生了重大影響。一件就是年底中國加入WTO，我們注意到入世后中國的外部直接投資提升，出口出現了20%～30%的增長。這樣的結果是，大量的外匯存款流入。但是這幾年來，央行并沒有全部地對沖，這就導致了大量資金流入銀行體系，銀行體系占有大量的資金，在流動性很強的情況下，往外貸款，這是一個很正常的商業活動。我們從根本上認為，匯率對經濟周期的啟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那么在匯率政策的選擇上，如果沒有適當的匯率調整，對整個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上就會出現不一致的地方。

我們預計明年外部需求將呈減弱趨勢，因此將2005年中國GDP的增長率的預測再調低20個基準點到8.1%。2005年與2004年初的迅速增長相比會有所減緩。強大的內需仍是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與投資相比個人消費所發揮的作用將日益加強。

與此同時，我們正在修正對人民幣匯率的預期：匯率浮動范圍正在逐漸加大——預計會在現在的基礎上6個月內擴大至5%（也就是說，上下浮動2.5%），12月內升至10%。在討論匯率動與不動時，其實大家都知道名義匯率是不動的，但是真實匯率是會變動的。什么是真實的匯率？就是名義匯率和相對通貨膨脹比率之間的變化。有人說，中國人民幣的匯率不能變，那就意味著，他贊成中國要通過通貨膨脹的方式來調整匯率之間的差別。為什么這么說？名義匯率可以不動，那么相對價格的調整就要通過我們的通貨膨脹率相對于貿易伙伴的通貨膨脹率之間的差來調整。

去年10月份的時候，我們曾寫過人民幣匯率變化可能的三種發展趨勢的經濟報告。當時，我們假設人民幣是低估了10%～15%，這個數字是怎么來的呢？2002年初的時候，假設那時的匯率基本上反映了市場上的供求與需求，到現在，人民幣在貿易加權下，與美元的比率差不多10－15。既然低估了，那么市場一定會把它調回來。調回來有三種可能方式：

其一，從經濟學理論上來說，最有效率、最公平、對經濟損害程度最小的一個方式就是，人民匯率名義升值10%～15%。這樣出口會有一點損失，但進口上有相應的好處，還可以減輕一些通貨膨脹的壓力。

其二，名義匯率不動，低估的部分全部靠真實匯率的調整來完成。這意味著什么呢？假如這10%～15%的調整在兩到三年的時間中完成，這并不是說在兩三年中國的通貨膨脹15%就夠了，而是要比我們的貿易伙伴通貨膨脹高15%。采取這樣的方式有兩個問題需要關注，一個就是通貨膨脹是一個很敏感的政治話題，還有一個就是從實際操作來看，真實匯率的調整和名義匯率一樣每次都會over hit（打過頭），也就是說，現在低估15%，真正放開的話就會調到20%甚至30%。用通貨膨脹來調整真實匯率這是一個很有風險的途徑。

其三，人為控制總需求。壓制總需求，造成中國經濟的硬著陸，這樣從根本上打消人民幣升值的預期，這種方式的可能微乎甚微。

前面一段時間數字的下降大部分是靠行政的力量。下面需要注意的，可能把經濟壓過頭，壓住了硬著陸的風險，沒有壓住反彈的風險，壓得恰如其分，這種概率是多少？市場有多少信心？我認為，風險還是很大，不管是調過頭，還是沒有調到位。

我看到有人評論中國經濟不是大蕭條就是過熱。怎么可能只有這兩種結果呢？依靠行政手段，這兩種情況會馬上壓下來。因為外面的調整，大家很關心會不會升息，會不會動匯率。升息是早晚的事，但是早晚也要看一個時間。即使在中國一些市場經濟不夠發達的地方，過去25年的經驗告訴我們，真實利率、真實匯率調整都是很快發生的。

人民幣升值到底采取什么途徑來實現，以及人民幣升值會帶來怎樣的影響，別國的反應如何，這些問題都會一直跟隨我們。

要保持一個實際上被低估了的利率水平，中國需要更強有力的市場干預。這一點從這幾年迅速增長的外匯儲備就可看出，特別是自從2001年以來。就美元的貿易加權而言，亞洲占有超過40%的份額。無論對于美國還是亞洲，想要大幅降低貿易加權都是相當困難的。而有爭議的是，由于亞洲通貨在升值問題上猶豫不決，歐元和其他次要歐美貨幣對美元升值的壓力變得更大。亞洲這種猶豫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亞洲通貨不愿對日元升值；但漸漸地，也反映出它們對自身相對于人民幣升值的厭惡。當然了，人民幣的貶值是由于盯住了走低的美元。

亞洲對美元在貿易加權方面的貶值一直無能為力，而一個更堅挺的人民幣會有利于打破這種僵局。在目前的亞洲國家里，中國占總貿易份額的10%－20%，在一些對中國臺灣，日本和韓國的相關產業中，這一比例還要更高。拋卻日本不談，中國的貿易份額自1990年代以來一直穩定增長，如今更是已經趕超了日本。

通過這一輪的調整，我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外國對中國的投資增多了，墻內開花墻外紅。同時，中國的拉動了周邊國家和地區的需求。這給學者和實際的操作者一個有趣的話題。我們從這一輪的政策調整中已經看到了一個趨勢，往下走的話，可能不調整利率、不調匯率的話，過弱的態勢不會在短期內告一段落。在這種情況下，也許更有意思的是看一看，中國的需求對周邊國家的影響，對全球的影響，在哪個舞臺上政策的噪音更少。

考慮到中國在亞洲乃至世界日漸重要的地位，人民幣更堅挺能保證亞洲的通貨對美元升值又不會產生貿易加權指數總體上升的壓力。我們可以把最初人民幣匯率浮動范圍的擴大總結為穩定的，但這實質上也反映了亞洲其他國家在管理體制靈活性上的重要轉變。

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人民幣升值對亞洲的沖擊會是平穩的。為什么這么說呢？考慮以下因素：若其他條件不變，人民幣升值2.5%，5.0%或10.0%能導致亞洲的貿易加權指數在多大程度上貶值？答案分別是：約0.6%，1.2%和2.4%。可見，并不是很大的波動。不過應該注意到，以上數據計算都是建立在雙邊貿易權重基礎上，而忽略了國家間的競爭。我們還是應當看到，亞洲第二大并且是最有活力的經濟體正在經歷一場向更為靈活的貨幣管理體制的轉軌，這種趨勢，很有可能引導亞洲其他國家也向更大的通貨靈活性轉變。（作者：梁紅 高盛中國首席經濟學家）

近代中日改革成敗筆之比較論文

看這篇論文

19 世紀中后期由于西方列強的勢力向東方擴展，中日兩國都開始了近代化的歷程。由于兩國的處境和面臨的任務相似，然而探索的結果卻截然不同。

其中兩國社會結構的差異是一個不能忽視的因素。

然而兩國在社會結構中的選官制度、土地所有制結構、對“商”觀念等方面的差異表現尤為突出。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兩國近代化的進程。

19 世紀中葉隨著西方列強勢力向東的擴展，閉關自守的兩個東亞封建國家———中國和日本均被迫打開了自己的大門。兩國的仁人志士分別開始尋找救國救民的藥方，使自己的國家開始了近代化進程。

然而兩國的結果卻截然不同———日本走上富國強民的資本主義道路，中國卻仍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淵里徘徊。

例如：“日本通過開國較為成功地進入了國際社會，而中國卻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原因之一在于中日在19 世紀中葉前的‘開國準備’階段已經產生了很大差距，

中國堅持華夷思想，毫無開放進取之意，而日本實現了地理世界觀和文化世界觀的轉變，形成了開放力量。”

一、選官制度的差異

中國封建社會的科舉制始創于隋朝。

科舉考試導致統治階級內部成員不斷的更新，使社會上下階級在和平的情況下不斷地對流，從而相對緩和了階級矛盾。“科舉考試可以把全國各地，各民族的地主、商人和高利貸者的代表人物，甚至一部分被統治階級中的優秀分子吸收到中央政權中來，擴大政權的階級基礎”。

由于這種通過考試錄用人才的辦法對封建制度來說有合理的一面，

中國

一方面它可以使統治機構由統治階級中最有能力的人來組成。這對封建制度來說是一種有效的制度。

另一方面，一種對維護封建社會有效的制度自然會成為向近代社會發展的巨大障礙。科舉考試的內容主要是適應于儒家“君子”的理論而設立的具有很強的人文倫理性。它可以培養出一批具有德品的通才而不是一技之長的人才。廣大士子們對日常生活不屑一顧，不管在什么情況下都把自己的言行嚴格的約束在封建政權要求的規范之內。因此自然科學受到很大的影響。不存在什么創新和發展，因此，在科舉中國科學與民主就顯得很蒼白。

日本

德川幕府時代的日本是一個嚴格的等級社會。四個等級各有各的身份，各有各的生活。由于日本實行世襲制、門閥制使其他的三個等級的人不可能通過什么途徑進入統治階級中去。一旦生產力發展的速度加快了，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因素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階級關系發生變化。由此，產生各種矛盾并最終導致封建制度的崩潰。“日本實行世襲、門閥制，使得有才能的下級武士不能進入高層，在幕府末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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