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俄羅斯進出口貿易公司簡介(俄國的費奧多羅夫簡介是什么)

，主張俄羅斯的轉型應該符合俄羅斯的國情，走“特殊的俄羅斯式的轉軌道路”，這些學者中包括俄著名經濟學家阿巴爾金等人。這一派的觀點和主張在當時被認為是保守派，因而在俄羅斯，這一派的看法始終不占主流，而是被邊緣化。

面對不斷加深的俄羅斯經濟社會危機，俄羅斯政府和學者們不斷地在反思轉型政策。前一派對此的解釋是，認為激進的改革政策未能得到徹底和全面的實行；后者則提出，俄羅斯自1992年以來所出現的經濟社會危機是俄政府所推行的改革政策的結果。總之，雖然這兩派對于轉軌政策的主張不同，但是都將俄羅斯的轉軌績效不佳與其所推行的政策 “休克療法”相聯，“激進民主派”將轉型績效的不佳與失敗，歸咎于“休克療法”政策執行的不夠徹底；而在“學院派”看來，問題恰恰在于俄羅斯執行了“休克療法”的政策。由于“休克療法”政策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以及它的強制推行及其惡果，使得堅持和反對這種經濟轉軌政策的較量，一直是俄政治斗爭的較量和各派政治勢力對抗的焦點。

三．“華盛頓共識”旁及的理論：西方經濟學說的負面作用

“華盛頓共識”和激進轉軌的“休克療法”政策的得與失、利與弊、激進與漸進孰優孰劣等，一直是國際學界和俄羅斯精英們爭議的焦點。實際上，它是關于轉型國家如何向市場經濟轉軌的路徑、道路以及所采取的過渡模式的論爭。根據“華盛頓共識”和激進民主派執政黨當時的構想，俄羅斯只要得以實現上述的經濟轉軌政策，市場就能夠有效配置資源和經濟就能夠實現增長。雖然當時反對“休克療法”政策的一些學者們提出了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多種可替代方案，但它們均以“反對改革”的聲音而被忽視。從表面看，轉軌政策和路徑是俄羅斯和國際學界爭論的焦點問題，而實質上，這里涉及到了經濟過渡政策的理論依據，也就是說，俄羅斯等國的經濟轉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經濟學說的影響和誤導。

轉型政策工具的基礎理論來源。

今天看，在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和某些東歐國家大規模制度變遷的路徑，基本上是抄襲西方經濟學教科書的一些理論學說。這樣的轉型被認為是一種“市場原教旨主義”，國際一些著名學者提出，“國際金融機構一直在推動一種特定的意識形態 “市場原教旨主義”，“這既是一種不良的經濟政策，也是不良的政治政策，它建立在與市場運作有關的立論之上，這些立論甚至在發達國家也是不成立的，更別提發展中國家”。[4] 國際著名的轉型經濟學學者熱若爾.羅蘭對此指出，當時俄羅斯等國轉型的許多政策直接來源于（西方）基礎教科書經濟學。“華盛頓共識”認為，轉型有三大重要支柱，第一是價格自由化，第二是私有化，第三是宏觀經濟穩定化。“華”的支持者認為，“一旦轉型引進市場改革，就可以立刻有收獲，效率就可以提高。因此，轉型應該是大爆炸式的，激進的，休克式的”。[5]

正是這樣的理論認識，在當時成為一些轉型國家執政黨的主導思想。在這一理論導向下，俄羅斯在走向市場經濟之初，葉利欽和蓋達爾等人就荒謬地認為，一旦俄推行經濟和市場自由化，為經濟提供充分競爭的條件，俄經濟就能走出危機。還有一種觀點在當時也很流行，即強調從體制間各元素互補的重要性而導出“大爆炸式的激進改革的路徑”，即指要全面的各個要素和方面不分先后、同時進行改革。但是，俄社會當時尚存的計劃經濟的體制“遺產”表明，俄羅斯缺乏市場交易的制度基礎及其市場經濟所必循的規則。西方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假設是：市場是充分競爭的和市場制度是完善的。而在轉型國家，當時的情況只是一個“發展中的市場”。一些人對自由市場經濟作用的誤解和神化，使得俄政府削弱甚至放棄了國家對經濟的調控職能，這是俄國出現長久的社會失控、經濟衰退和深度危機、惡性通貨膨脹、多數人生活極度貧困、市場秩序嚴重混亂等狀況的重要原因。

2，全面自由化與現代貨幣主義的理論聯系。

在俄羅斯等轉型經濟中，迅速而廣泛的經濟自由化基于西方經濟學說中的現代貨幣主義理論。按照這一理論，一個國家貨幣供應量的變化，可以反映產量、價格和就業等的變化，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等，都可以通過對貨幣供應的管理進行調節。因此，在俄羅斯等國，當時執政的民主派政府則主張通過對貨幣供應量的擴張或緊縮調節經濟，以此替代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由這一理論所導出的自由化經濟政策，在俄羅斯，國家一方面全面放開了商品、物價、匯率、外貿進出口等的限制；另一方面，在俄實踐中，俄政府不得不實行緊縮財政和貨幣的政策，以抑制通貨膨脹和貨幣發行。但是，由于俄羅斯社會當時普遍存在的是一種供給短缺型的通貨膨脹，國家壟斷仍然嚴重和非貨幣交易的盛行，這種長期緊縮貨幣的政策，造成了俄生產難以恢復、企業間的實物交易與拖欠巨額債務等現象。當時俄羅斯經濟的狀況是：貨幣越緊縮，生產越滑坡，貨幣的根基越不穩，通貨膨脹壓力越大。西方學者將俄羅斯過渡時期的這一現象稱為“虛擬經濟”[6]。這導致俄政府在90年代處于嚴重的支付危機和財政危機之中，就其實質看，它是一種“政府危機”。

3，大規模私有化的理論依據。

俄羅斯實行快速的大規模私有化的理論依據被認為是：私有化能夠向經理們、廠長和職工提供新的刺激，只有私有產權才能夠為他們帶來最強的激勵，提高生產率和增加利潤。“華盛頓共識”則強調它的政治意義，即通過大規模私有化可以摧毀舊的國家機構，并盡快將國有資產轉移到私人手中。這個問題在轉型經濟研究中被稱為“政治約束條件”，其最具代表性的事例就是俄羅斯私有化方案的設計。按照熱若爾.羅蘭的解釋，當年俄羅斯私有化的設計人、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施萊弗等人的論述，俄羅斯無償分發國有資產的主要依據不是經濟目的的而是政治考慮，除了已經選擇的方案外，其他任何私有化方案在當時都將被政治程序所否定。[7] 在具體的實現方式上，薩克斯在1990年曾經要求“以拍賣的方式出售公司”，但他并沒意識到，當時“除了黑幫成員和黨任命的經理外，有足夠資本購買國有企業的投資者寥寥無幾”。因此后來，薩克斯提出采取投資信托公司的形式，使人們擁有企業股份。蓋達爾和丘拜斯等試圖通過這種加速的私有化方式，來形成一個廣泛、強大的有產階級和企業家階層。

今天看，俄羅斯私有化的結果并未能締造出當年所設想的企業家階層及出現私有經濟帶來的高效率。而是：（1）國有資產大量流向官僚壟斷集團和金融工業集團。使私有化能夠大大增加國家預算收入曾是俄私有化的初衷之一，但私有化給俄財政帶來的收入卻少之可憐。俄羅斯國家杜馬私有化結果分析委員會委員弗·利西奇金，對私有化結果的分析被認為最具權威性。他指出，“有關俄私有化的全部資料能夠證明存在著掠奪俄羅斯、把我國人民變成國際金融寡頭的犯罪事實”。他還透露，俄已經出售的12.5萬家國有企業，平均售價僅為1300美元，其出售的價格之低廉創世界記錄；據俄聯邦國庫管理局的統計，在1992-1996年的5年間，俄私有化上繳的預算收入合計為8480億盧布，僅占預算收入總額的0.15%。[8]（2）“私有化更準確地說，就是腐敗化”。當時，在許多人看來，一旦市場放開后，私人經濟基礎會自然而然地生長起來。但是，另一種自然而然產生的現象就會出現：腐敗和犯罪對私有生產者的掠奪。私有化所造成的腐敗，無論從政治穩定還是推進改革的兩個方面，都始終引發人們的擔憂。與私有化的腐敗相關的就是俄羅斯由政府官員中產生的所有者階層。（3）俄羅斯的現實是：人民被迫接受了私有化方案，因而，也正是俄羅斯的私有化，在國際上和俄國內所受到的指責、批評和抨擊最為強烈。即使信奉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著名學者雅諾什.科爾奈，在對后社會主義轉軌反思時也承認,“大規模私有化”作為無償分配國有資產和認股權證私有化的同義語，成了斯大林“大規模集體化”的翻版。[9] 但是，俄國領導人往往用世界銀行的要求，壓制人們對私有化的批評。

4，“西向化”思想的產生與現實矛盾。

在轉向市場經濟過程中，俄羅斯等國試圖實現向全球市場開放的經濟制度。一方面，西方堅持建議俄羅斯采納其民主制度和觀念；另一方面，俄羅斯的改革者如蓋達爾等人，迷戀并且不顧俄國的現實照搬自由主義思想。薩克斯堅持認為，轉型國家“經濟變革的成功根本的是依靠西方”。[10] 西方國家在傳授其理論、學說和觀念的過程中，一方面將其價值觀傳授給俄羅斯；另一方面，由于俄在轉型之初所推行的理論和學說基本上是基于成熟市場經濟而言，鑒于俄的體制遺產、文化傳統、制度基礎等與西方成熟市場經濟有天壤之別，包括許多條文與規則也是這樣。所以“并不存在把成功資本主義制度簡單照搬的制度捷徑”。 特別是，俄羅斯這種大規模的社會制度變遷，被簡單化為僅從形式上參用西方的法律、條文和規則。例如，俄在轉軌初期從西方借鑒的《私有化法》、《公司治理法》等多個法規，后來都被證明與俄國情差異較大，“俄羅斯照抄了盎格魯- 薩克遜國家在公司治理方面許多行之有效的法律，卻不能實施這些法律”，所以后來在普京時代, 轉軌之初制定的一些立法和條款，大多都被加以修訂。

四．基于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傳播的渠道：政策制定與推行是主渠道

在俄羅斯，以新自由主義學說為指導的 “休克療法”轉軌政策之所以能夠在俄羅斯得到推行和傳播，其原因主要是俄政府接受、制定并推行了錯誤“休克療法”的改革政策。在葉利欽時代，激進民主派政府是俄羅斯新自由主義政策的主要制訂者和推行人。當時的葉利欽政府之所以能夠接受這樣的政策，其原因在于：由于俄羅斯市場改革幾經失敗，俄政府自認為原因在于其缺乏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政策、策略與理論指導，因此積極尋找自由市場經濟的成功模式的經驗。西方的顧問們和國際經濟組織出于其多方面的考慮，將“休克療法”這一政策推薦給俄羅斯。

90年代之初，在俄羅斯等大多數轉型國家中，盡管人們都承認，建立運行良好的市場經濟是轉型的總體目標，但是，如前所述，對于以什么方式來實現這一目標，俄羅斯國內以及國際上都存在著激烈的爭議和截然不同的觀點。[12] 討論的焦點集中在“市場原教旨主義”方面，采取以“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政策，是這些國家大多數執政者當時的主導思想。這種自由主義的思想和政策，得到了IMF以及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和一些國際著名學者的支持。在俄羅斯和中東歐國家的政府中，俄羅斯前總理蓋達爾，波蘭前副總理巴爾采羅維奇，捷克前總理克勞斯等人物，都是新自由主義學說的追隨者和推行者。在過去的10多年中，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初期，隨著蘇聯解體、中東歐向市場經濟的轉型，美國芝加哥學派的新自由主義學說迅速傳播到一些轉型國家。“休克療法”作為激進轉軌的重要政策工具組合，新自由主義又作為“休克療法”的理論支柱，成為這些國家經濟社會轉型的主流觀點而被一些的國家政府用于市場經濟的轉型實踐。所以，新自由主義學說及其政策，被廣泛運用于指導俄羅斯等前社會主義國家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并且曾對轉型過程產生過深刻的影響。

在俄羅斯，一方面，當時，“休”式的激進轉軌政策，與俄激進民主派政府當政者葉利欽、丘拜斯和蓋達爾等人向自由市場經濟過渡的激進主張相吻合，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新自由主義和貨幣主義經濟理論的影響；另一方面，俄羅斯和包括東歐國家在內的大多數轉型國家, 對于西方市場經濟也普遍存在著一種幻想，認為一旦拋棄社會主義制度，就可以進入市場經濟。特別是在俄羅斯，迫于當時國內的經濟惡化、所面臨的經濟和社會危機的壓力，西方國家趁機對俄既拉（給以經濟援助）又壓（迫使接受西方價值觀）。這使得俄能夠順從西方國家倡導的轉軌政策，采納并推行“休克療法”，以通過這些措施快速完成經濟轉軌。這樣，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及其政策工具，就成為俄國等轉型國家經濟轉軌的一種載體而能夠迅速傳播。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世界上哪里的新自由主義也沒有俄羅斯和東歐一些國家的改革派所推行的新自由主義那樣毫不妥協。

在國際上，早在20世紀70-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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