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促進內外貿易一體化闡述困難或問題(求問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對WTO多邊貿易談判的影響分析怎么寫？)

都成為了世界性的了; 20世紀下半葉的信息技術革命,極大地突破了傳統的時空界限,加快了全球化進程。尤其是9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大潮,引起了人類社會政治、經濟科技、文化、思想等各領域的深刻變革。

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的挑戰

（一） 經濟全球化的一般性問題

所謂“全球問題”，是指在發生規模或程度上具有全球性質，威脅到人類的生存和可持續發展，涉及到世界上各民族、國家、地區的根本利益，并需要全人類的共同努力和國際社會的一致行動才能得到有效解決的那些問題。

全球問題是客觀存在的。對此，國內外大多數學者都是承認的，但他們對全球問題的理解卻并不一致。其主要分歧在于對哪些具體問題有資格進入全球問題的認定上以及如何區分各問題之間的主次關系，例如，前羅馬俱樂部主席A。佩切伊把全球問題歸結為人口增長、社會的差距和分工、社會的不公正等近30個問題構成的總問題;前蘇聯學者M"M"馬克西莫娃則認為全球問題包括核戰爭的威脅、饑餓、貧困。

哈貝馬斯較早地就開始關注全球問題了，他曾把資本主義社會分為“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和“有組織的資本主義”或“由國家調節的資本主義”兩個階段，他稱后者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對全球問題的關注是他對晚期資本主義分析的重點，在《合法化危機》一書中他對晚期資本主義增長的后果作了這樣的分析:“晚期資本主義的高速增長給國際社會帶來了許多問題。”“在這里我所說的是對生態平衡的破壞，對人格系統一貫要求的損害(異化)，以及對國際關系所造成的巨大的壓力”。在他看來，造成晚期資本主義危機的原因在于“系統”侵入了“生活世界”，人們的交往被扭曲、異化了。他提出的解決方案就是重構理性，建構一種交往理性，也就是主體在平等自由的基礎上通過對話達到相互理解和一致，從而實現人們之間交的合理性，實現社會的合理化。

建構交往理性以拯救分崩離析的傳統理性是哈貝馬斯的理想，這也是他的交往行動理論的核心。這一理論一經提出就受到思想界、學術界的高度重視并引起了熱烈的討論。雖然有的學者認為他所提倡的通過“交往理性的重建”和“話語倫理”規范的建立與貫徹來消除當今世界存在的弊病，實現一種“無暴力統治”的社會秩序的理想是一種空想，但是，哈貝馬斯幾十年一直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他的理論日益受到了世界各國學者的廣泛關注和熱烈討論這充分表明了他所倡導的交往理性是有著相當重要理論價值的。

（二）中國的問題

中國自上個世紀70年代末，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時，就選擇了一條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的發展來維護世界和平的道路。這樣一條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也就是和平發展的道路。

20多年來，中國的這一歷史抉擇經受了考驗，和平崛起的進程已經開了一個好頭，但是還遠遠沒有完成。一個13億至15億人口的大國要實現和平崛起，決非易事。特別是在21世紀上半葉，我們既面臨“黃金發展期”，又面對“矛盾凸顯期”。說矛盾凸顯，就經濟和社會發展領域而言，帶根本性的就是三大挑戰：

第一個是資源特別是能源的挑戰。中國人均資源占有量，在全世界排在后列；同時，由于發展速度快而科技和工藝總體水平低，中國制造業的單位和總量的資源消耗包括能耗，卻排在世界前列；再加上隨著世界制造業向中國大規模轉移，也帶來一定程度的“能耗轉移”。這就使得資源特別是能源的短缺，成為困擾中國和平崛起的一大難題。

第二個是生態環境的挑戰。中國在快速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中所出現的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狀況惡化、資源耗費巨大回收率低而導致環境破壞等問題，已成為中國經濟保持可持續發展的瓶頸，同時，這也是中國領導層提出科學發展觀的一個重要背景。

第三個是在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過程中一系列兩難問題的挑戰。比如，既要使GDP持續快速增長，又要加快社會建設步伐；既要推動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又要擴大社會就業；既要保持東部地區的強勁發展勢頭，又要促使東中西部共同發展；既要推進城市化，又要從各方面反哺農村；既要注重公平、縮小差距，又要保持活力、提高效率；既要擴大吸引外資，又要優化引資結構；既要以市場換技術，又要增強科技自主創新；既要深化各項改革，又要保持社會穩定；既要推進市場競爭，又要關心困難群眾的生產生活問題，等等。解決這一系列兩難問題，都不能只顧一頭、不顧另一頭，而是要求有一系列的統籌兼顧，實現又快又好的發展。

另外，全球化的發展對于中國的進出口體制、貨幣體系、宏觀經濟調控體系、金融體系監管的透明度、控制方法都提出了向完全市場化的趨同要求。

因此經濟全球化無論從內在體系上，還是外在環境上都需要中國政府的大國策略。

（三）中國的大國策略

中國是歷史上文化大國，也是現實中地緣政治大國，正致力于成為未來的綜合性大國。所有這些決定了她的戰略定位及其選擇不同于任何大國。作為國際地位日漸提高、實力不斷增長的發展中國家，主權、穩定、發展、平等、正義五個層次的利益需要，就構成了國家戰略利益的主要方面。各種需要之間彼此聯系，形成一個有機系統：從基本的生存權益需要到更高層次的需求，從而通過自助成為一個對國際社會有重要貢獻的大國。

第一，主權需要。它包括領土完整，內政不被干涉，這是一國存在的基本需要。主權需要與國家統一密切相聯，互為一體。隨著全球化進程加快，“主權過時論”在西方興盛一時，“新干涉主義”抬頭，在這種情況下，維護國家主權，反對霸權主義就成為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嚴峻考驗。

第二，穩定需要。與主權需要一樣，穩定需要同樣涵蓋了國家安全利益的一部分內涵。穩定分為內部社會穩定與周邊環境的穩定。前者需要強大政府并建立有力的政治、經濟秩序，是經濟繁榮社會進步的必要保障；后者是指建立在“主權需要”層面上的“防衛需要”，“防衛需要”也就是擁有影響和控制周邊危險事態能力的需要，從而才能保證外部環境的安全。

第三，發展需要。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流，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欠發達國家都在拼命迅跑，以在未來競爭中爭奪力量制高點。對中國來說，發展既必要又緊迫，因為惟有發展才能提高綜合國力，并使和平自主的對外政策具有堅實的物質基礎。穩定是發展的保障，反過來，社會不發展、經濟衰落，則內部社會震蕩及民族問題會被激活，社會穩定及國家安全自然受危及。

第四，平等需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也不論國家制度及意識形態差異，在國際法上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平等的需要，也是被尊重的需要。一個國家不被尊重或被侵犯，是主權不完整的表現。對平等需要的強調，是對強權政治及霸權行為的反對，它要求利益與機會均等，反對因文化歧視、貿易歧視而對某國作出的單方面限制。

簡言之，主權、穩定、發展、平等、正義五個層次的利益需求，是一個由基本層次向更高級層次的逐步遞升的過程，利益需要層次的拓展，也就為外交及戰略目標的進一步推進提供更深的內涵和意義。

三、 交往理性的指導性意義

（一）哈貝馬斯交往理性的內涵

.哈貝馬斯是通過分析語言和生活世界的互動來揭示交往理性內涵的，而這種分析主要體現在他所提出的交往行動理論中。這一理論通過對生活世界和以語言為媒介的主體間交往活動的語用學分析來發掘交往行為的理性內涵，并從語言的三大有效性要求，即真實性、正確性和真誠性之中，歸納出生活世界的理性結構和基本規范。因此分析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范式，可以從他關于語言和生活世界的理論論述中著手進行。

1、語言和交往行為理論

哈貝馬斯認為交往理性內蘊于以語言為媒介的相互理解的交往結構中。他對交往行為下了這樣的定義:“交往行為是以象征符號為媒體的交互活動(interaction)。這種交互活動是按照必須遵守的社會規范進行的，而必須遵守的規范又是給相互期待的行為下定義的，并且至少必須被兩個行動著的主體理解和承認。”從他對交往行為所下的定義我們可以看出他所說的“交往行為”具有如下特點:第一，交往行為是至少兩個主體之間以達到共識為目標的行為:第二，交往行為是以語言(符號)為媒介，語言是交往行為的根本手段;第三、，交往主體必須遵守共同的社會規范;第四，交往的主要形式是對話，通過對話以求達到人們之間的相互“理解”與“一致”。

哈貝馬斯認為，交往行為本質上是一種言語行為，言語行為總是與三個有效性要求相關聯，即真實性，“言說者必須有提供一個真實陳述的意向，以便聽者能分享說者的知識”;正確性，“言說者必須選擇一種本身是正確的話語，以便聽者能夠接受，從而使言說者和聽者能在以公認的規范為背景的話語中達到認同”:真誠性，“言說者必須真誠地表達他的意向以便聽者能相信說者的話語”。

哈貝馬斯聯系言語的有效性要求，把世界劃分為客觀世界、社會世界和主觀世界，因為交往行為反思地同客觀世界、社會世界和主觀世界相關聯，所以每個行為者都會明確或不明確地提出對應的言語有效性要求。在論及客觀世界時，陳述應是真實的，“客觀世界的意義可以解釋為是涉及事態存在的”;論及社會世界時，陳述應該是正確的，“社會世界的意義可以解釋為是涉及規范存在的”;論及主觀世界時，陳述應該是真誠的，主觀世界是“主觀經歷的總體”“可以通過真實表達的經歷原理來說明主觀的東西”。

他還特別指出，在語言行為中，語言的有效性要求總是同時浮現，即使一個語言表達只是主體性地使一個有效性要求凸顯出來，三個有效性要求在一個交往行為中仍然同時被要求。例如，當一個聽者接受一個論斷的真實性，但同時又懷疑言說者的真誠性或懷疑表達的正確性時，一致協議是不可能達成的。在現實交往中，三個有效性斷言能夠提出、接受或被反駁，這都是理性的言說過程。

哈貝馬斯認為，人際交往最基本、最核心的形式是語言。惟有通過語言交往，單獨的人才能組合為社會。語言原初地蘊含著“有效性要求”，即合理性的要求，這便是哈貝馬斯稱之為“交往理性”的基本內涵。

（二）哈貝馬斯對全球問題的設想

哈貝馬斯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問題的分析與全球問題有著密切的聯系。哈貝馬斯解決全球問題的設想可以概括為密切聯系的兩個方面:一個是他的商談倫理學說，一個是超越民族國家理論。這兩個方面其實是交往理性在現實中的應用。

哈貝馬斯認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不合理的社會，已經出現了合法性危機，他把合法性問題與規范有效性聯系起來，認為合法性問題本身應當是一個規范有效性問題。對于規范有效性問題，有與危機理論相關的兩個基本觀點，一是交往共同體，一個是普遍利益。哈貝馬斯認為，如果人們不能合乎情理地相信在某一規范上可以達成共識，就無法說明規范有效性問題。交往共同體成員之間通過商談、對話共同或一起來確定規范的有效性，這不僅是一種認知活動，更在于這是一種普遍利益的共識。規范有效性的實現要求普遍利益原則能夠得到貫徹，所謂利益的普遍化，哈貝馬斯指的是可以通過交往(溝通)而共有的需求。合法化危機意味著普遍利益受到壓制。

對于擺脫資本主義對普遍利益的壓制，哈貝馬斯寄希望于以語言作為交往中介而不是金錢和權力作為中介的相互理解，寄希望于以可普遍化原則作為先決條件的話語論辯的解放作用。也就是說，哈貝馬斯把“交往行為”的合理化作為社會變革的目標。讓溝通不受限制，使交往行為的交互主體生活在一個美好的、沒有任何外在或內在壓制的生活世界里。哈貝馬斯在解決全球問題上同樣主張以語言為媒介，交往主體通過對話、溝通達成一致和相互理解，從而實現交往的合理化。

如果說，哈貝馬斯的商談倫理在解決全球問題上還有一定的空想性，那么主張超越民族國家，則可以說是哈貝馬斯在20世紀90年代應對全球化所帶來的問題的具體措施。

哈貝馬斯清楚地認識到，飛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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