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元朝發展海外貿易的條件(元朝海外貿易的基本狀況)

參、文物、史跡與中外文獻

從元代遺留地下出土文物，各地史跡，以及中外文獻，可以看出元代海外交通的活躍與轉變。茲各舉一例述之。

元代出口商品以陶瓷為主，這項事實從各地港口出土元代陶瓷，可見一斑。元代瓷器大量出土於日本、韓國、東南亞、錫蘭、印度、阿拉伯，乃一般所知。琉球出土大量高品質的元代青花，澎湖出土大量元代陶瓷，印度古里出土元代青花，埃及出土元代青花，肯亞、坦桑尼亞、馬達加西加出土元代瓷器，這些考古發現之多，與其意義之大，致使元代海外交通史一再修正與補充。這些出土文物是繁榮的元代海外貿易的具體物證。 福建泉州有清凈寺，主要提供阿拉伯人宗教禮拜之需。此寺建於北宋真宗大中祥符2年(1009)，在元代有兩次整修，至大3年(1310)與至正10年(1350)。其後在明代中期（十六世紀初）將石砌寺塔改為簡易的木塔，十七世紀初（萬歷37年，1609）增建一間小禮拜堂。在元代，客居泉州穆斯林禮拜的清真寺，四十年間兩次重修，而後未見重大整修，顯示元代中阿海上交通的繁榮，也顯示元末順帝以後海上交通的沒落。

外國旅行家的見聞是旁觀者可供參考的。意大利的馬可勃羅，在中國居住多年之後，自泉州啟航返其祖國，謂泉州為世界最大港口之一，目睹泉州港有海舶甚眾，印度、波斯等國商人運載香料、胡椒來此貿易。北非摩洛哥的伊本巴圖塔從非洲一路航行到中國，看遍非洲、阿拉伯、印度、中國各地重要港口，謂泉州港為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港內有大船百艘，小船無數，城區甚大，城內織造綢錦、瓷器。謂瓷器產地， 除了泉州，也產於廣州，泉州瓷器街市最大，品質絕佳，銷到印度、也門、摩洛哥等地。伊本巴圖塔在印度古里(Culicut)等候中國船前往中國，謂中國海域只能行駛中國船，古里港內有十三艘中國船，中國船之大者，掛十帆，船內分成許多船艙，能載千人。

福建泉州晉江市陳埭鎮丁氏族譜顯示整個元代海外活動的盛衰。丁氏一世祖是阿拉伯人，大約生活於元初，經商於蘇州，卜居於泉州城南文山里，其地為泉州城內商業活躍的繁榮地段。到了第三代，丁碩德，生於元大德2年(1298)，歿於明洪武12年(1379)，生活於元末，舉家遷徙至晉江陳埭。丁氏第三代仍然經商，但時局動湯，兵亂不斷。泉州十年戰亂，始於順帝至正17年(1357)，漫延到至正26年(1366)，接著元將討伐叛軍，大舉殺戮西域人，阿拉伯商人紛紛逃亡海外，或避居他鄉。這場動亂，迫使丁家從繁榮的泉州商業區遷徙到偏遠的濱海農村陳埭，棄商賈而務農。陳埭丁氏族譜顯示，元代海外貿易曾經十分繁榮，到了元末，一蹶不振。元代承續宋代，海外貿易繁榮，設置八處對外貿易的港口，有一套合理而有效的海關制度。中國船出入東南亞，并航行到印度，阿拉伯半島，經常往來的國家或地區有百國，所知其他國度也有百國。并細分海外地區為小東洋、大東洋、小西洋、大西洋。此般活躍與繁榮為前代所未有。在另一方面，政府與民爭利，海上活動問題也漸漸增多，朝廷難以掌控，以致於四次下令海禁。元末泉州長期兵亂，海外活動一蹶不振。明初鄭和下西洋的行為并非突然冒出，鄭和下西洋的能力承繼自元人蓬勃的海外活動，同樣，元代難以掌控的航海問題，也反映在明初的海禁政策。

宋元時期海上絲綢之路開辟的原因和條件

宋元：對外交往進入頻繁時期，海外貿易發達。對外交往東達朝鮮、日本，西至阿拉伯半島和非洲東海岸一些國家，南宋的外貿所得，在財政收入中占重要地位。元朝時大都是聞名世界的商業大都市。意大利人馬可•波羅來華居住十多年，著有《馬可•波羅游記》。

宋朝西北陸路交通受阻，加上政府經營困難，所以對外貿易都較之歷代進取，其可說得上是當時世界外貿最發達的國家。《宋史：食貨志》所謂“東南之利，舶商居其一”。由此看來，當時對外的商業買賣活動在南方較為蓬勃。

1.經濟的發展，是海上絲綢之路形成的基礎

秦始皇統一六國后，政治上安定，經濟上實行貨幣、文字、度量衡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對秦朝的生產發展和科技交流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但由于實行殘暴的統治，秦朝只存在了短短十四年。針對秦朝的弊政，漢初統治者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推行“休養生息政策”，將農桑視為一切之本，大力扶持和發展農業。伴隨著漢代農業的飛速發展，漢代的紡織業也得到了顯著發展，官營、私營紡織業這時皆已頗具規模。在農業和手工業高度發達的條件下，出現了商業的勃興。漢王朝穩定的社會環境、發達的水陸交通，促進了各地經濟、文化更加便捷、迅速地交流，為地區性、全國性商品市場的形成創造了條件，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打下了重要的物質基礎。

2.航海技術的發展，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開辟提供了保障

首先,中國在燧人氏時代就已經開始木筏時代，戰國時期,以櫓槳驅動的樓船為代表，中國戰船的性能已逐步趕上和超過了當時的地中海國家；兩漢時期引入風力作為船的驅動力，當時的帆船已有槳、櫓、錨、舵、帆、水密隔壁等設施，可以在海上遠航[1]。其次，中國很早就以風作動力，用帆助航；東漢時，利用季風航海已有文字記載，把每年梅雨后出現的東南季風稱為“舶風”。唐、宋以后，利用季風航海十分廣泛。另外,在獨木舟時代，航海者們就已經懂得觀察日月星斗來確定方向對；此后中國人發明了指南針并將其用于航海。指南針帶來的新航線更加快捷方便，貿易成本大大降低，地球突然之間被縮小了。

依靠先進的航海技術，自漢武帝時代起，中國商人就在南中國海開辟了海上絲綢之路。這些帆船從廣州或北海出發，最遠到達羅馬帝國區域，主要運送絲綢、珠寶、香料、礦物等大宗貨品。從技術上來說，明朝初期鄭和耀武揚威的航海工程集中了中國造船和航海技術的最高成就，包括羅盤、計程法、測深器、牽星板、針路和海圖等。

3．陸上絲綢之路發展斷斷續續，存在諸多不足，促使了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

4．古羅馬人積極探索海上貿易之路，推動了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

海上絲綢之路既是中國本身政治、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東西方需求加強聯系的產物。我國絲綢傳入古羅馬以后，迅速受到了古羅馬人的喜愛，古羅馬對中國絲綢的需要量越來越大；但古羅馬與東方的陸上貿易一直存在障礙。在不能打通陸上絲綢之路的情況下，古羅馬只能尋求開辟從海上進行絲綢貿易的通道。到公元前1世紀時，古羅馬征服了地中海地區并發現了利用季風進行航海的規律。古羅馬人對海上貿易之路的積極探索，有力地推動了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劉佐泉在《海上絲路始發港及其文化意蘊》一書中寫道：“羅馬商人從埃及的江海古港邁奧霍穆揚帆出海，每年發船百余艘，遠航印度洋，東抵印度的馬拉巴海岸和蘭島（斯里蘭卡），在印度港口，中國、印度、波斯和羅馬的商人們交易貨物。中國人主要以絲帛為大宗商品，換取香藥、象牙、珠寶、犀角之類的貨物；羅馬商人則將絲綢之物運往紅海港口，再用駝隊馱運到尼羅河，然后溯河到埃及的亞歷山大港，亞歷山大港是地中海的轉運中心，從這里又運往羅馬帝國的安都城（今土耳其的安塔墓亞），再和橫貫亞洲大陸的絲綢之路西端聯結了起來。”

宋元時期是怎樣對外貿易的？

宋元：對外交往進入頻繁時期，海外貿易發達

對外交往東達朝鮮、日本，西至阿拉伯半島和非洲東海岸一些國家，南宋的外貿所得，在財政收入中占重要地位

元朝時大都是聞名世界的商業大都市

意大利人馬可•波羅來華居住十多年，著有《馬可•波羅游記》

繁盛的海外貿易 宋朝西北陸路交通受阻，加上政府經營困難，所以對外貿易都較之歷代進取，其可說得上是當時世界外貿最發達的國家

《宋史：食貨志》所謂“東南之利，舶商居其一”

由此看來，當時對外的商業買賣活動在南方較為蓬勃

《宋會要輯稿：食貨》卷四六之一又記載兩浙路造船最多，南宋時令溫、明二州每年造船六百艘

紹興二年（公元1132年）又置市舶司于溫州，當中以廣、泉、明三州為主要海貿港口

另外負責處理對外貿易的市舶司管轄杭州(今浙江省杭縣)、明州(今浙江省鄞縣東)、溫州(今浙江省永華縣)、秀州華亭縣(今浙江省嘉興縣)、青龍鎮(今浙江省青龍縣)五處市舶務，與日本、高麗、大食等50多個地區貿易

宋太宗專門派人“各往南海諸番國”，以類似特許通行證的“空名詔書”的發放來招引海外商人來華貿易

宋高宗認為“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當，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于民？”，南宋時期“市舶之利，頗助國用

” 點評：朝廷國策、民間氛圍以及國際環境的各種因素，使得兩宋時期的經濟高度發達，對外貿易頻繁

但是，弱小的軍事力量、龐大沉冗的官僚集團以及文弱的風氣，又使得兩宋只能坐守江山，不能將強大的經濟實力轉化為強盛的軍事力量，失去了開疆劈土的激情

于是，宋朝與日本的國際關系用兩個字便可以概括，那就是“貿易”

宋日貿易 在有宋一代(包括北宋和南宋)來日兩國貿易始終繼續不衰

首先是宋朝需要對日貿易

宋朝經濟通過一段恢復時期后，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都有所發展

煤的廣泛應用，促進冶鐵技術、質量和產量的提高；銅精煉法的出現促進銅產量和質量的提高

與此同時，鑄銅錢技術也相應地得到改善

自古以來就是傳統出口商品的絲織品和刺繡，不僅恢復而且有所發展

此外，造船業發展較快，在內河出現“百石船”，遠洋航行的“客船”可載二千斜粟

政府使用的海船，長寬都比客船高出三倍

因此，宋船在海上航行，不僅有豐富的航海經驗，而且船身堅固，經得起風浪

由于宋朝注意對外貿易，因此，宋商船赴日貿易從未中斷

其次，日本國內狀況要求發展對宋貿易

但是，日本禁止對宋貿易或者禁止宋商入日，是極其困難的

因為日本貴族生活對宋商品的需求日甚一日，朝廷下令禁止，但執行禁令的官吏本身就是宋貨的需求者

唐代貴族的糜爛生活方式感染了日本的上層社會，到北宋初期，一般官吏已不再穿日本出產的絲織品，甚至連其婢女亦皆穿戴進口衣服

紫式部的日記中，記載當時大納言在正月初十到初三宴會上的衣著

每天一套唐式衣褲，濃淡相配；顏色樣式不相重復

連內傍跑穿唐武衣服，在這個時期日本文人撰寫的小說、評話、傳奇等，如《榮華物語》、《源氏物語》等書里人物的衣著樣式、質地，全是唐式的和從唐進口的

另外，寺院生活在這個時期也趨于奢侈；最后，日本朝廷和大宰府官吏從貿易中獲得極大益處，也是對宋貿易難以禁止的重要原因

點評：由于宋朝軍力的先天不足以及重文輕武的風氣影響，無法像后來的元朝或者西方列強那樣開展海上霸業，因此，宋朝與海外諸國的貿易是純粹的以謀取商業利益為目標的

即使如此，與同時代世界各國相比，宋朝的經濟強得太多，只用正常貿易手段也給日本的經濟帶來很大的沖擊

因為日本需要的是絲綢、茶、陶瓷等等奢侈品，出口的是稻米、木材等原料，據日本史料記載，日本寶治元年(公元1247年)十一月，幕府因九州大米出口過量，競不得不發出命令，禁止出口

另方面，北宋和南宋商人至日貿易時，常要求日方以砂金付款，因而日商至南宋貿易也多帶砂金以換取銅錢

日商攜帶黃金最多的年代，總額近四、五千兩之多

加上貿易中所得的銅錢，每次日商赴南宋總會帶回大量銅錢

因此，南宋銅錢外流十分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