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元代海外貿易繁榮的影響(元朝海外貿易的基本狀況)

大量抄襲《島夷志略》。元初《大德南海志》與元末《島夷志略》所載廣州、泉州海外交通盛況，乃鄭和下西洋之基礎。

參、文物、史跡與中外文獻

從元代遺留地下出土文物，各地史跡，以及中外文獻，可以看出元代海外交通的活躍與轉變。茲各舉一例述之。

元代出口商品以陶瓷為主，這項事實從各地港口出土元代陶瓷，可見一斑。元代瓷器大量出土於日本、韓國、東南亞、錫蘭、印度、阿拉伯，乃一般所知。琉球出土大量高品質的元代青花，澎湖出土大量元代陶瓷，印度古里出土元代青花，埃及出土元代青花，肯亞、坦桑尼亞、馬達加西加出土元代瓷器，這些考古發現之多，與其意義之大，致使元代海外交通史一再修正與補充。這些出土文物是繁榮的元代海外貿易的具體物證。 福建泉州有清凈寺，主要提供阿拉伯人宗教禮拜之需。此寺建於北宋真宗大中祥符2年(1009)，在元代有兩次整修，至大3年(1310)與至正10年(1350)。其後在明代中期（十六世紀初）將石砌寺塔改為簡易的木塔，十七世紀初（萬歷37年，1609）增建一間小禮拜堂。在元代，客居泉州穆斯林禮拜的清真寺，四十年間兩次重修，而後未見重大整修，顯示元代中阿海上交通的繁榮，也顯示元末順帝以後海上交通的沒落。

外國旅行家的見聞是旁觀者可供參考的。意大利的馬可勃羅，在中國居住多年之後，自泉州啟航返其祖國，謂泉州為世界最大港口之一，目睹泉州港有海舶甚眾，印度、波斯等國商人運載香料、胡椒來此貿易。北非摩洛哥的伊本巴圖塔從非洲一路航行到中國，看遍非洲、阿拉伯、印度、中國各地重要港口，謂泉州港為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港內有大船百艘，小船無數，城區甚大，城內織造綢錦、瓷器。謂瓷器產地， 除了泉州，也產於廣州，泉州瓷器街市最大，品質絕佳，銷到印度、也門、摩洛哥等地。伊本巴圖塔在印度古里(Culicut)等候中國船前往中國，謂中國海域只能行駛中國船，古里港內有十三艘中國船，中國船之大者，掛十帆，船內分成許多船艙，能載千人。

福建泉州晉江市陳埭鎮丁氏族譜顯示整個元代海外活動的盛衰。丁氏一世祖是阿拉伯人，大約生活於元初，經商於蘇州，卜居於泉州城南文山里，其地為泉州城內商業活躍的繁榮地段。到了第三代，丁碩德，生於元大德2年(1298)，歿於明洪武12年(1379)，生活於元末，舉家遷徙至晉江陳埭。丁氏第三代仍然經商，但時局動湯，兵亂不斷。泉州十年戰亂，始於順帝至正17年(1357)，漫延到至正26年(1366)，接著元將討伐叛軍，大舉殺戮西域人，阿拉伯商人紛紛逃亡海外，或避居他鄉。這場動亂，迫使丁家從繁榮的泉州商業區遷徙到偏遠的濱海農村陳埭，棄商賈而務農。陳埭丁氏族譜顯示，元代海外貿易曾經十分繁榮，到了元末，一蹶不振。元代承續宋代，海外貿易繁榮，設置八處對外貿易的港口，有一套合理而有效的海關制度。中國船出入東南亞，并航行到印度，阿拉伯半島，經常往來的國家或地區有百國，所知其他國度也有百國。并細分海外地區為小東洋、大東洋、小西洋、大西洋。此般活躍與繁榮為前代所未有。在另一方面，政府與民爭利，海上活動問題也漸漸增多，朝廷難以掌控，以致於四次下令海禁。元末泉州長期兵亂，海外活動一蹶不振。明初鄭和下西洋的行為并非突然冒出，鄭和下西洋的能力承繼自元人蓬勃的海外活動，同樣，元代難以掌控的航海問題，也反映在明初的海禁政策。

宋元時期，發達的中外交通有何影響

1、與前代相比，宋元時期的中外交通有了很大的發展。宋代由于航海技術的進步，南方的海上貿易頻繁，海路交通發達,元朝建立以后，陸路和海路交通的范圍進一步擴大，開創了中外交通的新局面。

2、古代著名的陸上絲綢之路，在宋元時期已成為通往西方的交通要道。宋代驛站比較發達，元朝統治區域遼闊,為加強同各地的聯系，修建了覆蓋全國的陸路交通網，建立了四通八達的驛站。元代的陸路向西通往波斯、阿拉伯及俄羅斯等歐洲國家，使東西方的使臣、商人往來非常方便。

3、宋元時期造船和航海技術有了較大的發展。中國的航海家除了使用指南針外，也初步掌握了潮汛、信風、氣象的規律。當時，海上交通發達，海外貿易繁榮。宋代的海路形成了多條航線，可通往日本、高麗、東南亞、印度、阿拉伯等國家和地區，遠至波斯灣及東非海岸。

比較宋元兩時期海外貿易的發展及成效。（|用相同點和不同點來回答，并說明原因。）

宋代海外貿易的繁榮, 有兩個因素起著主導作用: 第一, 經濟重心的南移, 導致了出口品主要產地和進口品主要銷售市場的轉移。換言之, 隨著東南沿海地區經濟的發展, 出口商品的主要產地轉移到東南沿海地區。在另一方面,當時的進口品主要是被稱為“ 香藥犀象” 的外國特產, 大多屬于奢侈品。這些進口品的消費地區, 主要也是商品經濟較發達、消費能力較強的地區。宋代商品經濟最發達的地區是東南沿海( 以及四川) , 而最重要的消費中心是京城。在宋代, 京城從唐代的長安和洛陽, 首先轉移到相對比較接近東南的開封, 爾后完全轉移到位于東南的杭州。這一轉移, 也意味著進口品的主要消費市場也轉移到南方。

第二, 在政府的貿易政策方面, 宋代與過去相比有頗大的變化。宋代政府貿易政策的基本特點是既鼓勵又控制, 有較強的功利色彩, 其出發點是希望在鼓勵擴大海外貿易規模的基礎上, 政府能夠最大限度地占有海外貿易帶來的利益。作者強調這種海外貿易政策與宋朝的外交政策之間存在著較大的脫節。

宋代的海外貿易為何如此興盛？對外貿易的通道為何轉向了東南的海路？主要原因有：⑴從國內情況看，宋代南方經濟迅速發展，我國經濟重心南移，著成為宋代積極發展海外貿易的基礎。⑵從國際環境看，唐中期以后，阿拉伯商人不斷向東部開辟商路，越來越多地出入于我國的沿海口岸。著就從客觀上為兩宋的對外經濟交流創造了一個有利的國際商業環境。⑶從兩宋政府的政策來看，都積極支持商人開展對外貿易。⑷從技術條件看，當時造船技術的提高，指南針在航海上的使用，以及對風向的認識和利用等，這些航海技術的進步，是宋代海外貿易興盛的重要原因。⑸從地理條件看，自唐朝安史之亂后一直到宋朝，吐蕃、契丹、黨項、女真等少數民族相繼興起，控制了西北的河西走廊一帶，唐宋王朝因此與西亞、歐洲各國的陸上聯系受到阻礙而中斷，東南亞的海路成為宋王朝對外交往的必然選擇。

元代，隨著歷史上規模空前的統一多民族的中央集權國家的出現，我國人民與亞、非各國人民的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聯系，比起前代來，都有很大的發展。

國際貿易是各國人民之間經濟交流的一種重要方式。元代的國際貿易，包括海道貿易和陸路貿易兩個方面，而以海道貿易占主要地位。本文準備對元代海外貿易的情況作一些初步的考察，目的在于從一個側面來闡明當時我國與亞、非各國的友好關系。

元朝政府在消滅南宋政權、統一全國的同時，立即著手組織海外貿易。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當元軍取得浙、閩等地后，元朝政府就沿襲南宋制度，在泉州、慶元（浙江寧波）、上海、澉浦四地，設立市舶司，招降并重用原南宋主管泉州市舶的官員蒲壽庚。至元十五年八月，忽必烈命福建行省向外國商船宣布：“其往來互市，各從所欲。”由于政府的積極提倡，海外貿易在改朝換代之際，不但沒有受到影響，而且有所發展。

有元一代，經由中央政府先后指定開放的對外貿易港口，最多時有泉州、慶元、廣州、上海、澉浦、溫州、杭州等七處，但興廢不常。到元末，僅有泉州、廣州、慶元三處。在這些港口，元朝政府設置市舶提舉司（簡稱市舶司），管理市舶即海外貿易事宜。最初，市舶司由中央政府指定有關行省的高級官員負責。后來，一度與鹽運司合并，成立都轉運司。不久，又將二者分開，以市舶司隸泉府司（院）和致用院。最后，改隸行省。

簡述元朝經濟繁榮的景象？

元朝經濟繁榮的景象：

元王朝是由少數民族建立的第一個元王朝是由少數民族建立的第一個“大一統大一統”的中央封建王朝的中央封建王朝,雖然有大量的奴隸制殘留雖然有大量的奴隸制殘留,但是元代的經濟特別是商業卻在中國古代商業史上占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元代的商業呈現出繁榮的景象但是元代的經濟特別是商業卻在中國古代商業史上占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元代的商業呈現出繁榮的景象,商人的足跡遍布全國各個地區商人的足跡遍布全國各個地區,大批的西域商人東來進行貿易大批的西域商人東來進行貿易,海外貿易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海外貿易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從商業中所得的稅收已在政府財政收入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究其原因是因為從商業中所得的稅收已在政府財政收入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究其原因是因為“重商重商”的思想和元朝統一后所制定的有利于經濟發展的政策和法令鼓勵和刺激了商業的發展的思想和元朝統一后所制定的有利于經濟發展的政策和法令鼓勵和刺激了商業的發展,具體表現在具體表現在:元統一后大力恢復發展社會生產元統一后大力恢復發展社會生產,建立四通八達的水陸交通網建立四通八達的水陸交通網,改進手工業工藝改進手工業工藝,在全國推廣紙幣在全國推廣紙幣,色目人為元代經濟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色目人為元代經濟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元朝海外貿易發達，指出元朝政府設置什么專門機構管理貿易的？

市舶司市舶司

中國古代官署名。負責對外（海上）貿易之事。唐時對外開放，外商來貨貿易，廣州等城市就成了重要通商口岸，國家在此設市舶司，或特派，或由所在節度使兼任。其職掌檢查進出船舶蕃貨、征榷、貿易諸事，五代時廢止。宋代重視海外貿易，開寶四年（公元971年）在廣州設市舶使，掌海上貿易。徽宗崇寧元年七月又在杭州、明州（今寧波）、密州（今山東膠縣）、秀州（今上海淞江縣）等地設市舶司，負責檢查進出船只商貨、收購專賣品、管理外商。建炎（公元1127—1130年）初罷閩、浙市舶司，職歸轉運司。元同宋制，世祖時，于廣東置市舶提舉司，武宗至大時（公元1308—1310年）罷。仁宗弛禁，改立泉州、廣州、慶元三市舶提舉司，掌發放船舶出海公檢、公憑，檢查出海船舶及管理所轄口岸船只事宜。明代于沿海各處置市舶提舉司，掌海外各國朝貢市易之事。嘉靖后，僅留廣東一處。清初實行關閉政策，對外通商口岸僅限澳門一地。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弛禁，開廣州、漳州、寧波、云臺山（今連云港）四口貿易。乾隆時僅留廣州一口通商。鴉片戰爭后，設稅務司、總稅務司管理海關諸事，大權落入洋人之手。 元代是中國歷史上通過海路對外貿易最繁榮的朝代之一，它上承唐、宋，下接明、清。在我國古代海外貿易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元代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以及海外交通的發達。為海外貿易的擴大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元初，統治者采取了某些鼓勵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發展的積極措施，帶動了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由于元朝疆域跨歐、亞二洲，對外交通空前發達。海外交通也發展到了一個更新的階段。無論是航海技術、航行規模、所到達的地域范圍等各個方面，都大大地超過了唐，宋時期。元代，東南沿海的對外交通貿易港口比前代更加繁忙，地點也有所增加。 元政府對海外貿易是非常重視的。為了有效地控制海外貿易。增加財政收人，官方制訂和頒布了一系列有關管理制度，主要有市舶制度，朝貢制度以及官方參與海外貿易的官本船制度。元政府試圖通過這些制度的頒布實施，將海外貿易納入其封建統治軌道。 市舶制度是元代官方管理海外貿易的基本制度。是對店、來以來市舶管理體制的繼承和完善。市舶制度的執行機構是市舶司。市的司設在東南沿海的對外貿易港口．負責組織、管理中外商旅的進出口貿易，兼任某些外事接待任務。市舶制度的核心是“市舶則法”。市舶則法又叫“市舶抽分雜禁”，它包括了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抽分（稅）的規則；二是經營許可證——公驗、公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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