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克魯格曼的新貿易理論中的貿易福利效果(簡述保羅.克魯格曼（Paul R. Krugman）對國際貿易理論的主要貢獻，并簡評)

本國廠商的產量將進一步擴張，外國廠商的產量將進一步減少，從而再次對兩國廠商的邊際成本產生相反的影響。這種從產量到邊際成本的不斷循環和調整過程，將使進口保護成為促進出口的重要機制。

外部經濟理論是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另一項內容。外部經濟包括技術性外部經濟和收益性外部經濟。前者是指，廠商通過同一產業或相關產業中其他廠商的技術外溢獲得技術和知識；后者是指，廠商從同一產業或相關產業廠商的集聚中獲得市場規模效應（包括獲得便利而低價的原材料、中間產品、技術工人、專業化服務等），兩者都能使廠商提高生產率和降低成本。技術性外部經濟與政策干預的內容是，在RD投入強度大的產業（一般為技術密集型產業，特別是高技術產業）中，技術外溢效應使廠商不可能完全獲得RD投資的收益，由此導致的私人投資不足使這些產業不能發展到社會最佳狀態，因而需要貿易政策的扶持。如果政府采取保護或補貼的政策，將能夠促進這些產業的發展，并增加國民福利；而外國政府對這些部門的支持和保護，可能使本國喪失或減少這些有益的技術外溢，因此本國必須采取對應或反擊的行動。由于這些包括高技術產業在內的技術密集型產業對國家利益來說具有戰略性意義，政府的積極干預政策對于本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具有戰略性作用。收益性外部經濟與政策干預的內容是，一個國家產業規模的大小反映了廠商所獲得的市場規模效應（相當于產業集聚效應）的大小，產業規模大的國家的廠商將具有較高的收益性外部經濟，因而產業規模小的國家的廠商在國際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如果一個國家中處于發展初期而規模小的產業屬于戰略性產業，政府可以通過保護和扶持的貿易政策，支持這些產業的廠商擴張產量，提高產業的市場規模效應和廠商的收益性外部經濟，從而促進這些產業較快地增強國際競爭力。

戰略性貿易政策產生之后，受到了不少質疑和批評，包括經濟學方面的批評和政治經濟方面的批評。然而盡管如此，由于戰略性貿易政策突破了以比較優勢理論為基礎的、反對政府干預（認為政府干預無效）的自由貿易學說，為不完全競爭條件下的政府貿易干預提供了新的理論依據，因此其主要觀點已為很多國家制定貿易政策所重視。與保護幼稚產業的貿易政策以國內市場為導向和作為進口替代手段的政策傾向不同（馮德連，2002），扶持戰略性產業的貿易政策以國內市場為基礎，以擴大出口和提高國際市場份額為目標，是一種以國際市場為導向的、作為出口促進手段的貿易政策。加入WTO 后，中國在制定戰略性進口政策方面受到了明顯限制，但在戰略性出口政策、以進口保護促進出口政策，以及改變外部經濟的貿易政策方面，仍有一定的運作空間。按照克魯格曼的觀點（Krugman ，1987），對于一般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由于經濟規模的限制，戰略性貿易政策主要傾向于從國外抽取租金，而支持本國企業采取戰略行動的政策處于次要地位。但是，中國作為一個工業化水平較高的發展中大國，有條件通過戰略性貿易政策支持大型企業（集團）提高出口競爭力，擴大國際市場份額，以促進戰略性產業，尤其是具有戰略意義的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

根據斯潘塞的分析，戰略性貿易政策扶持的產業應具有以下特點：一是產業或潛在產業所獲得的收益必須超過補貼支出；二是必須是面臨外國廠商激烈競爭或潛在競爭的產業，對本國產業的補貼要能迫使外國競爭對手削減計劃生產能力和產出；三是與出口相關的國內產業應比外國競爭產業更集中或同樣集中；四是國內的扶持政策不會引起要素價格上升過高；五是本國產業相對于外國競爭者有較大的成本優勢，增加生產會帶來較大的規模經濟或學習經濟；六是具有RD補貼和扶持效果的產業，即該產業國內新技術向外國競爭廠商的外溢很少，而政府干預政策有利于將外國技術轉移給本國廠商；七是RD投入和資本投入比重高的產業（實際上就是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產業），政府的補貼和扶持政策能夠有效增強本國廠商的國際競爭力，或提高外國廠商進入該產業的壁壘（克魯格曼，2000）。克魯格曼認為（2000），貿易政策扶持的戰略性產業必須具有兩方面要求：一方面，要有大量的“租”存在，即這一產業的資本或勞動的回報率很高；另一方面，有較強的外部經濟效應，從而一旦這個產業獲得國際競爭優勢，就能有自我加強趨勢。科特勒（2000）的產業吸引力因素理論對于選擇貿易政策扶持的戰略性產業也有參考作用。他認為，一個國家現在或未來的產業吸引力反映在下面幾個因素上：一是高附加值；二是產業關聯度高；三是具有未來競爭力；四是產業專門化強；五是出口潛力大；六是本國需求前景良好。從以上幾種理論依據看，中國技術密集度高的新興主導產業，即電子及通信設備、電氣機械及器材、交通運輸設備、普通機械和專業設備等產業，尤其是其中的裝備制造業，可以成為加入WTO 后新時期戰略性貿易政策扶持的主要戰略性產業。

然而，盡管發展中國家可能比發達國家更容易選擇本國的戰略性產業而實行有效的政府干預，但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是有條件的。有的學者將戰略性貿易政策的約束條件概括為：高效率的政府；充分可靠的信息；合理可行的政策設計；廠商的積極配合；以及有利的國際環境。有的學者進一步指出，中國不僅是發展中國家，而且是經濟體制轉軌國家，因而還要重視戰略性貿易政策應用的隱含條件，即市場經濟的大背景。為了正確制定和有效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政府的職能要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企業要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并按市場規則行事，市場體系和市場機制要逐步完善而發揮有效的調節功能。只有在必要的市場結構、經濟條件和體制環境下，政府的適度貿易干預才能適應有保護的出口促進戰略的取向，戰略性貿易政策才能有效地推動技術密集型的戰略性產業的發展和產業結構的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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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何理解經濟學理論的適用性？

要探索傳統貿易理論（或比較優勢理論）與現代貿易理論（或新貿易理論）在中國現階段的適用性問題，首先必須從一般理論意義和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實踐歷程分析這兩種理論的適用性。

（一）兩種國際貿易理論前提假定

比較優勢理論的實質是自由貿易論，其基本理論立足點是古典和新古典經濟思想，考慮的是在完全競爭條件下如何在世界范圍內最優配置經濟資源的問題。比較優勢論最根本的前提假定是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這是一種典型的新古典分析方法。盡管新古典微觀經濟理論在理論史上遭到了眾多的批評，但其理論大廈歷經100多年的風雨卻從來沒有被摧毀過。比較優勢理論是新古典經濟理論在國際范圍的延伸，它所倡導的是基于國際分工基礎上的貿易互利論。從福利經濟學的角度說，這種國際范圍內的自由貿易可以達到整體世界經濟的帕累托最優。因此，比較優勢理論具有堅實的理論根基。從理論的應用來看，傳統貿易理論較客觀地解釋了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現象。但比較優勢理論解釋不了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貿易領域出現的新變化，如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量大大增加、同類產品之間的貿易量大大增加、跨國公司在國際經貿活動中的作用空前加強、產業的規模經濟明顯等現象。

新貿易理論正是抓住了比較優勢理論的兩個基本前提對其進行否定，認為國際商品市場具有不完全競爭和規模收益遞增兩個基本特征，從而合理地解釋了國際貿易領域的新現象。以古魯格曼、赫爾普曼、迪克西特等為代表的新貿易理論，其精髓和要義集中體現在規模經濟理論中。規模報酬遞增意味著廠商存在內部規模經濟，也即大廠商比小廠商有成本優勢，從而可形成寡頭壟斷或壟斷競爭的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在這種前提下，同行業廠商數目少，各廠商生產有差異產品，從而每個廠商一定程度上都是價格制定者而不是價格接受者。這就是說，假定消費者的需求偏好是異質的，那么即使在資源稟賦相似的情況下，各國出于規模經濟考慮來專業化生產有限類別的產品也必然產生國際貿易。即除比較優勢外，規模經濟成為國際貿易又一獨立動因，通常用來解釋行業內貿易現象。由新貿易理論必然邏輯推演出戰略性貿易政策，即一國政府借助研發補貼、生產補貼或出口補貼等政策手段，保護國內市場，扶植本國戰略性產業的成長，實現規模經濟，搶占國際競爭對手的市場份額，或者通過進口征稅攫取外國壟斷利潤。因此，戰略性貿易政策本質上是一種有限保護政策。

單純就理論本身的適用性而言，兩種理論的主要分歧點在于對國際商品市場結構的把握和判斷上。如果國際市場是一個完全競爭市場，那么，比較優勢理論就是絕對成立的；反之，如果國際市場是一個不完全競爭市場，那么，攫取壟斷租金必然成為各國或各經濟主體追求的目標，因而在假定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戰略性貿易政策有其合理性。為此，我們需要從國際貿易歷程以及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效果來進一步分析。

（二）從國際貿易歷程看兩種理論的適用性

反對比較優勢論的觀點主要來自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他們認為，比較優勢論的完全競爭假定不能成立，因而，比較優勢論雖然在短期內有利于世界資源的優化配置，但在長期內卻導致各國貿易條件的變化。具體來說，由于發展中國家主要出口初級產品，技術進步慢，需求彈性低，且規模收益遞減，完全競爭特征明顯；而發達國家主要出口技術產品，需求彈性高，且規模收益遞增，這樣，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貿易就是一種“不平等貿易”，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日趨惡化，如果發展中國家一味奉行比較優勢論，將在國際分工中處于越來越不利的地位，落入“貧困陷阱”（普雷維什，1950）。從世界各國經濟增長的情況看，確實出現了各國經濟差異越來越大的特征，因此，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實行有限的貿易保護政策存在合理性。問題是，實行有限保護政策是否就意味著完全否定比較優勢論的適用性？戰略性貿易政策是否可以完全替代比較優勢論，并作為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的基礎？我們認為不可。

第一，盡管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惡化論”早在50年代就已提出，但并沒有對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產生實質性影響。相反，國際貿易規模變得更大了，各國經濟增長對對外貿易的依賴性更強了。以1996年為例，低、中、高收入國家外貿依存度分別達到了43%、52%和40%（世界銀行，1999）。研究表明，自50年代以來，在與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有關的各經濟指標中，要數出口活動與經濟增長的相關程度最高；而且，至今還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夠長期使其經濟增長率保持在高于出口增長率的水平上（瑟爾瓦爾，1983，第351～360頁）。這說明，國際貿易發展的歷史表明，盡管各國從國際貿易中獲利程度不同，但均從中獲益卻是無可辯駁的事實。

第二，盡管國際市場存在不完全競爭因素，但商品的競爭程度一般大于國內市場。一方面，世界經濟的自由貿易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隨著各國間貿易壁壘的解除，自由競爭的程度更大；另一方面，面對眾多國際競爭對手的反應，某一經濟主體要想在一個廣泛的國際市場上長期控制某一類產品的價格變得非常困難，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因此，戰略性貿易政策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并不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相反，比較優勢理論在指導發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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