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元朝管理海外貿易的機構是(宋代造船業發達,當時重要的外貿口岸是)

為東、西洋之分界；加里曼丹島北部至菲律賓為小東洋，其南諸地為大東洋；馬來半島、蘇門答臘一帶為小西洋；印度洋為大西洋。各版本多述及海外諸國多止於東南亞諸地，唯《永樂大典》所載海外諸國，遠及白達、層拔、弼琶羅、勿斯離、默茄諸國。其地括及阿拉伯半島（白達、默茄），北非（勿斯離），東非（弼琶羅、層拔）。這些國名，可見於唐、宋典籍，有其可信之理，但《大德南海志》僅錄地名，於風 土民情貿易無只字片語記述，則此等地區是否廣州貿易所及，仍有待於稽考。

《島夷志略》，汪大淵撰，成書於元順帝至正9年(1349)，晚於《大德南海志》四十馀年。汪氏兩度航海(1330年，1337年)，浮海八年，記述天下第一大港泉州遠航所至各國，以九十九國為條目，逐一介紹游歷所至各國，各條目之中又提到其他若干國家或地區百馀處，包括小東洋、大東洋、小西洋、大西洋，始自澎湖（彭湖）、臺灣、琉球一帶（琉球），菲律賓（三島、麻逸、蘇祿），以至印度洋之印度（天竺）、錫蘭（僧伽剌）、馬爾他夫（北溜）、阿拉伯半島（天堂），皆親游之地。汪氏具體敘述親身游歷各地位置、風土、民俗、物產、貿易，其所至地域之多，所記內容之豐富、詳細與切實為前代未有，為明代載記所不及，直到清代西洋教士傳入世界新知，始有突破。鄭和下西洋規模浩大，鄭和隨員三人所著之書，內容卻不及於《島夷志略》。馬歡《瀛涯勝覽》頗受《島夷志略》影響，費信《星槎勝覽》更大量抄襲《島夷志略》。元初《大德南海志》與元末《島夷志略》所載廣州、泉州海外交通盛況，乃鄭和下西洋之基礎。

參、文物、史跡與中外文獻

從元代遺留地下出土文物，各地史跡，以及中外文獻，可以看出元代海外交通的活躍與轉變。茲各舉一例述之。

元代出口商品以陶瓷為主，這項事實從各地港口出土元代陶瓷，可見一斑。元代瓷器大量出土於日本、韓國、東南亞、錫蘭、印度、阿拉伯，乃一般所知。琉球出土大量高品質的元代青花，澎湖出土大量元代陶瓷，印度古里出土元代青花，埃及出土元代青花，肯亞、坦桑尼亞、馬達加西加出土元代瓷器，這些考古發現之多，與其意義之大，致使元代海外交通史一再修正與補充。這些出土文物是繁榮的元代海外貿易的具體物證。 福建泉州有清凈寺，主要提供阿拉伯人宗教禮拜之需。此寺建於北宋真宗大中祥符2年(1009)，在元代有兩次整修，至大3年(1310)與至正10年(1350)。其後在明代中期（十六世紀初）將石砌寺塔改為簡易的木塔，十七世紀初（萬歷37年，1609）增建一間小禮拜堂。在元代，客居泉州穆斯林禮拜的清真寺，四十年間兩次重修，而後未見重大整修，顯示元代中阿海上交通的繁榮，也顯示元末順帝以後海上交通的沒落。

外國旅行家的見聞是旁觀者可供參考的。意大利的馬可勃羅，在中國居住多年之後，自泉州啟航返其祖國，謂泉州為世界最大港口之一，目睹泉州港有海舶甚眾，印度、波斯等國商人運載香料、胡椒來此貿易。北非摩洛哥的伊本巴圖塔從非洲一路航行到中國，看遍非洲、阿拉伯、印度、中國各地重要港口，謂泉州港為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港內有大船百艘，小船無數，城區甚大，城內織造綢錦、瓷器。謂瓷器產地， 除了泉州，也產於廣州，泉州瓷器街市最大，品質絕佳，銷到印度、也門、摩洛哥等地。伊本巴圖塔在印度古里(Culicut)等候中國船前往中國，謂中國海域只能行駛中國船，古里港內有十三艘中國船，中國船之大者，掛十帆，船內分成許多船艙，能載千人。

福建泉州晉江市陳埭鎮丁氏族譜顯示整個元代海外活動的盛衰。丁氏一世祖是阿拉伯人，大約生活於元初，經商於蘇州，卜居於泉州城南文山里，其地為泉州城內商業活躍的繁榮地段。到了第三代，丁碩德，生於元大德2年(1298)，歿於明洪武12年(1379)，生活於元末，舉家遷徙至晉江陳埭。丁氏第三代仍然經商，但時局動湯，兵亂不斷。泉州十年戰亂，始於順帝至正17年(1357)，漫延到至正26年(1366)，接著元將討伐叛軍，大舉殺戮西域人，阿拉伯商人紛紛逃亡海外，或避居他鄉。這場動亂，迫使丁家從繁榮的泉州商業區遷徙到偏遠的濱海農村陳埭，棄商賈而務農。陳埭丁氏族譜顯示，元代海外貿易曾經十分繁榮，到了元末，一蹶不振。元代承續宋代，海外貿易繁榮，設置八處對外貿易的港口，有一套合理而有效的海關制度。中國船出入東南亞，并航行到印度，阿拉伯半島，經常往來的國家或地區有百國，所知其他國度也有百國。并細分海外地區為小東洋、大東洋、小西洋、大西洋。此般活躍與繁榮為前代所未有。在另一方面，政府與民爭利，海上活動問題也漸漸增多，朝廷難以掌控，以致於四次下令海禁。元末泉州長期兵亂，海外活動一蹶不振。明初鄭和下西洋的行為并非突然冒出，鄭和下西洋的能力承繼自元人蓬勃的海外活動，同樣，元代難以掌控的航海問題，也反映在明初的海禁政策。

元朝的海外貿易情況如何？

元朝的海外貿易十分發達，這和元朝統治者積極支持有關。元代管理海外貿易的機構叫市舶司。1277年，元廷在泉州、慶元（今寧波）、上海、澉浦（今浙江海鹽）設立市舶司，后又在廣州、溫州、杭州增設市舶司。1297年，經過整合，保留了廣州、泉州、慶元三個市舶司。市舶司的主要職責是對進出港的中外貨船進行管理，并根據所運貨物收稅，精貨收十分之一，粗貨收十五分之一，另征三十分之一的市舶稅。同時，市舶司自己也備船備貨，雇用商人經營，所得利潤七三分成。

元代中國商船的活動范圍十分廣大，東到日本，西抵波斯灣，甚至到達了非洲東海岸的一些地方。中國的船只航行得如此遠，是因為當時的中國人已掌握了十分先進的航海、造船技術。

從中國運出的商品主要是瓷器和絲織品，另外還有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輸入中國的貨物主要有象牙、珍珠、香料、布匹等。

泉州是元代中國最大的港口，所謂“番貨、遠物、異寶、奇玩之所淵藪，殊方別域富商巨賈之所窟宅，號為天下最”（吳澄《送姜曼卿赴泉州路錄事序》），可見當時泉州的繁榮。除泉州外，慶元、廣州均是當時的大港，慶元主要集中進出口高麗、日本的貨物，廣州則以其巨大的陶瓷市場名聞世界。

宋代造船業發達,當時重要的外貿口岸是

大宋王朝建立后，十分重視對外貿易，尤其對港口的軟、硬件建設，超過先前幾個朝代的水平，從而使宋朝的經濟、社會和文化達到空前發達的程度。其中，涌現了數個重要造船和運輸港口：廣州港、明州港、泉州港、登州港。

一、廣州港

宋太祖開寶四年（公元971年），朝廷首先在廣州設立中國第一個市舶司，是門管理海外貿易的機構，并且建立了一整套的市舶司制度，促使廣州港進出口貿易飛速發展。

北宋時期，廣州港的對外貿易量在三大貿易港（廣州、杭州、明州）中一直占據絕對優勢。以宋朝大量輸入的大宗商品香藥為例，神宗熙寧十年（公元1007年），三大港進口乳香354449斤，其中廣州港就進口348673斤，約占全國總數的98.3%。廣州港每年的市舶司收入是40萬至70萬緡左右，海外進口商品達50多種。至南宋初期，廣州市舶司收入增加到120萬緡以上，進口商品大約300多種。廣州港船舶制造業非常發達，所造的船舶大者能容納數百人，小者也能容納百余人。船舶深闊各數十丈。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廣州港制造的遠洋海舶已是“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拖(舵)長數丈，一舟數百人”。南宋時，廣州港已能制造高4層，載重約1000噸的海舶，船上僅槳櫓就有20俱，其大如桅，供15至30人撐用。

二、明州港

太平興國三年（公元978年），宋朝廷在兩浙路杭州設立了第二個市舶司機構，即兩浙路市舶司，用以管轄杭州、明州的市舶司事務。太宗端拱二年（公元989年）規定：“自今商旅出海外藩國販易者，源于兩浙市舶司陳牒，諸官司給劵以行，違者沒入其寶貨”。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宋真宗正式批準在明州獨立設置市舶司機構，大大促進明州港（今寧波）的發展。如神宗熙寧十年（公元1077年），明州港僅進口乳香就有4739斤，數量居全國三大港口的第二位。從此，廣州港、明州港成為北宋朝廷的簽證發舶地。廣州港為發舶去南蕃的特定港口，明州港為發舶去日本、高麗的特定港口。同時，明州港與東南亞各國的交往也很頻繁。

       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宋神宗令：“諸非杭、明、廣州而輒發過南海船舶者，以違制論”。明州港的造船業也很發達，是宋朝廷十一處官營造船廠所之一。據記載,宋神宗末年（約公元1021——1022年），明州港造船業年產量只有167艘。但哲宗年間（公元1086——1104年），明、溫二州的造船數量躍居全國首位，并在元佑五年（公元1090年）及徽宗年間（公元1101——1125年），年產量達600艘，據全國領先地位。

同時，是宋朝廷指定打造專供遣使出國用的大海船的定點制造場所。宋神宗元豐元年（公元1078年），宋朝廷曾令安燾、陳睦兩學士出使高麗，敕明州造萬斛船兩艘，賜號“凌虛致遠安濟神舟”和“靈飛順濟神舟”。宋微宗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為派徐兢出使高麗國，宋朝廷又詔明州造兩艘更大的神舟，名為“鼎新利涉懷遠康濟神舟”與“循流安逸通濟神舟”，載重量達3600噸，有“巍然如山、浮動海上，錦帆蠲首，屈服蛟螭”之稱。

宋時明州造船技術遙遙領先于世界各國。考古資料表明，1979年在寧波東門口出土的宋代海船，經鑒定屬于尖頭尖底船型，采用以減緩搖擺的舭龍骨技術，這項技術比世界各國要早六、七百年。此外，南宋時期明州的造船業也相當發達，據《開慶四明志》統計。當時明州有民船7916艘，其中船幅兩丈以上的有1728艘，一丈以下的有6188艘，可見明州的造船實力之雄厚。

三、泉州港

宋哲宗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宋朝廷又在泉州設立市舶司，正式開放泉州港。在宋仁宗至哲宗元年的20年間，泉州港對外貿易十分活躍。南宋初期，建炎二年至紹興四年（公元1128——1134年）的7年間，泉州市舶司的收入是98萬緡，至紹興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泉州市舶司在一年間的收入就達到98萬緡，接近廣州港一年的收入。

       南宋中期，泉州港對外貿易發展迅速，天禧二年（公元1206年），于泉州進行海外貿易的國家或地區為31個，而到了理宗寶慶元年（公元1225年），迅速增加到58各國家或地區，此時泉州市舶司的收入已經趕上廣州。南宋中后期，宋朝廷對泉州港口和泉州市舶司更為扶持。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宋孝宗專門撥出25萬緡給泉州市舶司作為“抽買乳香的本錢”，以擴大對外貿易的規模。至南宋末期，泉州港口對外貿易額已經超過廣州。

       泉州港的造船業起步對明州港而言是較晚。北宋天禧末年時期，泉州尚未列入全國11處造船廠所年產量排行榜，當時11處造船場包括廣州、明州、杭州、溫州、虔州、吉州、揚州、潭州（今長沙）、衡州（今衡陽）、嘉州等。當時泉州港的造船年產量還不及嘉州港（今樂山）45艘的數量。宣和年間（公元1119——1125年）宋朝廷遣使委福建、兩浙監司“顧募客舟”，但仍然復令明州港裝飾，才能使其“略如神舟”。直到南宋建炎年間，泉州港的造船業才有一定的發展。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春，監察御史林之平奉命到福州、泉州招募海船，當年十月即有大舟自閩中至明州海域共200余艘。南宋紹興和淳熙年間，泉州港逐步發展成為宋朝制造戰船的重要基地，其所造的9艘戰船，經水師校試，“惟晉江縣舡可用”。

同時泉州私營造船業相當發達。據記載，紹興初年，宋朝廷下詔福建造船，其建議以度牒方式買商船200艘，“可省緡錢二十萬”。可見泉州造船業已有相當的規模，至元朝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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