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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某與陳某1、陳某2民間借貸糾紛申請監督案

案情摘要：

2013年1月至4月，王某向陳某出具4張借條，金額共計2150萬元。2013年8月，陳某死亡。陳某1、陳某2分別系被繼承人陳某的妻子、兒子。陳某與王某之間的銀行轉賬記錄顯示，陳某轉賬至王某銀行賬戶的金額為2044萬元，王某轉賬至陳某銀行賬戶的款項金額為3090萬元。陳某1、陳某2依據上述4張借條起訴至法院，要求王某償還借款。訴訟中，王某本人對借條的陳述共兩次：第一次陳述：借條是真實的，2150萬元是經過結算的；第二次陳述：為了保住自己的資產不讓債務人查封，所以寫了借條放在陳某這里，陳某說會幫她。其實不存在真實的借貸關系。法院認定王某與陳某之間存在民間借貸關系，判決王某償還該借款。王某不服法院判決，向檢察機關申請監督稱，其與陳某之間不存在真實的民間借貸關系。

王某與陳某之間是否存在真實的民間借貸關系？

專家意見：

法院認定王某與陳某之間存在民間借貸關系并無不妥，主要理由是：首先，王某第一次陳述承認其與陳某之間存在案涉4張借條所載的民間借貸關系，并認可已經歸還了700萬元。后王某提出了反悔意見，但其并未提供足以推翻上述事實的相反證據。其次，陳某與王某之間存在長期的合作關系和通過第三方轉賬的習慣，短期的銀行轉賬數據不能完全證明案件事實。因陳某已經去世，其與王某之間的款項往來情況，客觀上無法完全查清。本案并不能完全以陳某和王某個人之間的款項往來情況作為認定案涉民間借貸關系是否存在的依據。最后，陳某去世后，王某仍向陳某2賬戶打款400萬元。根據陳某2提交的證據，結合王某及其訴訟代理人的歷次陳述，該400萬元應認定為王某向陳某2歸還欠陳某生前的借款。

編者注：

根據2020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九條的規定，人民法院對于真實借貸關系的存在與否，需要根據交付憑證、支付能力、交易習慣、借貸金額的大小、當事人間關系以及當事人陳述的交易細節經過等因素進行綜合判斷。

案例提供人：江西省人民檢察院謝玉美

案例五

黃某與某房地產公司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申請監督案

案情摘要：

2015年12月11日，黃某和某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簽訂了一份《商品房買賣合同》，約定：黃某向某房地產公司購買商品房一套，總價款為119.833萬元。《商品房買賣合同》附件五補充約定：某房地產公司應自該商品房實際交付之日起365日內將辦理權屬登記需由某房地產公司提供的資料報產權登記機關備案，在此期限內完成前述義務的，即視為某房地產公司履行了辦證過程中應盡的義務，且某房地產公司無需承擔違約責任；若某房地產公司自該商品房實際交付之日起超過365日仍未能報權屬登記資料至產權登記機關備案，則某房地產公司應按已收房款的萬分之五支付違約金并繼續履行合同約定之義務。合同簽訂后，黃某已付清案涉房屋的全額房款。2019年1月3日，黃某起訴至法院，請求判令某房地產公司辦理房屋過戶手續、支付逾期辦證違約金158078元。2019年4月11日，某房地產公司將符合備案的資料交予登記機關。

逾期辦證違約金條款是否屬于無效格式條款？依照違約金條款判定開發商承擔違約責任是否合理？

專家意見：

1.關于逾期辦證違約金條款是否屬于無效格式條款問題。黃某與開發商簽訂的《商品房買賣合同》是雙方真實意思表示，沒有違反法律、法規的禁止性規定，沒有損害國家、集體或第三人的合法權益，是合法有效的合同，雙方應按合同約定全面履行自己的義務。《商品房買賣合同》是根據商品房買賣合同統一文本制作，但相關條款具體內容需要雙方協商一致，也是可以修改變更的，并非是一方未與對方協商而重復使用不能更改的格式合同。故不屬于無效的格式合同。

2.關于依照違約金條款判定開發商承擔違約責任是否合理問題。（1）案涉合同約定的逾期辦證違約金以房價款的萬分之五固定封頂，按買受人已付購房款119.833萬元計算，出賣人僅需支付違約金599.17元，明顯過低，不利于維護業主的合法權利，無法起到督促某房地產公司積極履行協助辦證義務的作用。黃某可以根據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條規定，以違約金低于造成的損失為由，向法院請求予以增加。（2）商品房除了居住的功能，同時具備商品的屬性，即具有投資的功能，以常理推斷，逾期辦證會導致交易機會的損失、案涉房屋的交易自由會受到限制，同時也會導致資金成本的損失。本案中，《商品房買賣合同》約定，開發商備案登記超365日時應支付萬分之五的違約金。雖然黃某未能提供證據證明其遭受損失的數額，但法院可以結合某房地產公司違約性質和程度、合同的履行情況等因素，綜合認定逾期辦證違約金。

編者注：

違約金兼具補償性和懲罰性，旨在督促當事人信守承諾，履行合同義務，維護交易穩定。實踐中，很多開發商利用格式合同將逾期辦證違約金約定的很低甚至不約定違約金，不利于維護業主的合法權益，無法起到督促房地產開發公司積極履行協助辦證義務的作用。為保證合同的有效履行，保護相對弱勢的購房人合法權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專門規定了酌定違約金考量的因素與標準。

案例提供人：廣東省東莞市第三市區人民檢察院祝葉舟

案例六

某投資中心與羅某合同糾紛申請監督案

案情摘要：

2015年8月8日，就藍某有限公司增資擴股事宜，某投資中心與藍某有限公司（目標公司）簽訂《增資認購協議書》，協議書載明某投資中心認購1500萬元（占改制后為股份公司的藍某有限公司股權比例為1%）；藍某有限公司本次增資擴股前的注冊資本為6368.421萬元，藍某有限公司將以2015年6月30日經審計的凈資產按照一定比例進行凈資產折股，將公司整體變更為股份有限公司。

同日，某投資中心與藍某有限公司（目標公司）、羅某（系藍某有限公司第一大股東）簽訂《補充協議》。該協議第一條“回購權”約定：目標公司必須在2016年6月30日前實現新三板掛牌及引進做市商（或者某投資中心認可的其他資本運作目標形式），如果以上情形未能實現，某投資中心有權要求羅某在三個月內回購某投資中心持有的目標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份；羅某應支付以12%為年化投資回報率，計算得出的本金和收益之和，計算時間為增資款到位至回購款實際回收之日。

2015年9月2日，甲投資中心向藍某股份公司轉賬支付了股份認購款1500萬元。2015年9月18日，藍某股份公司召開2015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并通過了《關于申請公司股票在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掛牌并采取協議方式進行轉讓的議案》。某投資中心以藍某股份公司非發起人股東身份出席了該次股東大會，并表決同意該議案。

2017年12月22日，全國股轉公司公告發布轉讓細則，公告稱轉讓細則自2018年1月15日起施行，自轉讓細則施行之日起，原采取協議轉讓方式的股票改為采取集合競價轉讓方式進行轉讓。轉讓細則施行后，藍某股份公司股票的交易方式由協議轉讓變更為集合競價，至今轉讓方式仍為集合競價。

2018年9月25日，某投資中心通過EMS快遞向羅某寄送《關于回購股份的通知》。

本案的目標公司為有限責任公司，但股權融資對賭協議是向最大股東即公司的管理者請求回購股份，該協議是否有效？該案中“對賭協議”的回購條款是否觸發？

專家意見：

投資人與股東的對賭，在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的情況下，應依法認定對賭協議的效力。本案的爭議焦點是雙方約定的股份回購條款是否觸發，即《補充協議》“乙方認可的其他資本運作目標形式”是否包含新三板掛牌 協議轉讓模式，即2015年9月18日某投資中心出席股東會并在股東會上同意目標公司采取協議方式進行轉讓的議案的行為性質認定：

首先，當時的交易方式為協議轉讓或做市商，如按照某投資中心的解釋為配合目標公司早日上市，其投贊成票，則雙方是附條件的投票，則雙方應當對該種行為另行作出協議安排，或對協議轉讓后再做市商進行過渡期安排。如在投票當時直至對賭期限截止（不含對賭期限屆滿后），某投資中心與羅某均未達成相關協議安排，甚至某投資中心未向羅某主張雙方需要對該種行為進行性質確認，可以理解為某投資中心認為做市商存在難度，或因其他原因，某投資中心進而認可其他資本運作目標形式即協議轉讓的方式。

其次，經查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中2015年11月9日主辦券商《對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有限責任公司〈關于藍某股份有限公司掛牌申請文件的第一次反饋意見〉的回復》第一條公司特殊問題第二點：“公司、原股東與機構投資者簽署的協議中是否存在涉及對賭、股權回購等條款的內容，若存在請進一步核查是否存在損害公司和債權人利益情形；公司原股東是否具備回購能力，公司股權的穩定性。回復：經主辦券商和律師核查，藍某股份公司及其原股東曾與一些投資機構投資約定了對賭和股權回購條款，藍某股份公司實際控制人羅某與一些投資機構約定了股份回購條款，具體情況如下??”。目標公司及大股東在掛牌前向公眾披露信息時未披露案涉股權回購協議，該答復反饋在申請人投票之后，并經公示。如某投資中心對該披露內容有異議，則可以及時采取救濟措施反對其信息披露不實，有救濟行為及相關證據。案涉股權回購協議未納入答復反饋且某投資中心未反對，則能推定某投資中心認為股權回購協議中的回購條款已喪失觸發可能性，進一步可以認定協議轉讓是雙方的真實意思表示，也是某投資中心認可的其他資本運作目標。綜上，應該認為本案中的股份回購條款未觸發。

編者注：

根據《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2019年）的意見，對于投資方與目標公司的股東或實際控制人訂立的“對賭協議”，如無其他無效事由，應當認定有效并支持實際履行。但對于投資方主張與目標公司簽訂的“對賭協議”，應當遵循“股東不得抽逃出資”和股份回購的強制性規定。

案例提供人：廣東省珠海市人民檢察院王婷婷

（檢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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