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全球貿易投資促進峰會將舉辦幾次(全球貿易投資促進峰會幾號結束)

激政策前功盡棄，打斷經濟復蘇。”孫立堅說，“但G20參會國更希望美國給出明確的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時間表，給其他國家適應的時間。”

專家觀點

新興經濟體正高度警惕美聯儲的退出政策。韓國財長玄旿錫7月16日提醒說，美國在有所行動前不僅要考慮國內形勢，還要考慮到對新興經濟體和全球經濟可能產生的影響。

玄旿錫警告說，如果美國退出QE處理不當，將可能使新興經濟體受到重創，進而縮減從美國的進口，最終美國經濟復蘇也將受到影響。

“令其他國家最為擔心的是，美國對收縮貨幣政策時機的選擇，如果突然退出，或者提前退出，只要與市場預期不符，就會演變為黑天鵝事件，引起全球金融市場劇烈動蕩，造成流動性危機等糟糕的狀況。”孫立堅指出，“因此美國的態度至關重要，美國與其他國家的溝通協調也非常必要，而伯南克的缺席是令人失望的，這讓美國貨幣政策不確定性有所增加。”

上海財經大學現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丁劍平更為樂觀，他向《國際金融報》記者分析，各國可能在逐步退出QE方面形成共識，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日本和歐洲退出QE的速度將比美國慢很多。不僅在退出QE方面將可能形成共識，美國還將在此次會議中向新興經濟體作出妥協，即由于QE退出導致的大量投資撤出新興經濟體所造成的損失方面，美國保證退出QE后與新興經濟體共同分擔。

貿易磋商

相比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少專家認為，促進國際貿易、加緊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加快投資開放（如中美投資協定）在會議上更有討論的空間，各國財長和央行行長將竭力推動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大框架的構建。

有趣的是，此次G20會議之前不久，中國與美國才結束了第五輪中美戰略對話，中美財長以及央行負責人僅隔幾天又再聚首G20。同濟大學財經與證券巿場研究所所長石建勛向《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此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的最終結果，將以中美戰略對話達成的協議為基礎，中國與美國之間的態度將對G20有重大影響。”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研究院院長桑百川向《國際金融報》記者預測：“G20會議可能仍會討論經貿議題。”

不少專家指出，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刺激經濟復蘇的余地已經不多，政策空間已經很小，世界經濟復蘇遭遇瓶頸，推動進一步復蘇的落點是實體經濟的合作，各國互補經濟短板，才能促進整體的經濟復蘇。但是專家們也強調，這個議題想要達到實質性進展仍然比較困難。

桑百川分析，從目前來看，區域范圍內的貿易合作比較容易達成，而多邊、更廣范圍的貿易協定達成的難度卻在上升。“雖然貿易保護主義沒有更加猖獗，但在經濟復蘇遭遇瓶頸的背景下，貿易環境是否會惡化還很難說。G20會議如果能促進全球貿易合作，那么至少能阻止采取貿易保護姿態的國家走向極端，使得貿易保護主義勢力有所收斂。”

“雖然達成多邊貿易協定比較難，但是G20國家還是能達成一定程度的共識，即不為了本國經濟復蘇或增加本國就業，制造貿易壁壘。”桑百川說。 為期兩天的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2015年9月5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落幕。會議主要討論了當前全球經濟形勢、增長框架、投資和基礎設施、國際金融架構、金融部門改革以及國際稅收合作等議題。5日晚發布的會議聯合公報承諾，將采取果斷行動推動全球經濟步入正軌，對全球經濟加快復蘇抱有信心。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財政部部長樓繼偉率中國代表團出席了會議。他們分別介紹了近期中國金融市場情況和國經濟狀況。周小川強調，盡管金融市場出現了一些波動，中國政府深化改革的決心并未改變，仍將按照黨中央、國務院批準的計劃有序推進各項改革。樓繼偉指出，中國政府不會特別在意季度性的短期經濟波動，將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定力”，并按照既定部署，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和開放。

G20聯合公報指出，當前一些國家經濟走強，但全球經濟增長仍低于預期。會議要求各國謹慎調整政策行動并開展清晰溝通，使負面溢出效應降至最低，減少不確定性并提高透明度。會議注意到，隨著經濟前景有所好轉，部分發達經濟體或將收緊貨幣政策。

公報說，各國應根據近期經濟形勢的變化靈活調整財政政策，支持經濟增長，創造就業崗位，并將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維持在可持續水平。會議承諾將繼續及時、高效地落實G20全面增長戰略，以擴大需求、提高潛在增長率和增強包容性。

會議認為，促進投資是各國的當務之急。G20各國制定了國別投資戰略，以改善投資環境、促進高效的基礎設施投資，并為中小企業提供融資支持。會議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0年份額和治理改革方案的落實一再拖延深感失望，強烈敦促美國盡快批準該方案，并期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今年11月關于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的評估取得進展。

公報說，會議承諾建立一個全球性的公平且現代化的國際稅收體系，期待于今年10月完成關于稅基侵蝕與利潤轉移(BEPS)的全部15項行動計劃并提交安塔利亞峰會。 2016年中國將成為G20主席國，屆時將在上海舉辦貿易部長會議。2016年，中方爭取在土耳其今年工作的基礎上，實現G20貿易部長會議機制化，推動G20為全球貿易投資和經濟增長作出更大貢獻，發揮更大作用。

中方已經啟動2016年辦會的籌備工作。在貿易投資領域，有不少G20成員和國際組織專家提出了很好的建議。比如，推動G20貿易部長會議機制化，為深化G20貿易投資合作提供機制保障；促進多邊和區域的協調，為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形成合力；加強跨境投資政策交流合作，提高貿易投資便利化水平，推動全球貿易投資恢復強勁增長；幫助中小企業、發展中國家提升開展貿易投資的能力等。中方對這些建議持開放態度，將深入研究，充分征求有關各方的意見建議，爭取拿出一份體現各方共同意愿、聚焦當前主要問題的貿易投資議程，推動G20貿易投資合作邁上一個新的臺階。中國期待與各方一道，充分考慮各類國家的關切，積極引導構建有助于體現發展需求、更具包容性的國際經貿體系，爭取在產能合作、貿易融資、促貿援助、能力建設等方面提出積極務實的合作倡議，推動實現包容、均衡、可持續的發展。

【聽從國家和個人兩個層面 談談新中國成立70年來取得輝煌成就的深刻啟示】？

落后就要挨打，一個強大先進的國家是人民生活幸福穩定的保障。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在不斷努力和探索中發展壯大。到現在國家強盛，人民富足。我們每個中國人要挑起肩上的重擔，將畢生能量貢獻給民族復興，國家建設的大潮流之中。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無論我們走得多遠，都不能忘記來時的路”“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回顧和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光輝歷程、偉大成就和寶貴經驗，應該把新中國成立70年、改革開放40年和黨的十八大以來三個重要歷史時期凸顯出來進行考察。

弄清楚前后承繼創新的有機聯系和發展邏輯。從毛澤東主席提出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到鄧小平同志規劃的三步走戰略，再到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既是一脈相承的，也是在實踐探索基礎上認識不斷深化、與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緊密結合提出的宏偉目標。

在實現宏偉目標的過程中，通過把握歷史發展大勢，不斷總結經驗教訓和修正錯誤，抓住歷史變革時機，黨領導人民團結奮斗，經過了70年光輝歷程，創造了人類歷史罕見的發展奇跡，積累了有益的經驗并上升為中國智慧。

產生了與中國日益提高的國際地位相匹配的世界意義。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不僅對于我們自身進一步前行彌足珍貴，也是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探索的中國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開創和拓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把社會主義理想在中國大地變為現實，為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具有深遠的轉折意義。

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征程。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迎來了從創立、發展到完善的偉大飛躍。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實施了土地改革，使農業經濟擺脫封建土地制度的束縛，近三億無地少地的農民分到了七億畝土地和大量的農具、牲畜和房屋等，免除了每年向地主繳納約350億千克糧食的地租。

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三個行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奠定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基礎；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并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起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構建起中國人民當家作主、實現民主權利的制度載體。

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前30年中取得歷史性發展成績的同時，也犯了急于求成和“左”的錯誤，使國家發展遭遇了嚴重的挫折。特別是在經濟建設中，忽視客觀經濟規律的作用，以集中計劃代替市場機制，導致在微觀層面生產和勞動的激勵機制缺失。

在宏觀層面資源配置效率低下，國民經濟結構失衡以及積累與消費比例失調等弊端。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黨的工作重心遠離了經濟建設。到了“文革”后期，我國的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人民溫飽都成問題，國家建設百業待興。

正視前30年計劃經濟的體制弊端和經濟建設中的錯誤和挫折，中國共產黨勇于拿起手術刀革除自身病癥，靠自己解決自身的問題。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發表講話，振聾發聵地指出：“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

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把全黨的工作重心轉向經濟建設，從此中國進入改革開放這個嶄新的時期。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改革開放是我們黨的一次偉大覺醒。

正是這個偉大覺醒孕育了我們黨從理論到實踐的偉大創造。”改革開放就是革除病癥，消除一切阻礙提高社會生產力、增強國家綜合實力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體制障礙與弊端。首先，以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為取向不斷推進經濟體制改革。

從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廢除人民公社到農村承包地“三權”分置；從提高農產品價格、取消農業稅到打贏脫貧攻堅戰；從促進鄉鎮企業發展到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從對國有企業放權讓利、發展非公有經濟、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到深化國資國企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

堅持“兩個毫不動搖”；通過雙軌制過渡的方式推動價格形成機制改革，發育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到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其次，不斷擴大全方位對外開放，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

從興辦經濟特區、沿海、沿邊、沿江、沿線和內陸中心城市對外開放，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從擴大對外商品貿易到引進外商投資；從“引進來”到“走出去”；從以資源比較優勢參與全球分工體系，到國內國際聯動開放發展；從共建“一帶一路”、設立自由貿易試驗區。

到謀劃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從多邊貿易體制的積極參與者、堅定維護者，到經濟全球化的積極推動力量和國際經貿規則改革負責任的參與方。

第三，從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主轉向全面深化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體制和黨的建設制度改革。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機構改革、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依法治國體制改革、司法體制改革、外事體制改革、社會治理體制改革。

生態環境督察體制改革、國家安全體制改革、國防和軍隊改革、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制度改革、紀檢監察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扎實推進。新中國成立后前30年的成就與曲折，為在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和理論準備。

從黨的十一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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