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北京網紅韓非子(群眾的同義詞文言文)

產力的發展和勞動者的社會分工，使剩余產品出現從而奠定了私有制的基礎。同時，由于勞動者的技術專業化傾向，使各個勞動者在生產活動中所生產的產品品種和數量都不相同，勞動者總是傾向于從事自己所熟練的技術生產，因此，為了滿足個人的需要，開始出現產品交換。隨著生產分工的深化，生產的物質品類逐漸增多，剩余產品也隨著增多，物質交換活動日趨頻繁，交換品的種類和地域也不斷擴大。在黃帝時代，便出現了貨幣交換形式，以實物貨幣如牲畜、銅器、布匹和貴重裝飾品作為等價交換物，取代了原始的物物交換形式。

為了把用來交換的產品交換出去，就必須把產品陳列于市場，同時，為了吸引他人，勢必需要叫喊等。實物陳列和叫喊是最早的廣告形式。這種形式的廣告，至今還在流傳，而其它的廣告形式，大體又都是從這種廣告形式中演變而來，只不過是采用了新的手段和工具，注入了新的內容。

奴隸社會時期，大約是在夏朝（約公元前21—前16世紀），在我國出現了農業、手工業與商業的分工，行商階層開始出現。隨著商業的發展，商品交換日趨頻繁和廣泛，開始出現城市和集市。相傳，我國最早的城市出現于夏禹時期。在夏、商（公元前16—前11世紀）和西周（約公元前11世紀—前770年），據著名史學家吳晗考證，“周民中有一部分會做買賣的商人即殷遺民”，他們被迫集中在洛陽，被叫作“頑民”，經常被召集起來訓話，過著被監視的生活。他們被另眼相看，既無政治權利，又失去了土地，為了過日子維持生計，只好東跑西跑作買賣。這種為貴族所小恥而又為庶民所不能為的行業，因為社會的需要，就成為殷遺民主要從事的行業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也就是中國輕商貶商的歷史遺俗的根源所在。

從中國的古典文學作品中，尤其是在《詩經》中，還可以看到對商業活動的片斷描寫。《易經·系辭》記載：“神農氏作、列廛于國，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詩經》的《邶·北風》用“既阻我德，賈用不售”這樣的譬喻來描寫遭人拒絕之后的心情；而《衛風·氓》中，更有“氓之蚩蚩，抱布貿絲”這樣的對商業活動進行直觀描述的詩句。這些都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原始社會晚期和奴隸社會時期的商業發展情況和原始的商品銷售形式——展示物品和叫賣成為形象的廣告。

二、封建社會廣告發展的相對鼎盛

春秋時期，即公元前770—前476年，我國社會開始發生并完成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過渡轉變。在這一時期，商人階層開始分化，分為行商和坐賈，《莊子》中屢屢出現的“桂魚之肆”、“屠羊之肆”的提法就是明證。行商是走村串寨進行沿途買賣的商人，坐賈是有一定場所的、招徠他人來買賣東西的商人。《白虎通》中對商賈之分有這樣的描述：“商之為言章也，章其遠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為商也。賈之為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待以民來，以求其利者也。故通物曰商，居買曰賈。”也就是在這一時期，人們開始把陳列于市的實物懸掛在貨攤上以招人。這樣，就在實物陳列的基礎上，演變和發展成了招牌、幌子等廣告形式，《晏子春秋》中就有這樣的描述：“君使服于內，猶懸牛首于門而賣馬肉于內也。”這句話就足以證明，至少當時已存在幌子這樣的廣告形式。與此同時，在河南省登封縣告咸鎮發掘出土的東周陶器上都印有“陽城”篆體陶文字樣標記，被認�俏夜�鈐緄奈淖止愀妗

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后從秦到隋的800年間（公元前221年—公元618年），由于封建統治階級對土地的改革和新的稅收政策的實施，社會生產力較春秋戰國時期又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秦始皇的中央集權制度和統一度量衡、統一文字的措施，以及漢代長期的“休養生息”政策的落實，在客觀上為商業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西漢的“文景之治”以政通人和、國泰民安而著稱，商業的發展規模和范圍無疑又比春秋時期有了較大的發展。在這一時期，城市進一步發展。在幾百年間，洛陽成為聞名于世的大都會，店鋪很多。店鋪在當時被稱之為“市樓”，門口有一人接待顧客，所采取的廣告形式有口頭廣告、實物陳列等。尤其是幌子，這時已多為固定店鋪所采用，如酒旗、壚等。“壚”作為店鋪幌子的原始形式，出現在兩漢時期，為以后的店鋪裝飾起了開創作用。《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中就有關于西漢時司馬相如的有關記載：“相如置一酒舍沽酒，而令文君當壚。”東漢詩人辛延年亦有“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的詩句。據認為，當時（東漢）已有外國僑民居住國內，從事商業活動。

公元400年以后，北魏始尚文治，商業出現一個時期的繁榮。據史書記載，當時的洛陽，市東有“通商”、“達貨”的二里大市，“舟車所通，人跡所履，莫不商販也”。另有延酤、治卷二里，“里之人多以釀酒為業”，“河東人劉白墮者，善釀酒，季夏盛暑，以罌貯酒，暴日中一旬，酒味不動，飲之為美”。在這里，劉白墮的曝曬酒于太陽之下，無疑是一個實物示范廣告，因而使“京師朝貴出郡遠相饋贈，逾以千里”。廣告效果之好，使這種酒名聲遠播。

公元581年，隋朝統一中國，城市商業已初具規模。史書記載隋煬帝時，“天下之舟船，集于通濟橋東，常有萬余艘，填滿河路。商賈貿易車馬，填塞于市。諸善酋長入朝者，常請于東市交易，煬帝許之，先命整頓市肆。檐宇如一，咸設緯帳，珍貨充集，人物貨盛。賣菜者，籍以龍須席，胡客或過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座，醉飽而散，不取其直。”這一段描述說明了當時的商品交換集市的規模之大、涉及之廣。東市是隋煬帝批準對外開放的城市，并罷求在開放前整頓市容，把珍貴質好的商品充實陳列起來，并令菜販把菜陳放在龍須席上。外商用餐，免費供應。隋煬帝的這一套措施固然是要顯示他的尊威，但在客觀上，不啻是一次帶有國際性的商業展覽和廣告宣傳。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我國的封建社會發展到了鼎盛時期。農業上實行的均田法和租庸調法，有力地推動了經濟的發展。工商業日趨繁盛，商業空前興旺。廣州、揚州、泉州和都城長安，成為了“萬國通邦”的國際貿易中心。尤其是“絲綢之路”的開拓和發展，包括海上貿易的發展，使這些大都市“街市繁華，中外商賈云集，市肆店鋪各有專營”，出現了肉行，金銀玉器行、衣行、麩行、秤行、絹行、藥行、漁行等商業行業，同時，還發展了為商業流通服務的金融銀行業——錢莊。手工業生產水平的不斷提高，使商品品類日益豐富。唐朝西京長安城內有東西二市，各市有212行。東京洛陽有130行、3000余“肆店”。同時，還在一些地區形成了專業性行市，如米市、草市、絲市、藥市等。

唐朝對市場已有一套嚴格的管理制度，凡市皆由官設。市場劃定地域，以墻圈圍，四方設門，定時關閉。市內分肆，入市交易商品以類相聚，分別在規定的肆中出售，商品價格由官家評定，懸牌經營。《唐律》規定：“諸平贓者，皆據所犯處當時物價及上絹之價依令每月旬別三等估，其贓平所犯旬估定罪，取所犯旬上絹之價。”即對違反當時物價規定的，要給予必要的處理。同時，也說明懸掛招牌不僅起著廣告的作用，而且還成了官方對攤商進行管理的一種手段。

唐朝的商業活動中，存在著多種廣告形式。（1）口頭叫賣：如唐朝人的筆記作品中，就有“其時賣餳之人，吹簫以自表也”的記載。詩人元稹在《估客樂》中的“經游天下偏，卻到長安城，城中東西市，聞客第次迎。迎客兼說客，多財為勢傾”的詩句，生動地描寫了當時的口頭廣告內容。（2）招牌廣告：市場交易，分肆進行，又規定必須掛牌營業，因此，招牌廣告十分普及。（3）商品展銷會：《舊唐書·韋堅傳》中記載，天寶年間，韋堅將渭水通往長安的漕舟集于宮苑墻外，供皇帝御覽所載各地貨物，其時“堅預于東京、汴采取小斛底船三二百只，置于潭側，其船皆著牌表之，若廣陵郡船，即袱背上堆積廣陵所出之綿、鏡、銅器、海味；丹陽郡船，即京口綾衫緞；晉陵郡船，即折造端綾繡；會稽郡船，即銅器、羅、吳綾、絳紗；南海郡船，即玳瑁、珍珠、象牙、沉香；豫章郡船，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鐺，茶碗；宣城郡船，即空青石、紙、筆、黃連；始安郡船，即蕉菖、蚺蛇喧、翡翠”。可見當時集貨地之廣，景況之盛。（4）旗幟：早在春秋戰國時期，韓非子就對此有過“懸幟甚高著”的描寫。唐時亦多用于酒店，唐朝知名詩人杜牧寫過“水村山郭酒旗風”的著名詩句。在一些唐代書法中，有時也可見到酒家旗幟的樣子。《元曲·后庭花》中有這樣兩句：“酒店門前三尺布，過來過往尋主顧。”不但說明了酒旗的尺寸，還說明了酒旗的作用。北宋政權由于采取了一系列安定農村鼓勵生產的政策，社會經濟在經歷了長達數十年的戰亂之后，得到了一個休養生息的時機，經濟再度回升，商業迅速發展。由于宋朝改革了自古以來的市坊制度，取消了“日中為市”的限制，市場交換的地域和時間不再為官方規定限制，隨時可為，隨地可為，商業活動有了更廣泛的活動余地，出現了異常活躍的局面，北宋的汴梁不僅是政治經濟中心，而且是商品的集散地，各地商人穿梭于此，導致了門面寬闊的大商店的出現，從而出現了店面裝潢——彩樓、歡門這樣的廣告形式。同時，由于開禁夜市，商業貿易出現日市、曉市、夜市的分化，小商小販忙著晝夜交易，“買賣晝夜不絕，夜交三四更游人始稀，五更復鳴”。此時，由于小商小販被允許串街走巷作生意，因此，城內各處叫賣之聲不絕。宋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對此有過詳細記載：“……又有小兒子，著白虔布衫，青花手巾，挾白瓷缸子，賣辣菜。”“市人賣玉梅、夜蛾、蜂兒、雪柳、菩提葉、科頭圓子、拍頭焦錘。唯焦錘以竹架子出青傘上，裝綴梅紅縷金小燈籠子，架子前后亦設燈籠，敲鼓應拍，團團走轉，謂之‘打旋羅’，街巷處處有之。”又有“是月季春，萬花爛漫，牡丹芍藥，棣棠木香，種種上市，賣花者以馬竹籃鋪排，歌叫之聲，清奇可聽”。由于行商叫賣，扯嗓吆喝，既費力氣，聲音又傳不遠，于是就從口頭廣告衍化出各類具有專業特色的音響廣告，用各種不同的器具搖、打、劃、吹，發出不同的音響表示不同的行業，例如貨郎的撥浪鼓、剃頭匠的鐵滑剪等。

商業活動的增多，也使一些服務行業應運而生，從業者驟然增多。茶坊、酒樓、飯館、客店，遍布街頭巷尾，生意興隆。在這種經濟背景下，廣告得以更進一步發展。招牌、幌子、酒旗、燈籠各顯其能，且隨著大店鋪的出現開始出現新的廣告形式——門匾。從北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上就可看到諸如“劉家上色沉檀揀香”、“趙太丞家”、“楊家應癥”和“王家羅匹帛鋪”等招牌門匾。

原始的廣告形式——口頭呼叫、音響、招牌、幌子、燈籠以及門匾、門樓、酒旗等店鋪廣告，在宋時已發展到相當繁榮。同時，由于科技水平的提高，發明了印刷工藝。在隋朝發明的雕版印刷，到了宋代已發展為活字印刷。印刷技術的發明為廣告提供了新的傳播媒介——印刷品。歷史資料證明，在宋代已開始出現了印刷品廣告，現存上海博物館的“濟南劉家功夫針鋪”的印刷銅版，就是相當珍貴的宋代廣告印刷史料。

宋以后的元、明、清各朝代，商品經濟亦有不同程度的發展。由于人口的增多和對外交流的日益廣泛，城市的發展異常迅速，在全國各地形成了不同的地區商業中心。但是，在這一時期，雖然廣告的應用無疑也是異常活躍，然而，廣告形式卻未有所創新，依然是對口頭廣告、原始音響廣告和店鋪招牌廣告——旗幟、招牌、門匾、幟子、門樓、彩燈的應用。散見于各類史書、筆記、小說、唱本中的有關記載，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

1．口頭廣告

南宋詩人范成大在其《范石湖集》中有“墻外賣藥者九年無一日不過，吟唱之聲甚適”的注釋，而在明代湯顯祖的《牡丹亭·閨塾》里則有“你聽一聲聲賣花，把讀書聲差”的描述。明代馮夢龍所編宋、元、明“話本”和“擬話本”的總集《警世通言·玉堂春落難尋夫》中更有“卻說廟外街上，有一小伙子叫云：‘本京瓜子，一分一桶，高郵鴨蛋，半分一個’”的廣告叫賣詞的記載。叫賣之聲一直延續不斷。清乾隆年間李計的《揚州畫舫錄》記載揚州平山堂一帶當時的許多賣藝攤販中，就有“蘇州人以五色粉糍狀人形貌，謂之捏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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