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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農業生產方式。這些措施，推動了臺灣經濟、文化的迅速發展。這在臺灣歷史上是一個重要的開發和發展時期，史稱“明鄭時代”。

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清政府派軍進攻臺灣，鄭克爽率眾歸順。自此臺灣在清政府直接統治之下。

1683年，清政府統一臺灣之后，翌年在臺灣設1府3縣，隸屬福建省。臺灣重新納入中國中央政府的統一管轄之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與大陸的聯系更加密切了，成為國家統一整體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從1760年（清乾隆二十五年）以后，出現了大陸居民再度大規模移居臺灣的高潮，到1811年（清嘉慶十六年），不包括山地的高山族同胞，臺灣居民已超過200萬人，較鄭氏父子治臺時增加近10倍。隨著生產的發展和人口的增長，清政府陸續在臺灣增設行政機構。1885年（清光緒十一年），將臺灣建為行省，派劉銘傳為第一任巡撫。劉銘傳廣招福建、廣東等地居民遷臺，進行大規模的開發，先后設立撫墾總局、電報總局、鐵路總局、軍械局、通商局、礦油局、伐木局等機構；修筑炮臺，整頓防務；架設電線，創辦郵電；鋪鐵路，開礦山，造商輪，發展工商業；興建中西學堂，發展文化教育等。其中有些建設項目，在當時全國尚屬創舉。例如臺灣鐵路不但是全國最早的鐵路之一，而且是中國自己集資修成的

清政府治理臺灣的200余年間，臺灣的封建經濟得到迅猛的發展。全省各地相繼出現許多富甲一方的大地主大商人。但與此同時，臺灣人民反抗清王朝暴政和封建地主剝削的斗爭也不斷高漲，且與大陸人民的反清斗爭遙相呼應。事實表明，凡較大的起義組織幾乎都是從大陸傳入的。如1786年臺灣歷史上最大的一次農民起義，就是大陸人民的反清秘密團體“天地會”傳入臺灣后，由臺灣“天地會”首領林爽文、莊大田領導的。起義軍眾達十數萬。清政府調動浙江、湖南、廣東、廣西、貴州、四川等數省兵力馳臺鎮壓，歷時1年2個月，始得平定。太平天國定都南京前后，臺灣天地會、小刀會，又與之呼應，多次起義。

臺灣同胞富有高度的民族愛國精神。他們在反抗國內反動統治的同時，為了抵御外患，同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同仇敵愾，進行了英勇的斗爭。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起，臺灣和大陸邊沿各省份成為我國反帝斗爭的最前線，直接承擔著中華民族的憂患。在鴉片戰爭期間，臺灣同胞動員組織了人數2倍于當地戍兵的抗英民團，并捐資輸銀，共赴國難。他們和官兵一道擊退了入侵的英軍，粉碎了敵人試圖侵占臺灣的陰謀，贏得了抗英斗爭的勝利。當時臺灣兵備道姚瑩在其《奉逮入都別劉中丞書》中寫道：“臺灣擐甲之土，不懈于登陴，好義之民，咸奮于殺敵……卒得保守巖疆，而獲安，未煩內地一珍一矢者，皆賴文武士民之力也”。鴉片戰爭之后，臺灣同胞還先后擊退了美國、法國和日本的多次入侵。

早在16至17世紀，日本就曾數次出兵窺伺臺灣。19世紀后半葉，日本經過“明治維新”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力圖躋身列強，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1894年它發動了中日戰爭（甲午之戰），翌年3月攻占澎湖。腐敗的清政府于1895年4月17日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將臺灣和澎湖列島割讓給日本。臺灣從而淪為日本的殖民地，開始了長達50年的日據時期。

日本占據臺灣后，在臺北設有總督府，作為統治臺灣的最高機構。并在各地建立鄉鎮公所，實行警察、保甲制度，對臺灣實施殖民統治和“皇民化”教育。同時，基于發展本國經濟的需要，初時把臺灣作為其發展農業和農產品加工基地，使臺灣加工工業和交通運輸逐步得到發展。二次大戰期間，日本為配合軍國主義的南進政策，又進一步在臺灣發展與軍事有關的各類工業，擴大了工業在全島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使臺灣開始由傳統的以農業經濟為主的社會逐步向半資本主義半封建的以工商業為主的社會形態轉變。據統計，抗戰結束前夕，臺灣工業產值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已由20世紀初期的約占7%上升到約占18%。與此同時，臺灣勞工階級也在此轉變中逐步萌芽發展起來。1920年，臺灣約有勞工4萬多人；至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時，增至8萬余人；到了1943年，臺灣勞工已達20余萬人。

從1895年臺灣淪失，到1945年重新光復的整整半個世紀中，不堪忍受亡國奴生活的臺灣同胞，為了維護中華民族的尊嚴，保疆衛國，光復失地，與日本侵略者進行了長期的、不屈不撓的英勇斗爭，從而在中國人民抗戰史上譜寫了光輝而壯麗的篇章。

反對割臺議和的斗爭 1895年割讓臺灣的馬關條約簽訂的消息傳出后，舉國嘩然，人人“痛心疾首”，萬分憤慨。康有為、梁啟超等集十八省舉人千余人“公車上書”，反對割地求和，主張變法圖強。在北京參加會試的臺籍進士、舉人，聯名上書清政府都察院，痛陳：“數千百萬生靈皆北向慟哭，閭巷婦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懷一不共戴天之仇，誰肯甘心降敵！”“以全臺之地使之戰而陷，全臺之民使之戰而亡……雖肝膽涂地而無所悔。”清廷各級官吏亦紛紛上書，陳述臺灣為中國東南七省藩籬，“今日無臺灣，明日即可無南洋；中國雖大，雖一日之間，可以瓜剖立盡”。譚嗣同怒斥清廷“一旦茍以自救”，舉疆土而贈之于人，“其視華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臺灣紳民電奏清廷：“割地議和，全臺震駭。……臣桑梓之地，義與存亡；愿與撫署誓死守御。設戰而不勝，請俟臣等死后，再言割地……”。

馬關條約簽訂之次日，全省同胞哭聲震天，悲憤無可抑制的臺北人民鳴鑼罷市，民眾擁圍撫署，反對割臺，并要求餉銀不準運出，軍械制造局不準停工，稅收全部留作抗擊日寇之用。丘逢甲等一批臺籍士紳還試圖以“自主”的辦法抵抗日本的占領，建立“臺灣民主國”，并要請政府臺灣巡撫唐景崧任總統。《自主宣言》中稱：“推擁賢者，權攝臺政；事平之后，當再請命中朝，作何辦理。”但隨著唐景崧私自逃回大陸，12天之后，這個“民主國”即告解體。

武裝抗擊日寇占領 日軍侵占臺灣后，清政府敕令其駐臺巡撫唐景崧等官員離臺。臺灣同胞紛紛拿起武器，自行組織抗日民軍，保衛祖國疆土。他們持續進行了前后長達7年之久的武裝斗爭。

初時，臺灣同胞在各地配合一度拒不奉詔的黑旗軍首領劉永福等清軍官兵在新竹、大甲溪、彰化、嘉義和臺南一帶與日寇拼死搏斗。他們手拿土槍和長矛，憑血肉之驅，前赴后繼，猛撲敵寇。其中尤以彰化和嘉義保衛戰最為激烈、悲壯，抗日民軍首領徐驤等人、黑旗軍的將領以及劉永福新軍七星隊的大部都壯烈犧牲。一個日本人當時記載道：“不論何時，只要我軍（日軍）一被打敗，附近村民便立刻變成我們的敵人。每個人，甚至年輕婦女都拿起武器來，一面呼喊著，一面投入戰斗。我們的對手非常頑強，絲毫不怕死。他們隱藏在村舍里，當一所房子被炮火摧毀，他們就鎮靜地轉移到另一所房子里去，等一有機會就發動進攻。”

臺南抗敵的最后階段極為艱苦。清政府一再嚴令禁絕大陸各地支援臺灣，黑旗軍和民眾軍械糧餉俱絕，隊伍餓極不能起。在此情況下，劉永福堅持抗日5個月后，不得不被迫登輪退返大陸。臺南遂于1895年10月20日淪陷。至臺南失守時止，臺灣軍民總共斃傷敵3.2萬余人，占日寇侵占初期兵力的一半以上。

臺南失陷后，臺灣各地人民繼續堅持武裝抗日。他們在臺北的深坑、云林鐵國山，嘉義臺南之間的番仔山、鳳山附近及屏東潮州等山區先后建立抗日據點。抗日民軍隊伍少則數百人，多則數千人。他們進攻日寇軍營，襲擊日寇官署，抗擊敵人一次又一次的瘋狂掃蕩，涌現出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簡大獅是臺北農民抗日武裝的領袖之一。1896年元旦，他率領隊伍同其他民眾武裝一道直襲臺北，攻入市區。其后，簡輾轉至廈門。日寇殺其妻以泄憤，并向清政府將他本人索去。簡就義前慷慨陳詞：“我簡大獅，系清國臺灣之民。……日人雖目我為土匪，而清人應目我為義民。況自臺灣歸日，大小官員內渡一空，無一人敢出首創義舉，唯我一介小民，猶能取勝眾萬余，血戰百次。自謂無負于清。……愿生為大清之民，死為大清之鬼”。

辛亥革命前后的武裝起義 在日本侵略者的殘酷鎮壓之下，臺灣人民的武裝抗日斗爭經歷了一個短暫的低潮時期。1906年以后，在祖國大陸興起的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影響下，臺灣同胞又不斷地舉行愛國武裝起義，反對日本的殖民統治。著名的有：1907年新竹的北埔起義；1912年南投的林圮埔起義；1913年的苗栗起義；

915年臺南的西來庵起義等。其中苗栗起義是辛亥革命直接影響下較大的一次愛國抗日斗爭。領導人羅福星是孫中山先生的同盟會派赴臺灣的人員之一。羅以其家鄉苗栗為據點，建立中國革命黨臺灣支部，在臺北、基隆、桃園、臺南等地發展組織，宣傳革命，籌劃起義。事敗后近千人被捕，20余人慘遭殺害。羅福星就義前的絕命詩說：“海外煙氛突一島，吾民今日賦同仇，犧牲血肉尋常事，莫怕生平愛自由。……背鄉離井赴瀛州，掃空東庭指顧間，世界腥膻應滌盡，男兒不誤大刀還。彈丸如雨炮如雷，喇叭聲聲戰鼓催，大好頭顱誰取去，何須馬革裹尸回。”西來庵起義是愛國志士八清芳、江定、羅俊等人組織的。他們以臺南西來庵等處為據點，訓練骨干，籌劃起義，號召全省同胞“奮勇爭先，盡忠報國，恢復臺灣”。參加者遍及臺北、臺中、南投、嘉義、屏東等地。因事機為日警獲悉，余、江等率千余人臨時舉事，血戰七晝夜。起義失敗后八清芳等九百多人被處死刑，被日寇濫殺的群眾竟達數萬人，引起了世界震驚。

“五·四”以后的民族解放運動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在俄國十月革命和祖國大陸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巨大潮流影響下，臺灣同胞進一步掀起了有組織的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潮，并和祖國的革命斗爭密切相聯系，成為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一環。1920年1月，受“五·四”運動的直接影響，留日臺灣籍青年學生產上先在東京創立“新民會”，并仿照北京的《新青年》發刊《臺灣青年》雜志，進行民族主義思想的啟蒙宣傳。隨后，留日和旅居北京、上海、廣東、廈門、南京等地的臺灣籍學生相繼成立“臺灣青年會”、“臺灣學生聯合會”，“中臺同志會”等組織。1921年10月以蔣渭水為主聯合林獻堂等人于臺北成立旨在“喚起漢民族自覺、反對日本民族壓迫”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啟蒙團體“臺灣文化協會”，提出“反對民族差別”、“反對奴化教育”，“獲得參政權”等口號。廣東中山大學等校的臺籍學生在郭沫若等人影響下，建立“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在該團發表的《告中國同胞書》中呼吁：“勿忘臺灣”，“臺灣乃中國之臺灣，民族乃中國之民族，土地乃中國之土地”。在這同時，臺灣各地農會和各種工會組織如雨后春筍，紛紛建立起來。1928年4月，在大陸的臺灣籍中國共產黨黨員和留學日本的共產主義者，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于上海成立了臺灣的黨組織，即日本共產黨臺灣民族支部。臺灣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民眾黨亦登上政治舞臺。各派政治力量急速組合。臺灣歷史上首次出現了農民運動和工人運動蓬勃發展的局面。同年底“臺灣農民聯合會”領導下的會員達3萬多人。各種工潮此起彼伏，工人的階級意識迅速提高。他們把自身的經濟利益同民族的階級的利益結合起來，提出了“支持中國工農革命”、“反對帝國主義戰爭”、“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鮮明的戰斗口號。

在臺灣民族解放運動高漲的形勢鼓舞下，居住在臺中濁水溪上游霧社的高山族同胞，因不堪日寇的奴役和壓迫，于1930年10月27日舉行武裝暴動。這就是震憾中外的霧社起義。他們在搗毀十幾處日寇警察分所之后，退入深山，同6000多名日本軍警激戰20余天。許多高山族婦女，為激勵丈夫殺敵而無后顧之憂，集體跳下懸崖。最后高山族同胞彈盡糧絕，起義領袖等自戕以殉。

高漲的民族民主運動猛烈地沖擊著日本在臺灣的殖民統治。1931年夏，日本殖民統治者對臺灣同胞開始全面大鎮壓，實行白色恐怖。無數臺灣同胞、愛國進步人士被囚人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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