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廈門亦集鑫貿易有限公司(為什么京東快遞員要求只能按照物件的原價來保價呢？)

優勢，對借貸方的信息比較了解，出資人也相當放心，即便是社會上的放貸人，大部分在銀行都有關系。

“做這行賺錢很刺激，但現在不敢做了，利息這么高，風險太大，還是見好就收吧。”她表示，“如果產生一筆較大的壞賬，不僅把之前賺的貼回去，還要不斷拆借填補虧空，并且絕對不能聲張，一旦暴露資金鏈就會中斷，但即使繼續下去，卻往往急于扳回，忽視了風險，結果可能鋌而走險。”

事實上，21世紀網記者走訪發現，由于宏觀緊縮、貸款吃緊，企業已經普遍遭遇融資難和融資成本提高的考驗。

“現在‘等貸’情況很嚴重，即使銀行答應給予貸款，沒有兩三個月根本不會到手。”多家受訪企業反映，“而且，銀行都會變相收取雜七雜八的費用，或要求部分貸款資金轉為存款，或要求購買指定理財產品，致使貸款成本大大提高，但只要能貸到款，已經感覺很幸運了。”

而在申請貸款期間，一些銀行工人員作就會主動為企業牽線搭橋，只要有較好的抵押物或擔保人，就有可能引導、促成企業進行民間高息借貸。

“我們這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廈門一位小企業創始人表示，“借高利貸等于飲鴆止渴，不借吧，就只能眼睜睜看著自己的企業走進死胡同。”

福建天凱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周暉律師亦認為，在現有環境中，中小企業借錢是找死，不借錢就等死。

這種走鋼絲式的困境就像魔咒，猶如癌細胞擴散滋生了一條完整的高利貸食物鏈，從而也助長了一個又一個幾乎雷同的騙局。

潛在危機

廈門融典和某銀行支行副行長掀起的波瀾還在蔓延。

“廈門目前出事的擔保公司，除廈門融典之外，至少還有兩家陷入資金漩渦，其中一家外界傳言涉及金額高達37.5億元。”消息人士透露，“都是放高利貸導致自釀苦果。”

但傳言至今無法從官方渠道得到證實。

“廈門正在組建金圓投資公司，目的就是要整合廈門國有的擔保公司，以改變擔保公司不務正業的現狀。”上述消息人士稱。

坊間傳聞，金圓投資公司首任黨委書記兼董事長將由廈門國貿（600755.SH）原總裁許曉曦擔任。而廈門國貿6月21日公告顯示，因工作變動，許曉曦辭去董事及公司總裁職務。廈門國貿擁有全資子公司福建金海峽融資擔保有限公司，許曉曦領銜此項任務，也算順理成章。

事實上，由于受監管缺位、行業整體資信水平較低等影響，擔保公司的行業整合、整頓已經箭在弦上。

“基本上，所有的擔保公司都有涉及高利貸。”一位業內人士認為。

更嚴峻的問題在于，擔保公司之間互相拆借資金、合作擔保放貸現象相當普遍，只要一家出現嚴重問題，難免出現一損俱損的局面。

“現在資金緊張，企業普遍困難，一些企業為歸還到期的銀行貸款，往往會從擔保公司高息借款，本想還款后再貸出來歸還擔保公司，但銀行受制于貸款額度，一拖再拖，就將擔保公司拖下水了。”上述人士表示。

公開資料顯示，僅2008年，廈門的擔保公司共為還不起貸款的企業代還資金2.32億元。

一邊是許多擔保公司陷入泥潭無法自拔，另一邊各路資本對擔保業趨之若鶩。來自廈門市經發局的統計數字顯示，2009年底，廈門市共有擔保機構58家，但到了2010年三季末，包括分支機構在內，廈門的擔保機構達到156家。

“在《融資性擔保公司管理暫行辦法》出臺前后，由于市場準入門檻抬高，擔保公司尤其是融資性擔保經營資格成為稀缺資源。”上述業內人士表示。

但新增擔保公司數量扶搖直上，無序發展狀況也隨之加劇，而銀行的合作門檻，又把多數擔保公司拒之門外。此前，廈門市經發局摸底排查結果顯示，有近1/3的業者幾乎沒有相關融資擔保業務，1/3業者進行的是非融資擔保業務，僅1/3在開展融資擔保業務。

其實，靠擔保費贏利的擔保公司，很難阻擋高利貸的高額回報誘惑。

根據銀監會最新公布的數據，當前融資性擔保公司平均凈資產放大倍數為2.1倍。而業內普遍認為，放大倍數到3倍才能保本，5倍才能盈利。

“廈門擔保公司的擔保費一般在0.8%—1%之間，相比月息3%以上的高利貸，還有誰不動心？”上述業內人士稱，“即使開展融資擔保業務的公司，也同時在暗中放高利貸，這已是行業內公開的秘密。”

除了擔保公司，各種數不勝數以投資管理、投資買粉絲等名目出現的公司及典當行，也紛紛加入高利貸陣營，興波作浪。

2.中國證券報記者了解到，在2011年5月，臨近年終考核，某股份制銀行鄭州市黃河路支行攬儲任務很重，該行行長于是制定了一個大膽的吸儲方案。

首先從一家擔保公司請一批業務員到銀行，組建一支新的客戶經理隊伍。其好處在于這些業務員訓練有素，而且手握大量有投資意向的客戶資源。在此基礎上，還需自制一款高收益理財產品，把吸收而來的資金以高息貸款形式借出去，利差收益部分用于支付高息完成攬儲任務。

行長下令招人后，從擔保公司挖來的業務員很快到位，全部歸屬新成立的理財二部。另外自制的銀行理財產品名字叫“聯合理財產品”，月收益率從1.8%到4.5%不等。一切準備就緒之后，攬儲行動正式開始。

理財二部的客戶經理們會讓擔保公司把客戶介紹到銀行，陸先生正是經擔保公司朋友介紹得知上述“聯合理財產品”。

在銀行的貴賓室內，陸先生被告知該理財產品募資資金用于“銀行攬儲”和“給有需要的企業貸款”，理財周期短，日息高達1.3％。。更有誘惑力的地方在于，客戶經理稱“聯合理財產品”有該股份制銀行作為擔保。

在近乎“零風險、高收益、流動性好”的誘惑下，陸先生決定一試。在副行長的辦公室桌上，陸先生把銀行卡往POS機上一刷，49萬元轉走，隨即得到了一份理財合同。

隨后兩個月，陸先生都順利拿到利息，不料在第三個月，該產品突然無法兌付。陸先生于是到銀行找當初的客戶經理和副行長買粉絲。銀行告訴陸先生，之前的客戶經理均非該銀行員工，副行長也已經離職。

陸先生心頭一涼，感覺49萬元要“打水漂”。回家上網一查，陸先生發現該銀行官網上根本沒有所謂的“聯合理財產品”。拿出理財合同一看，也才發現實際上是一份給企業貸款的借貸合同，合同中沒有銀行作為擔保，借款企業落款公章也疑似偽造。

陸先生立即到公安局報案，鄭州市公安局經偵支隊在2012年1月正式對該事件立案偵查。陸先生隨后得知，倒霉的不僅他一人。客戶代表統計到的數據顯示，有117人共4022萬元被卷入此案。

歷時半年，經偵支隊調查結果認為：上述股份制銀行鄭州市黃河路支行副行長和理財二部的客戶經理等人以當地多家公司名義簽署的貸款合同為虛假合同。該副行長隨后以涉嫌詐騙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名義被批捕，相應涉案財產也被查封。

陸先生后來追回15萬元。今年4月，相關儲戶將上述副行長等人起訴至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他們在訴訟書中表示，上述股份制銀行鄭州黃河路支行應承擔民事責任和法律責任。

最高院關于“違約金過高”的裁判意見匯總（一）

《民法典》合同編第585條規定：“當事人可以約定一方違約時應當根據違約情況向對方支付一定數額的違約金，也可以約定因違約產生的損失賠償額的計算方法。約定的違約金低于造成的損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可以根據當事人的請求予以增加；約定的違約金過分高于造成的損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可以根據當事人的請求予以適當減少。當事人就遲延履行約定違約金的，違約方支付違約金后，還應當履行債務。”

在判斷約定違約金是否過高以及調低的幅度時,一般應當以對債權人造成的損失為基準。

下面對最高院關于“違約金過高”的裁判意見進行匯總

山西華晉紡織印染有限公司、上海晉航實業投資有限公司與戴軍合資、合作開發房地產合同糾紛案 

案號：(2015)民一終字第72號 

合作協議是雙方真實意思表示，不違反法律規定，從合作協議約定內容看，恰恰是華晉公司對案涉項目的預期利潤估計過高導致其對戴軍許下高額利潤的承諾。作為獨立的市場主體，華晉公司理應為其商業判斷自擔風險。華晉公司主張戴軍不參與經營，不承擔風險，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合作方，不應按可得利益損失計算違約金，缺乏法律和事實依據。

華晉公司存在明顯違約行為，理應賠償戴軍的相應損失。至于違約金數額確定是否適當，雙方在合作協議中約定的違約金為2億元，即如華晉公司違約戴軍的損失為2億元應是雙方可以預見到的，現戴軍訴訟請求主張6000萬元違約金僅為約定違約金的百分之三十，不屬于明顯過高情形，原判決支持戴軍該項請求并無不當。

新疆六道灣實業有限責任公司與烏魯木齊市博元汽車修理有限公司合同糾紛案 

案號：(2013)民提字第145號 

確認約定的違約金數額是否過高，應以實際損失數額作為確認的基礎。但本案中，雙方當事人均未提供證據證明六道灣公司逾期支付150萬元給博元公司造成的實際損失是多少。因此，本案無法根據實際損失與違約金的差額作出違約金是否過高的判斷。在此情況下，可以結合合同的約定及履行情況、當事人的過錯程度以及預期利益等，根據公平原則對違約金是否過高作出裁量。 

對于該150萬元逾期付款損失問題，雙方當事人均未提交證據予以證明，本院綜合衡量全案情況認為，逾期付款損失為款項接收方即博元公司的利息損失。同時考慮到，我國合同法規定當約定違約金過分高于或低于違約造成的損失時可予以調整的立法本意，旨在以彌補損失為基準點，同時適度體現一定的懲罰性，因此案涉違約金的計算，在以中國人民銀行同期同類貸款基準利率為標準的基礎上，按照逾期罰息利率標準的上限即50%上浮確定利率。

普定縣鑫臻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與黑龍江省建工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普定縣鑫臻酒店有限公司建設工程合同糾紛案 

案號：(2016)最高法民終106號 

根據《糾紛處理協議》的約定，鑫臻房開公司應當就其違約行為向黑龍江建工集團支付工程總價款百分之二十的違約金。該協議中違約金數額的約定，是在雙方當事人就案涉工程施工已經發生較大矛盾并造成停工的情況下，在當地政府主持下達成，高額違約金的約定，其主要目的在于預防雙方再次出現違約行為，激化雙方矛盾。該違約金的約定適用條件，對雙方當事人公平一致，即任何一方違約均應適用。

且在簽訂《糾紛處理協議》時，雙方當事人對于工程總造價應當具有合理預期，任何一方違約承擔的支付違約金的數額，并未超出雙方當事人簽訂該協議時應當預見的范圍。現鑫臻房開公司上訴主張違約金數額明顯過高，一方面并未就其該主張提供證據證明約定的違約金數額明顯高于黑龍江建工集團實際遭受的損失，另一方面該違約金調減請求，與雙方當事人簽訂上述協議時約定高額違約金的目的明顯不符，故一審判決判令鑫臻房開公司支付黑龍江建工集團違約金12029897.6元(60149488.17元×20%)，符合雙方協議約定，對鑫臻房開公司的該項上訴請求，本院不予支持。

吳善媚、李耀生與梁新業、宋漢之、王兆遠股權轉讓合同糾紛案 

案號：(2016)最高法民終106號 

從本案受讓方履行合同的情況看，其畢竟已向轉讓方支付了3600萬元，僅剩1900萬元余款未付，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二十九條第一款有關“當事人主張約定的違約金過高請求予以適當減少的，人民法院應當以實際損失為基礎，兼顧合同的履行情況、當事人的過錯程度以及預期利益等綜合因素，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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