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南宋三大貿易港口(宋代造船業發達,當時重要的外貿口岸是)

9）十月又升為太原府。

大名，唐末為魏州（今河北大名東），是魏博節度使駐地，為河北地區重鎮，后唐莊宗即帝位于此，建為都城東京興唐府，滅后梁以后，移都于東都洛陽，魏州改為鄴都，作為陪都之一。后晉改為廣晉府，后漢改為大名府，后晉、后漢、后周都曾建陪都于此，稱為鄴都，直至后周太祖末年才廢。北宋時為河北東路首府和大名府路帥司所在地，慶歷二年（1042）建為北京，成為陪都之一，此地地處河北平原南部中心地帶，西臨黃河，是水陸交通要沖，河北南部的經濟中心，城市規模略次于開封、洛陽。

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唐末為鎮州，是成德軍節度使駐地，西控井陘，為河東、河北交通門戶。后唐初建時，曾以鎮州為北都，升為真定府。后晉末，遼太宗攻占中原地區時，曾建為中京，作為攻取河東的基地。北宋時為河北西路首府、真定府路帥司駐地，是河北中部的軍事、政治、經濟中心。宋州（今河南商丘南），五代后梁宣武軍（后唐改歸德軍）節度使駐地，為大運河上的重鎮，后周疏浚運河后，日益繁榮。它是宋朝的興王之地，后升為南京應天府，京東路、京東西路首府，是京東地區的經濟、文化中心，著名的應天府書院，為北宋四大書院之一。

京兆府（今陜西西安），唐代的首都，由于五代、宋代全國政治中心的東移，宋代經濟重心已南移，京兆府在全國的地位下降，后梁改為大安府（一② 王象之：《輿地紀勝》卷2《臨安府》。

作雍州），設佑國（后改永平）軍節度使，降為地方性城市，后唐時升為西京京兆府（陪都），廢節度使軍額，再次成為中心城市。后漢、后周雖仍稱京兆府，又設節度使軍額，已作為地方城市。北宋時為西北地區首要軍事重鎮，雖稱京兆府，但長官只稱知永興軍，軍事因素遠重于經濟因素。直至北宋末“宣和二年（1120），詔永興軍守臣等銜不用軍額，稱京兆府”③。北方的軍事重鎮還有秦州（今甘肅天水）、延州（今陜西延安）、定州（今屬河北）等。

南方主要城市揚州（今屬江蘇），地處長江、運河交匯處，唐末遭戰亂破壞，加上運河北段淤塞，一度衰落。五代時吳國割據淮南、江南地區，建都揚州，改為江都府，經濟逐漸恢復。南唐建立，遷都西都江寧，以江都為東都。后周時占領江都，復稱揚州，運河重新修通。北宋時揚州是兩淮東路首府，再次成為東南財賦的匯集轉運地，也是最繁華的城市之一。

江寧府（今江蘇南京），唐代為升州，五代時吳改為金陵府，南唐建為都城，改為江寧府。自隋滅陳，六朝故都建康被平毀，南唐重建府城，成為政治、經濟中心。宋初又降為升州，是江南路，江南東路首府，后升為江寧府。南宋時成為陪都，改為建康府，與鎮江（今屬江蘇）同為江防重鎮，是江南的重要經濟中心。

蘇州（今屬江蘇），五代時屬吳越國，宋屬兩浙西路，北宋末改為平江府，是唐宋時期的東南財賦中心，農業、手工業發達，商業興盛，北宋末成為外貿商港，南宋時更為繁榮，是最繁華的都市之一。“上有天堂，下有蘇杭”①，說明蘇州與杭州的富庶與繁華。而“蘇湖熟，天下足”①，又說明以蘇州和湖州（今屬浙江）為代表的江南農業之發達程度，為蘇州等城市的繁榮興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明州（今浙江寧波），唐代后期即是外貿港口城市，五代時屬吳越國，繼續得到發展，宋代達到鼎盛時期，南宋升為慶元府。設有外貿機構市舶司，是宋代，尤其是南宋與日本、朝鮮友好往來與通商貿易的主要港口，與東南亞和廣東、福建的貿易也很興盛，是與廣州、泉州并列的三大海港，還是重要的海船建造基地。

泉州（今屬福建），自唐代中葉建城后，不久即成為東南沿海的四大外貿海港之一。五代時閩國雖以福州為都城，而海外貿易仍以泉州為主。閩國滅亡后，留從效、陳洪進相繼割據漳（今屬福建）、泉地區30 多年，即以泉州為首府，海外貿易更是其重要的經濟活動。但是，北宋前期只在廣州、明州、杭州設外貿機構市舶司，遂使唐末五代繁華的泉州，不能公開地進行海外貿易。元佑二年（1087）才設立市舶司，外貿得到迅速發展，到南宋后期成為最大的外貿港口，超越了長期占首位的廣州。

廣州（今屬廣東），歷來是外貿的主要港口，唐代即設有市舶司，成為③ 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卷40《有美堂記》。

① 首都臨安的繁華情況，參見耐得翁《都城紀勝》、佚名《西湖老人繁勝錄》、吳自牧《夢粱錄》、周密《武林舊事》。

① 《宋史》卷87《地理志》三。

全國最大商港，五代時為南漢都城興王府，外貿收入曾是重要財富來源，但后來南漢統治者派兵出海搶劫外商貨物，以致外商船舶不敢到廣州貿易。北宋滅南漢后，立即在廣州設立全國第一個市舶司，直至南宋后期以前，一直是宋朝最大的外貿港口，大量的外商長期居住在廣州，熙寧時兩次擴建廣州城以使蕃漢居民得以安居樂業，促進了廣州的繁榮。廣州不僅是最主要的外貿海港，而且是華南的中心城市，宋代是廣南東路的首府，成為宋代最繁華的都市之一。

成都府（今屬四川），五代時為前蜀和后蜀的都城，宋滅后蜀，并東西兩川為西川路，后分四路，設成都府路，都以成都為首府。宋太宗時雖曾降為益州，終因成都是西南重鎮，宋仁宗時重新設府。成都地處富庶的川西平原，被稱為“天府之國”，不僅農業、手工業發達，而且是水陸交通中心，商業繁華，當揚州為江寧所取代，江陵（今湖北荊州）也被鄂州（今武漢武昌）所取代的南宋，成都始終是全國最繁榮的城市之一。

鄂州，五代時先后屬吳及南唐。其時長江中游的中心城市為荊南國首府江陵（今屬湖北），宋代統一以后，鄂州先屬江南道，咸平二年（999）屬荊湖北路。南宋紹興二年（1132），才取代江陵而成為長江中游的中心城市、江防重鎮。

潭州（今湖南長沙），五代時為馬氏楚政權首府，升為長沙府。后周廣順元年（951），南唐滅楚，次年，劉言逐南唐軍，王逵、周行逢相繼掌湖南政權，都以朗州（今常德）為首府。宋滅湖南周氏后降為潭州，但政治重心實際已移至潭州，至道三年（997）設荊湖南路，以潭州為首府，成為政治經濟中心。

其他重要的都市，還有閩國南都長樂府，宋福建路首府福州（今屬福建）；南唐南都南昌府，北宋初降為洪州，南宋升為隆興府（今江西南昌），是宋代江南西路首府，都是地區性的政治、經濟中心。京西南路首府襄陽，南宋時成為邊防重鎮。西南夔州路首府夔州（今重慶奉節）的中心地位，到南宋淳佑二年（1242）后，為本路的重慶府（渝州、恭州，今重慶）所替代，重慶從此成為川東的中心城市。

歷史解密：南宋時期，刺桐港驅馳全國海外貿易港口之首的原因

導語 海港作為區域海岸線的水域堡壘，憑海而立，因海而興，擁有經濟貿易流通與構建海防軍事體系的功能

在中國古代航海史上，廣州港、揚州港、明州港、刺桐港執全國貿易活動之牛耳

(注意:揚州港屬于運河與出海 *** 匯港口，擁有更為便捷的內陸物資運輸通道) 載貨船從土倫前往中國 在唐代以前，四大港口中，唯獨刺桐港開發期較晚，發展期緩慢

直到唐代中后期，廣州港依然占據全國大宗貿易港口之首，擁有4000余艘的年航船吞吐量，刺桐港的市場貿易份額大約為廣州港的1/2

直到北宋后期，廣州港的貨物交易量逐年減少

外國商用船舶大多北上入刺桐港，刺桐港在原本經濟地位失衡的情況下，貿易量大幅度增長

重返刺桐港 在《宋史》中記載:泉州海港貿易規模擴大，號稱「 ”泉有蕃舶之饒，雜貨山積

” 從史料來看，刺桐港吸引大批外商船舶從事貿易交流，港口物資轉運量提升

公元1205年，前往刺桐港開展貿易活動的海外國家擁有30余個

寶慶元年，刺桐港貿易互通國家增至50余個

港口及經濟腹里呈現「 ”市井十洲人，漲海聲中萬國商”的繁榮景象！ 廣州港早在秦漢時期，就已經成為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錨地(即實際開埠時間早于刺桐港百年)

宋元時期刺桐港地理區位條件 為何在南宋時期，廣州港的貿易地位遜色于刺桐港呢？從個人理解來說，外部(戰爭)環境與內部經濟格局使兩大海港在貿易吞吐量上產生此消彼長的趨勢！ 刺桐港擁有穩定的社會環境 穩定的社會環境與良好的社會經濟秩序并不直接掛鉤

從歷史客觀角度分析，刺桐港的長期社會環境穩定，實際上是南宋東南沿海地區經濟秩序的正常化運轉、軍事防御體系加深、政策格局延伸的綜合結果

公元1127年，宋政權南遷臨安，維持半壁江山的長期運轉

臨安城市一覽 金朝趁軍威正盛，令金步、騎兩路大軍入浙江作戰，對南方的明州港進行經濟、軍事破壞，嚴重影響明州港區經濟產品的海外輸出

（明州港主要貿易路線為朝鮮、日本兩地） 不過，金軍并沒有乘勢攻擊江淮一帶

其一，金軍初期戰略意圖已經實現，人困馬乏，亟待修整

其二，南宋淮西軍隊20余萬拱衛江淮一帶，刺桐港位居淮河之南海岸，金軍無法突破南宋的軍事防御縱深

即使金軍從海上繞道攻取臨安，從而逼近刺桐港實現軍事封鎖，必然受到南宋水陸大軍合擊

在金廷看來，刺桐港比明州港的經濟、軍事價值更大！ 南宋時期四大港口分布圖 據《宋史》記載:南宋乾道元年，朝廷招罷兩浙市舶司，因為「 ”福建廣南皆有市舶，物貨浩瀚，置官提舉實宜，唯兩浙冗蠹可罷

” 從南宋朝廷的政策格局來看，刺桐港為保持貿易流通的高效運轉性，朝廷將兩浙市舶司裁撤

不僅減輕了朝廷的冗官財政及機構運轉壓力，而且有利于刺桐港貿易流轉不受牽制，提高港口貿易周期性！ 從刺桐港的地理經濟格局來看，刺桐港位居東海與南海的貿易通道交匯地，鉗制了以經濟產品(瓷器，茶葉等)輸出為主的閩南三角地帶，形成船舶往來南洋各國的貿易樞紐

刺桐港海外貿易復原圖 北宋中期，市舶司管理體制混亂，廣州地方官員對外貿船舶強買強賣，征收重稅，造成廣州港船舶入港量大幅度降低，造成海港經濟不景氣

并且，廣源州儂智高率領軍隊進攻兩廣地區，造成廣州地區社會秩序動蕩

由此，廣州港貿易量的大幅度降低實為地區社會經濟環境的惡化！ 刺桐港臨近大都市臨安(消費市場巨大) 宋廷經濟及政治重心南移臨安后，無疑拓寬了刺桐港的國內消費市場

南宋初期，廣州港、刺桐港是 *** 海外貿易稅收的重要來源地！ 刺桐港貿易盛況（插畫） 南宋中后期，朝廷從刺桐港海外貿易征收的賦稅高達百萬緡，約占國庫總收入的五十分之一

刺桐港拓寬了沿海經濟貿易區域，并提升了刺桐港的航運樞紐地位

宋廷為保障長期財源支持，任命專職市舶中央官員管理刺桐港的海內外貿易，以及客商、使團事務，同時提高了刺桐港的知名度！ 從經濟學分析，臨安城消費市場的持續擴大，供給鏈得不到完善，必然造成社會經濟秩序失衡，從而從內部瓦解南宋政權「 ”偏安一隅”的統治方針

南宋市舶使管制下的海外貿易 在《西湖老人繁盛錄》中記載:錢塘有百萬人家

宋代學者吳自牧在《夢粱錄》中記載:臨安尚有數十萬戶，百十萬口

總體來說，南宋臨安的消費人群維持在150萬左右

當然，我們并不深究臨安人口發展路徑，即臨安的消費人群多為長時間南移結果！ 由于臨安周邊市鎮密集，形成龐大的蘇杭城市群

本地的糧食及生活物資實為供不應求，部分糧食即以刺桐通過海道運往臨安

南宋臨安（龐大的消費群體） 出于政治特殊功能的需要，臨安聚集了大量官僚，海外的奢侈品(象牙、珍珠、乳香等)便成為官僚群體、王公貴族的消費對象

極大地提高了外來船舶的周轉性，延長了刺桐港的產業鏈！ 從消費市場時間跨度來看，廣州、刺桐兩大港口作為運轉臨安城市群生活物資的集散中心

相同數量的航運貨物，以海路從廣州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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