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南越國進行海外貿易與秦漢的關系(南越國進行海外貿易與秦漢兩朝的哪些政治和經濟因素有關)

交等地雖設置郡縣，但所轄民眾言語各異，需經多次轉譯方知曉其意

由此可見，駱越也是一個泛稱，實際包含著不同的民族

駱越民眾有“項髻徒跣，以布貫頭而著之”（《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傳》）的習俗

兩漢時，有不少中原罪人被遷徙于此，與駱越雜居

光武帝時，交太守錫光、九真太守任延，教導越民耕種田稼、制作冠履及姻親之禮，興建學校，以禮義教化當地民眾，移變邊俗

當時，有不少蠻人率種人歸附，或有蠻夷進獻白雉、白菟

> > 建武十六年（40），有交女子徵側及妹妹徵貳起事

交太守蘇定依法處置徵側的丈夫詩索，徵側及妹妹徵貳因此起兵反抗郡守，“于是九真、日南、合浦蠻里皆應之”（《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傳》）

從事態發展的規模來看，她們起兵的原因恐非僅是出于忿恨，似也與漢朝官吏治理舉措有關聯

她們攻占60余城，徵側自立為王；交刺史及諸郡太守，只能保守城池，無力反擊

光武帝命長沙、合浦等郡準備車船，修建道路及橋梁，儲備糧草

建武十八年（42），派伏波將軍馬援率兵討伐，“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余里”（《后漢書·馬援傳》）；第二年春，大軍到達浪泊，大敗對手，斬首數千級，降者萬余人；建武二十年，斬徵側、徵貳，后又敗其余黨

馬援行軍所過之處，為郡縣修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整頓法律，“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后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后漢書·馬援傳》）

馬援還于交獲駱越銅鼓

“銅鼓文化”正可彌補文獻記載不足，加深我們對南方民族歷史之研究

> > 西南地區，分布著許多語言、習俗不同的民族，正史統稱為“西南夷”

大體而言，貴州西部有夜郎、且蘭，云南滇池區域有滇，洱海地區有昆明，四川西南部有邛、笮，等等

夜郎、滇、邛等族民眾結發為椎，從事農耕，有邑聚，有君長；昆明等族民眾編發，以游牧經濟為主，無君長

> > 秦朝勢力曾一度影響西南夷，開通從今宜賓至昭通的“五尺道”

西漢初，漢 *** 與西南夷的官方聯系雖中斷，巴蜀地區與西南夷卻依然維持交換關系

巴蜀商賈販賣繒帛、枸醬至西南夷，并從那里販運馬、髦牛及僮（即奴婢）

武帝建元六年，漢番陽（今江西波陽）令唐蒙在南越發現蜀地出產的枸醬，探知從蜀經西南夷地區有路可達南越，故提出通夜郎，“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萬，浮船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史記·西南夷列傳》）

武帝派唐蒙率千余人，攜帶繒帛等禮物，到夜郎活動

此后不久，漢在巴蜀之南設犍為郡（治今四川宜賓），征發巴蜀卒修筑自道（今四川宜賓）通向柯江的山路

稍后，武帝又派司馬相如至邛（今四川西昌一帶）、（今四川漢源一帶）、冉（今四川茂縣一帶），在這些地區設置都尉和十多個縣

數年后，西南夷之路始終未打通，士卒因乏困、饑餓及惡劣氣候，死亡者甚多；加之西南夷屢屢“反叛”，漢派兵攻打，又耗費無功

漢所置都尉及諸縣，多數不久就裁撤了

> > 曾對武帝說道：在西域大夏國時，他見到邛竹杖、蜀布，這些物品據說來自身毒（印度）；大夏在漢朝西南，仰慕中國，因匈奴隔絕道路，如通身毒而交往大夏，有利無害

武帝根據其建議，派使者自巴蜀四出，企圖找尋通身毒的道路

雖說這一目的最終并未達到，但無意中不僅打通了漢與滇交往的道路，且加深了對夜郎及其附近地區的聯系

元鼎五年，漢征發夜郎附近諸部族兵攻南越，引起且蘭反抗，殺漢使者及犍為太守

次年，漢兵從巴蜀南下，攻下且蘭，設置郡（治今貴州黃平西）

倚于南越的夜郎首領，在漢軍的震懾下入朝，被武帝封為“夜郎王”

漢憑借滅南越、誅且蘭等軍威聲勢，于邛都設置越郡（治今四川西昌東南），都置沈黎郡（治今四川雅安南），冉置汶山郡（治今四川茂縣北），白馬置武都郡（治今甘肅成縣）

武帝派遣使者以破越、誅南夷等事諷喻滇王入朝，未果；元封二年（前109），漢發兵臨滇，滇王舉國降，漢以其地為益州郡（治今云南晉寧），“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史記·西南夷列傳》）

> > 文獻對滇國的最早記載似見于《史記》：戰國時，楚將莊領兵士溯沅水西上略地；適值秦國攻奪楚巴、黔中郡，道路阻塞不通；莊于是留駐滇池，入鄉隨俗，改變服飾，稱王于滇

如按《史記》記載，滇國當建于前3世紀初（前280年左右）；從滇文化遺存來看，滇國至遲建立于前5世紀中葉

> > 昭帝時，益州郡故滇國境內民眾“叛亂”，漢派大軍鎮壓，前后歷時5年

因滇池而得名的滇國，在歸附漢的20余年后，基本不再見諸文獻了

滇國的主體民族，長期以來存有爭議，或人，或羌人，或濮人，等等

現在，學者的意見漸趨一致：滇國的主體民族是越族，滇人是百越民族中的一支

不論是文化特征，還是生活習俗，滇國主體民族都與古越人相似

滇國居民成分復雜，除去人數較多、占統治地位的主體民族越人外，還有部分濮人、羌人，可能還有少量的漢族移民

> > 滇國文化遺物中，以青銅器為大宗

我們對滇國的認識，大體都源于青銅器

農業在滇人生活中占據重要地位：滇國青銅器中有大量農具出土，證明農業在滇人生活中占據重要地位

不僅有大量青銅農具出土，還發現有已經炭化的稻粒，青銅器的紋飾上也可見稻業生產、豐收歸倉等場景

畜牧及狩獵也相當發達，家畜有牛、羊、馬、豬、狗

滇人居住的房屋有“干欄式”、“井干式”等樣式

“干欄式”建筑，一般分為上下兩層，人住于上，牲畜處于下，中間用橫梁、樓板隔開；置有獨木梯，可供隨時上下出入

底部用大小不等的樁柱支撐，使得上層房屋建筑高離地面，防潮及蟲獸侵害

“井干式”建筑，是在圓形或方形木料的兩端各開出凹槽，層層交疊砌成房屋底架及墻壁的一種建筑形式，滇青銅器上發現有完整的井干式建筑：有的直接建筑在地面上，有的建在干欄式結構的平臺上

> > 作為世界四大青銅文化體系四大青銅文化體系分別是中原地區的商周青銅文化、北方草原青銅文化、古希臘—羅馬青銅文化、滇系青銅文化（或滇國青銅文化）

之一的滇青銅器，銅鼓、貯貝器等是最具特色的器物

銅鼓是南方民族及東南亞地區普遍使用的打擊樂器，直到今天南方及東南亞地區的不少民族也仍在使用

銅鼓的前身是一種大型炊具，是供多人煮飯用的大型器物

早期出土的銅鼓，一般是鼓面朝下、圈足向上倒置，多無紋飾，鼓面等部位有較厚的炊煙痕跡

后來，銅鼓逐漸向滇王國禮器、重器轉變，相當于商周時的鐘、鼎等彝器

銅鼓多發現于大型墓葬中，使用、擁有銅鼓可能是權力、地位的象征

貯貝器，顧名思義，就是貯存海貝的容器

貯貝器的主要來源有二：一是利用現成的銅鼓，對其進行加工改造；二是仿照銅鼓外形，重新鑄造

之所以盛裝海貝，可能海貝是滇王國的稀罕之物、財富象征

貯貝器的發展逐漸取代銅鼓禮器的地位，成為新的權力、地位和財富的象征

最能體現貯貝器特色的是其蓋上的各種圓雕人物、動物組合而成的表現特定社會、特別場景的立體裝飾畫面

這些場景，幾乎涵蓋滇國民眾生活、生產的各個方面，如紡織、播種、狩獵、祭祀、納貢、戰爭等

> > 武陵蠻、巴蠻、板蠻等中南地區的勢力，雖說是東漢時備受關注的群體，但很早就見諸文獻記載了

洞庭湖、湘江以西的山嶺中，居住著古老的以犬為圖騰的盤瓠蠻，又稱武陵蠻、五溪蠻等

他們以農耕為主，也從事商賈，“無關梁符傳、租稅之賦”（《后漢書·西南夷傳》）

他們的活動地域，戰國時為黔中郡，兩漢時稱武陵郡

戰國時，武陵山區納入楚國版圖而為黔中郡，黔中郡的具體四至及郡治文獻不載，大體含今湖南西部及貴州東北部

從新近出土的里耶秦簡來看，秦時對今湖南和武陵山區已進行有效的行政管理，簡文中似未見“蠻”、“夷”等稱謂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里耶發掘報告》，岳麓書社，2007年版，第3頁、第180~217頁

張家山漢簡中有漢初案宗一件，其中稱引漢律條文如下，“變（蠻）夷男子歲從錢，以當（徭）賦”《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第213頁

按：竹簡記載南郡夷道蠻夷大男子歲納“錢”五十六，正史中記載西漢初板蠻納“錢”四十

數量為何有異，史書記載不詳

這宗司法案件發生在南郡夷道（今湖北宜都西北），時間在漢高祖十一年

從案宗中引用的漢律條文看，蠻夷繳納“”似為通例；亦即許慎《說文解字》所講，所謂“”即“南蠻賦也”

> > 《后漢書·西南夷傳》記載，西漢向蠻人征收“布”：大口每年一匹，小口二丈

東漢初，武陵蠻強盛起來，據險隘寇擾郡縣

建武二十四年，漢武威將軍劉尚率軍討伐武陵五溪蠻，反倒為其所敗；次年，伏波將軍馬援率軍出征，歷盡辛苦方擊破之

漢 *** 在此增置官吏，加強對蠻人的統治

蠻夷的反抗綿延不絕，屢伏屢起

巴蠻又稱廩君蠻，以虎為圖騰，居于今鄂西、川東地區

戰國末，秦兼并巴中，以廩君蠻的巴氏為蠻夷君長，世以秦女為妻；廩君民戶歲出“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十

東漢時，廩君各部經常起兵，寇擾百姓，漢 *** 多次派兵鎮壓，并將他們遷徙至江夏郡（郡治今湖北新洲）

> > 板蠻居于嘉陵江流域的閬中一帶

秦漢之際，他們曾助攻下關中，蠻中的羅、樸、督、鄂、度、夕、龔等七姓首領，被免除租賦，一般蠻戶每歲納“錢”四十

板蠻天生勁勇，“郡守常率以征伐”（《后漢書·西南夷傳》）；又愛好歌舞，是漢初“巴渝舞”之來源

東漢地方官吏施行苛政，板蠻也曾屢屢起兵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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