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古代世界經濟格局中的三大貿易圈是( )(古代波羅的海和北海貿易圈的特點？)

的人民”（見《中外文化交流史》頁118-119）當然，這種看法存在著很大的歷史偏見，但確也反映出，與外國古代歷史相比，中國古代歷史變化較小。中國近代歷史就不一樣了。算到新中國成立也不過110來年的時間，而歷經新舊民主革命兩個歷史階段，可以說是飛躍式的變化。除了社會性質，革命階段的變化之外，在其他多方面也表現出來，譬如，單說我們要講的近代80年中，就發生了不下十余起震蕩全國甚至有國際影響的戰爭、事變以及人民反抗的重大斗爭。社會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巨變，對中國近代歷史的變化之劇烈，我們學習當中應注意體察。第二，它的社會變化非常復雜這種復雜性主要源于它不是一個完整的、單一的社會形態。它的表現可以分這么幾點來大致看一下：（1）表現在生方式上。中國近代始終處于舊的生產方式衰敗而末死亡，新的生產方式產生而末壯大的狀態。封建經濟，在鴉片戰爭后呈衰敗趨勢，但封建經濟的基石，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密切結合的自然經濟，始終沒有完全瓦解，相當一部分窮鄉僻壤，甚至直到解放初，這種痕跡仍比較明顯，而應該作為社會上新的生產方式的資本主義近代工業生產，卻主要又不是來源于明末清初以來曾經孕育于封建社會內部的資本主義萌芽（這種萌芽在外國資本主義入侵后，幾乎都被摧殘殆盡），而是由依附于洋務派所辦的民用企業的商股和較小規模的商辦企業，在帝國主義壓迫和封建主義束縛的夾縫中產生和發展的，很有限，在社會生產中始終未能占主導地位。而外國資本則比民族資本要強得多。這樣，中國近代的社會經濟就有地方經濟、小農經濟、不同成份的資本主義等經濟多種形態。總之在近代中國始終是多種經濟并存，并不是一種生產方式出現就代替了舊的生產方式那么單純。（2）表現在階級結構上。正是基于上述一點，各種經濟成份交錯并存，相應，也就造成多種階級力量并存，階級關系錯綜復雜的狀況。我們知道。在中國封建社會是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是最基本的階級。而中國近代情況就不同了，因為半封建、半資本主義并存，所以主要就存在有四大階級：地主階級、農民階級、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另外，還有個別少數民族地區有奴隸主和奴隸、農奴主和農奴的存在，不占主要地位）。而這四個階級各自內部情況又比較復雜且處于劇烈的分化變動之中。例如官僚、買辦、商人等形成的資產階級，許多人前身就是地主，甚至一身兼地主、資本家二任。農民和工人階級又有著天然的聯系，就是破產農民中的一部分人流入城市，充當了無產階級的后備軍，成為工業無產者。就單說資產階級吧，階層十分復雜，可分為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兩大部分，而民族資產階級之中，又明顯地表現出上層和中下層的階層的分野。總之，中國近代的階級狀況是很復雜的。（3）表現在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錯綜交織。中國封建社會，社會主要矛盾比較單純，就是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之間的矛盾，而到了中國近代，不但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之間的矛盾依然作為社會主要矛盾存在，而且又加上了資本-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這對主要矛盾，中國人民肩負了反帝、反封建的雙重任務，而中國封建統治者與外國侵略者之間的關系又是微妙的，即有矛盾沖突的一面，又有勾結聯合的一面，具體情況又因時因事而異，所以，近代中國的反侵略反封建斗爭的格局就十分復雜。（4）還表現在中國是列強共同控制、侵略的半殖民地這樣一種特別狀況。近代中國既不象獨立的國家那樣，也不象被某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控制的完全殖民地那樣，它是被列國諸國共同宰割的半殖民地。列強各國的社會特點、地理環境、國力強弱。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的地位等條件不同，因而侵略中國的手法、特點也不完全一樣，但它們又都力圖控制和影響中國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各自挾持一派或幾派政治勢力。在侵略當中既相勾結又相爭奪，都想盡多地攫取侵略權益，但又不能獨吞中國這塊肥肉，不能不保持一定均勢將中國置于半殖民地狀態。這也增加了近代中國社會歷史的復雜性。（三）中國近代歷史的分期和基本線索問題。關于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問題，是胡繩同志于1954年在該年度《歷史研究》第1期上發表的一篇文章首先系統地提出的，該文題目就叫《中國近代歷史的分期問題》。在此以前，中國近代史著作一般沒有作明確的歷史分期，多是“紀事本末體”，就是：以重大事件為主干，分若干章分別交待各事件的來龍去脈，評述其成敗利鈍和歷史意義等（像范老的《中國近代史》上冊基本就是這樣）。這種體裁、體例的優點是能使讀者對某一特定史事的全過程有較完整的了解，但由于一般是以政治事件的始未為主題，從而易于忽略與此事件相聯系的經濟、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內容，且不易顯示整個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線索和規律。自胡繩同志發表《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問題》，引起了一次卓有成效的關于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的大討論，結果 ，胡繩同志在其文中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說”為學術界所公認，幾成定論。所謂“三個高潮說”，是基本上用階級斗爭的表現來做劃分時期的標志，據此，從中國近代歷史劃出三次革命高潮時期：第一次是1851-1864年的太平天國時期；第二次是甲午戰后的幾年，也就是戊戌變法運動和義和團運動時期；第三次是由1905年同盟會的成立到辛亥革命時期；三次革命高潮構成了中國近代歷史演進的基本線索。據此分別以每一次高潮為一個中心，將整個中國近代史劃分為從時間上能夠銜接起來的三個段落：一是1840-1864年；二是1864-1901年；三是1901-1919年，多年間不管是教科書還是中國近代通史著作，一般都是這個模式。隨著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思想解放運動的發展，從80年代初開始，中國近代史學界就中國近代史的基本線索問題展開了第二次大討論。這次討論是以李時岳同志在《歷史研究》1980年第一期上發表的一篇題為《從洋務、維新到資產階級革命》的文章為起點的。這篇文章是主張按照如其標題所示來認識中國近代史的基本線索的，旨在把資產階級運動的發生、發展認定為中國近代史的基本線索，有人將這種觀點概括為“三個階梯說”。不過，文章中也把太平天國農民戰爭作為中國近代歷史基本線索中的最初一階。李時岳同志對將他的觀點概括為“三個階梯說”也表示不同意（主要是不同意數碼“三”，至于“階梯”之喻，他表示很欣賞），故我們不妨稱之為“四個階梯說”。“三個階梯”也罷，“四個階梯”也罷，反正是突出資產階級運動這條線索，這一點很明顯，這和“三次高潮說”大不相同，是對“三次高潮說”的挑戰。具體歷史事件上，兩者的分歧和差異主要在于：在“三次高潮說”中，沒有洋務運動的歷史地位而突出了義和團運動的歷史地位（是第二次革命高潮的主要標志）；在“四個階梯說”中，有洋務運動的歷史地位而排去了義和團運動

深圳的歷史

深圳市歷史文化簡述

深圳擁有約150處的先秦文化遺址，證明已有6000多年的社會發展史、約3000－2000多年前的商周時期史，有屋背嶺商時期墓葬群的發掘成為2001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深圳有1670多年的城市發展史、600多年的南頭古城和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大鵬古城的城堡史。深圳擁有1324處古建筑，有清代各時期的近200座雄冠贛閩粵三省的龍崗城堡式客家圍和許多廣府式村落及民居，有成為中國近代史縮影的被已故國家主席楊尚昆稱為“天下第一鎮”的“一街兩制”的中英街。還有1839年的九龍海戰等8次戰斗以全勝戰績拉開了鴉片戰爭的序幕，有孫中山領導的1900年三洲田起義打響了資產階級武裝革命的第－槍，有東江縱隊在抗日戰爭中立下的不朽功勛，有改革開放的光輝歷程。自古以來的移民文化是深圳文化的特色和優勢。……這些豐富的內涵，已極大提升了深圳歷史文化的地位。

一、先秦時期

1983－1984年的第一次文物普查就發現了先秦文化遺址103處，2000年底結束的第二次全市文物普查又新發現54處，這在全國大、中城市內都極為罕見。而且在內涵方面(無論是新石器時代還是青銅時代)呈現出古越族土著文化的鮮明地方特色。此外，以咸頭嶺遺址為代表的新石器時代中期文化，以屋背嶺墓葬區為代表的商時期文化，以大梅沙遺址為代表的春秋時期文化，以疊石山遺址為代表的戰國晚期文化，在珠江三角洲乃至整個嶺南地區，都具有典型性即代表性，它們有的填補了嶺南考古編年的空白，有的被專家命名成考古學文化，有的被列為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其重要性和重大學術價值是不言而喻的。

1．新石器時代文化

考古資料表明，早在距今67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中期，人類就已經在深圳這塊土地上繁衍生息。深圳境內發現和探明了近40處新石器時代的遺址，它們主要分布在海邊沙丘和較大河流兩旁的山崗上。

咸頭嶺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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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大鵬鎮咸頭嶺村的海邊沙堤上。遺址面積13000平方米，文化層厚40-60厘米。1981年發現,1985年、1989年、1997年三次發掘1241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的陶質生活用具，錛、斧、鑿、鏟、刀等磨制石器74件以及16件打制石器和98件天然工具。咸頭嶺遺址的文化面貌在珠江三角洲新石器時代中期沙丘文化遺址中具有代表性，從而被命名為"咸頭嶺文化"，并在全國的同時代文化中也享有一席之地。

2．夏商周時期文化

我市考古工作者在深圳地區發現了60余處此時期的文化遺址，數量較之新石器時代為多，而且各個區均有發現。遺址數量的增加和分布面積較廣，說明此時本地區人口增多，而且各處都有先民居住。全市第二次文物普查，在南山區的西麗鎮地區和寶安區的石巖鎮地區，共發現了34處文化遺址，且每個遺址的面積都在10000平方米以上。在不大的范圍內，遺址如此密集而且面積較大，正是族群數量增多及每一個族群人口增長較快的證明。

屋背嶺商時期墓葬區

位于南山西麗屋背嶺村屋背嶺山頂。1999年發現。2001年4月發掘，發掘面積1400平方米,共發現商時期墓葬94座,皆為豎穴土坑墓。隨葬品以陶器為大宗。墓葬約可分為三期，第一期為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商早期，二、三期從商中期至西周早期。該墓葬區的二、三期材料，填補了珠江三角洲和港澳地區考古編年的空白，為中國商時期邊疆考古作出了貢獻,并被評為"2001年度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大梅沙2區春秋時期墓葬

位于鹽田區大梅沙海邊沙提上。發掘面積2405平方米,發現了10座墓葬。共出土隨葬品39件，其中有11件青銅器（在6座墓中出土，為劍、矛、鉞等）、21件陶器（甕、罐、盤、缽、杯、豆等）、7件石器（斧、錛等）。該遺址在當時是廣東發掘面積最大的沙丘遺址，發現的墓葬和青銅器數量在廣東沙丘遺址中也是空前的，并填補了廣東考古編年的空白，為研究此時期的社會狀況及古越族民俗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寶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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疊石山戰國晚期遺址

位于南山西麗茶光村南面。遺址面積30000平方米。揭露面積330平方米，出土8000多片陶片,另有石錛等石器5件，鍤等青銅器2件。該遺址的發現和發掘，在當時填補了廣東考古編年的空白，提供了夔紋陶在廣東地區存在的下限時間，更重要的是出土4件鐵斧,為廣東地區早期鐵器的使用及來源等問題的研究，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二、秦漢至隋唐時期

深圳的歷史在此時期有三大變化：一是至少從西漢中期開始，文化面貌已從土著文化變為與中原趨于一致，二是城市的建立和發展。據文獻記載，東晉咸和六年（331年），東官郡郡治和寶安縣縣治同設于今南山區南頭一帶，深圳的城市歷史迄今已有1671年。這兩大變化使深圳的經濟與社會步入了快速發展的階段。三是唐代建立了屯門鎮，駐軍2000，從此確立了古代深圳成為廣東地區軍事重鎮的地位。另外，在南山區南頭古城附近及與之緊鄰的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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