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古代意大利控制東地中海貿易的城市是(古羅馬的東方貿易網絡)

隨著武力沖突日益頻繁，武力開始成為河谷社會中常規性的存在，并開始與宗教競爭社會運行的主導權。宗教具有先發優勢，武力具有效率優勢。如果宗教利用先發優勢，將武力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就構成以宗教為主、軍事為輔的神權型國家；如果武力利用效率優勢，將宗教轉化為服務自身的力量，則形成以軍事為主、宗教為輔的軍權型國家。比較而言，古埃及和古兩河早期國家神權色彩更為明顯，宗教的主導能力更強，幾乎所有社會活動都冠以神的名義，最高首領同時也是大祭司甚至本身即是神；但利用軍事權力進行的王位爭奪也時常發生，對外的軍事征服更是常見，所以軍事色彩也十分濃厚。環地中海區域最早出現的國家都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和軍事色彩，并一直延續下來。

古希臘、古羅馬所處的意大利半島和希臘半島，缺乏封閉性的環境，人口和資源容易分散，所以國家出現較晚，直到生產、軍事技術發展到一定程度時，才開始國家化進程。由于缺乏封閉性環境，宗教一直未能擴大和形成壟斷力量，依靠軍事力量的強制性和高效率才進入國家階段。在古希臘、古羅馬的國家起源和形成中，軍事力量主導社會的運行，國家表現出較強的世俗性，宗教所起的作用不像古埃及和古兩河地區早期國家那樣關鍵。但宗教依然具有強大的影響力，在日常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提供社會事務的合理性方面極受重視。古希臘、古羅馬也保留了濃厚的軍事色彩和宗教色彩，但與古埃及、古兩河早期國家不同的是，古希臘、古羅馬社會中軍事力量所起的作用明顯更為重要。

可以說，在環地中海地區各個文明中，宗教色彩和軍事色彩傳統濃厚，宗教和軍事是社會運行的組織性力量。作為環地中海文明主要繼承者的歐洲文明，之所以普遍接受天主教并曾經長期保持教會與國王的雙重治理，是有其濃厚的歷史傳統的。

中華文明人本與倫理化傳統悠久

中國早期國家起源于晉南、豫西的“中原”一帶，而“中原”在地形上是一組位于黃河中游的盆地群。這個盆地群的北面是以汾河河谷為主的臨汾盆地，向南是以涑河河谷為主的運城盆地，再向南是包括黃河、伊河、洛河谷地在內的洛陽盆地，從洛陽盆地向西則是以渭河河谷為主的關中盆地，這些盆地中的河流都注入黃河，通過河道連接成一個盆地群。

將文獻和考古相結合可以看到，文獻中的堯都平陽和考古上的陶寺遺址，恰在臨汾盆地，文獻中的舜都蒲阪和考古上新近發現的周家莊遺址，正好位于運城盆地，文獻中的禹都陽城、夏人之域和考古上的王城崗遺址、二里頭遺址以及文獻中的湯都西亳和考古上的偃師商城遺址都在洛陽盆地，文獻中的太王、王季、文王、武王以及考古上的周原、豐鎬遺址都在關中盆地。即從堯、舜、禹到夏、商、周，中國早期國家的核心舞臺都處于黃河中游的這個盆地群內。

與古埃及和古兩河流域的早期國家起源于獨立的封閉性很強的河谷不同，中國早期國家起源于一個地形較破碎的由河道連接組成的盆地群。因此，中國的早期國家不像上述兩個文明一樣是在同一地域內連續地成長起來的，而是有一個明顯的二次整合過程。中國早期國家前段的社會分化和復雜化是在各個盆地內分別完成的，各個盆地內的人群利用盆地的優越生產條件和盆地的相對封閉性，完成人口、財富的增殖和積累，實現初步的社會分化，進入國家的萌芽狀態；后來，隨著社會的發展和人群的擴大，獨立的盆地已經無法容納，各盆地之間的交流、沖突和整合不斷加劇，最終融合成一個更大的政治實體，進入國家階段。

因為不同盆地內的政治實體的文明已經發展到相當的高度，沒有一方擁有壓倒性的力量，誰也無法輕易征服對方，如果采取軍事方式進行社會整合，則結果可能是兩敗俱傷且無法達成目的。所以，各方更傾向于采取和平協商的方式進行整合。例如禪讓制即是地域國家向跨地域的中央王朝整合過程出現的首領承位方式。由此產生的和平合作、選賢任能思想影響深遠，與其他文明夸耀武力崇尚征服有很大不同。這導致中國早期國家和思想中的軍事性和征服性色彩十分淡薄。

同時，國家整合過程中必然涉及各方利益的博弈，在各方表達自己的訴求時，無法像在原政治實體中一樣利用宗教的先發優勢提供合理性，而是必須向他人證明訴求的可信性、可證性和可行性，這就使得純信仰的、難以驗證的宗教的作用下降，而可驗證的人的行為和事的邏輯地位上升，最終形成以人為中心視角的思想。所以，中國早期國家的宗教色彩十分淡薄，而有明顯的人本化特點，后世之所以能發展出儒家這種倫理化的價值體系，與早期國家形成中的人本化觀念有密切的關系。

祖先崇拜和注重歷史成為中國思想和文化的重要特征，由此發展出獨特的以祖先為主的信仰體系并很早就建立起發達的史官系統和構建出完整的史學體系，為社會提供闡釋和合理性。祖先記憶和歷史學成為當前行為合理性的重要來源，這與其他文明注重宗教提供合理性也是一個很大的不同。

由于中國早期國家進行了重新整合，打破了宗教、軍事本有的優勢，所以沒有發展出神權主導或軍權主導的國家，而是發展出一種將宗教和軍事糅合在內的政權主導型社會，其宗教色彩和軍事色彩相對淡薄，而具有明顯的人本化和倫理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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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述幾百年來國際貿易政策發展史

1. 古代的世界貿易

早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人類文明就開始在中東產生。當時，世界其它地方還比較落后，處于亞歐非三大洲之間的中東就已經比較發達。除了基督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三大宗教發源于中東以外，農業、城市、貿易也最早從中東開始。

到公元100年左右，古典時代進入鼎盛時期，地中海的羅馬帝國、中東的帕提亞帝國、印度的貴霜帝國以及中國的漢王朝分別發展成為各地區強大的政治經濟實體。最初的“國際貿易”，更確切地說是“地區間貿易”也由此產生。當時各地區之間交換的物品主要有羅馬的亞麻布、金銀銅錫、玻璃，印度的香料寶石和中國的絲綢。其中主要的產品是絲綢，主要的通道是歐亞大陸之間的“絲綢之路”。然而，從公元2世紀末開始，世界各文明古國均程度不同地出現了動蕩。漢帝國和羅馬帝國相繼滅亡，東西方的貿易也隨之斷斷續續，時盛時衰。

對國際貿易的第一次大推動是中世紀后期西歐的勢力擴張。在中世紀以前，西歐還是一個不發達的地區，他們地處歐亞大陸的西端，不象中東地區那樣有機會與其它民族接近，經濟上也比較落后。然而，歐洲人所信仰的基督教使得他們有比別的民族更強烈的擴張性與好戰性。為了使異教徒或不信教的人皈依基督教，他們會不惜使用武力。從公元11世紀到13世紀，十字軍多次東征從穆斯林手中奪得了地中海，從而使地中海象古代一樣再一次成為歐亞大陸貿易的海上通道。

十字軍東征對世界貿易的推動不僅僅是打通了地中海的通道，更主要的是將西歐融入了世界。成千上萬的歐洲人參加了一次又一次的遠征，看到了東方發達的經濟和豐富的物質，以至回國后仍垂涎于看到的和享受到的奢侈品。此時，西歐人的擴張除了為上帝服務征服異教徒之外，尋找黃金和獲取資源也成為非常強烈的動機。由于地理和資源的限制，西歐做不到自給自足，他們急迫地需要尋找新的資源和產品，從而大大推動了歐洲以及歐亞大陸的貿易發展。

到了14世紀，整個歐洲已形成了幾個主要的貿易區，包括以意大利的威尼斯、熱那亞和比薩等城市為中心的地中海貿易區，以布魯日等城市為中心的北海和波羅地海貿易區，包括基輔、諾甫哥羅得、車爾尼哥夫、彼列雅斯拉夫爾等城市的東歐羅斯貿易區，德意志北部和北歐斯堪的納維亞地區的漢薩貿易區，以及不列顛貿易區。這些貿易區不僅有大量的區內交易，相互之間的貿易往來也很密切。

與此同時，亞洲也形成了幾個比較重要的貿易區，包括以中國、朝鮮和日本為主的東亞貿易區，占婆（今越南南部）和扶南（今柬埔寨）等國的東南亞貿易區，以及以印度為主的南亞貿易區。

在13-14世紀，東西方之間通過陸路和海路也進一步發展了貿易。陸上通道主要是原來的“絲綢之路”。此時正值中國元朝時期，元帝國三次西征，疆界擴至黑海南北兩岸和波斯灣地區，打通了從中國直至歐洲的通道。海上通道則主要從地中海，經紅海和印度洋到印度，或從波斯灣經阿拉伯海到印度。歐洲從東方進口的商品主要有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印度的珠寶、藍靛、藥材、地毯，以及東南亞的香料。這些商品在歐洲人的消費中占據了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但歐洲能向東方出口的產品卻不多，除了出口羊毛、呢絨和金屬制品外，不得不支付大量的黃金與白銀。

在15世紀前，整個國際貿易是建立在自然經濟的基礎上，按自愿交換的原則進行。貿易在自然經濟中的地位并不重要，只是人們經濟生活中的一個補充。因此，當時各國之間各洲之間的貿易還處于不連續不穩定的狀態。

2. 地理大發現對世界貿易的影響

如果說，15世紀前的貿易主要局限于各洲之內和歐亞大陸之間的話，那么，15世紀的“地理大發現”及由此產生的歐洲各國的殖民擴張則大大發展了各洲之間的貿易，從而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世界貿易”。

“地理大發現”產生于15世紀末。在此之前，歐洲城市的興起和農業手工業生產力的提高促進了生產分工，也進一步促進了商品市場的發展。商品經濟的發展又需要更大規模的貿易。然而，14世紀末到15世紀這段時間里，由于土耳其奧斯曼帝國的崛起和其對小亞西亞、巴爾干半島和埃及的占領，從歐洲通往波斯、印度和中國的商路幾乎中斷了。面對這一局面，歐洲國家不得不努力尋找新的貿易通道。同時，隨著經濟的發展，歐洲的技術也獲得了很大的進步，尤其是在造船及其它航海設備方面。在13世紀到16世紀之間，歐洲已能生產600至800噸的圓體帆船。中國的火藥和指南針技術也傳到了歐洲，歐洲人已能在艦船上載有火炮，還能生產羅盤儀和象限儀，繪制航海圖。傳播上帝福音的宗教動力、通過貿易牟利的強烈欲望、開辟新通道的迫切需要，加上新的航海設備與技術，歐洲人在15世紀末至16世紀初的“地理大發現”也就成為自然的結果。

歐洲人最早的遠洋探險大約是在1431年。當時有一個名叫維爾和（Velho）的葡萄牙航海家成功地到達了大西洋東北部的亞速爾群島并返回了葡萄牙。此后，通過一系列的遠洋探險，意大利人哥倫布率領的西班牙船隊于1492年發現了美洲新大陸。達∙ 迦馬率領的葡萄牙船隊于1497年繞過好望角，到達南亞西海岸，打通了歐洲通往印度的新航路。麥哲倫率領的西班牙船隊在1519年經過大西洋，經南美海峽進入太平洋到達亞洲的菲律賓群島。隨后，歐洲國家又陸續開辟了一系列通往四方的新航道，發現了大片前所未有的新土地。“地理大發現”的結果，實際上是把原來各自發展的各國聯系起來了，真正意義上的世界貿易或全球貿易也由此發展起來了。

地理大發現對歐洲經濟從而對世界貿易發展的影響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使歐洲的經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出現了商業革命。所謂的商業革命表現為商業性質、經商技術以及商業組織方面的巨大變化。地理大發現后，各國地理與資源上的差距使得國際流通中的商品種類與數量大大增加，許多以前從來沒有見過的商品如咖啡、煙草、可可等出現在歐洲市場上并且立即成為歐洲人喜愛的商品。與此同時，歐洲的產品也有了更大的市場去推銷。貿易的擴大促進了專為交換生產的專業化分工，各國不同的產品價格所造成的巨大利潤進一步推動了為牟利而進行的國際貿易。

為了適應新的大規模的貿易，歐洲建立起專門在全世界從事貿易活動的新型合股公司。這種合股公司將投資與經營的職責分開，從而有利于動員大量的甚至閑散的資本從事種種商業投機。這些公司中最著名的有荷蘭、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和荷蘭、法國的西印度公司。至此，國際貿易不再是少數商人單槍匹馬的行為，而成為一個以牟利為目的的巨大產業。

第二，地理大發現引發了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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