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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基本總量的決定性影響。

不過，當我們引進對外經濟往來，也即對一個“開放型”的國民經濟系統進行核算時，問題就比較復雜了。在這里，生產范圍劃分方式對國民經濟基本總量的影響仍然存在，但是，還有其他一些新的因素也會對有關的經濟總量產生相應的影響，如商品的進出口影響到國內的產品使用總量，對國外的分配、再分配收支影響到本國的收入總量，等等。這就很有可能使得整個國民經濟的產出總量、收入總量和使用總量彼此不等或不完全相等。盡管如此，相對于各種對外經濟因素而言，生產范圍的大小仍然是決定上述三個國民經濟總量的主要或基本因素；“三方等價”的內在機制在客觀上也仍然發生著作用，只是具體表現形式較為隱蔽罷了。

生產范圍劃分的理論依據編輯

國民經濟流量循環以生產過程為起點和核心，自然，生產領域與非生產領域的劃分也就成為建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基本前提。生產范圍一經確定，則國民經濟產出的規模和構成、分配的結構和途徑、使用的內容和方式等均將隨之被相應地規定。生產范圍不同，則產出、分配和使用的計量也將顯著不同。國民核算體系必須客觀地反映社會生產力發展所達到的實際高度，反映全部經濟活動成果的水平和狀況，反映國民經濟循環全過程和各方面的內在聯系、本質規律及其發展趨勢。因此，審慎而又適當地界定國民經濟的生產范圍是宏觀核算理論中的一個基本問題。[1]

所謂“生產”，一般應指有人的勞動投入其中、并能產生出某種預期結果的活動。對于人類勞動的這種預期目的性，馬克思曾經非常生動地寫道：“蜘蛛的活動與織工的活動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領使人間的許多建筑師感到慚愧。但是，最蹩腳的建筑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蠟建筑蜂房以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勞動過程結束時得到的結果，在這個過程開始時就已經在勞動者的表象中存在著，即已經觀念地存在著。”

確定生產范圍的標準，總是與社會勞動的形式及其成果的具體規定性相聯系的。勞動形式及其成栗的規定，又隨著社會經濟條件和生產力的發展而不斷豐富，隨著人類需求層次的提高而日益多樣化，人們對于自身活動的“生產性質”的認識也在不斷演進、深化，并逐漸積累起來，從而形成了經濟學中的“生產勞動理論”。

經濟學中最古老的基本問題之一是怎樣通過生產增加財富，生產勞動理論起初便是與這一問題聯系在一起的，然而，不同時代的經濟學家對于“財富”的理解又是如此之不同。史料表明，在重農學派之前尚沒有明確的生產勞動觀念，個別經濟思想家只是從考察勞動與財富增長之關系的角度，程度不等地觸及到了有關問題。譬如，16世紀的重商學派認為：貨幣是財富的唯一形態，貨幣增加意味著財富增加，因而，“對外貿易是增加我們的財富和現金的通常手段，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時時謹守這一原則：在價值上，每年賣給外國的貨物，必須比我們消費他們的為多”。這就意味著，重商主義者眼中的生產勞動，實質上就是通過對外貿易增加了本國貨幣財富的那些活動，或者說，是使用在出口產業中的勞動。這顯然是一種十分狹隘的觀點。

作為古典政治經濟學和統計學創始人的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也曾涉及過與生產勞動有關的問題。配第有一句名言：“土地為財富之母，而勞動則為財富之父和能動的要素”。這里，他所說的“財富”是指與國家的“歲入”有關的各種收入、財產和貨物等；換言之，只要是勞動與生產資料相結合創造出財富的活動都是“生產”活動。據此，配第運用“政治算術”方法實際測算了英國和其他主要歐洲國家的國民收入，并被后人推崇為“綜合性”生產觀念的鼻祖。不過在另一個地方，配第又寫道：牧師、法官、醫生、批發商和零售商等都只是一些“對社會所做的工作微不足道但所得報酬卻極可觀”的人，特別是其中的商人，“他們除了充當促進國家的血液和養分(即農業及工業的產品)循環的靜脈和動脈之外，本身什么也不能生產”。這又表明，配第的生產勞動觀念仍然是不明確、不一貫的，并且多少有著強調物質生產、看輕服務活動的理論傾向。

18世紀法國重農主義者是最早具備明確的生產勞動觀念的經濟學家，其代表人物弗朗索瓦-魁奈(Fran買粉絲is Quesnay)通過高度抽象的《經濟表》闡發了他們所持有的生產勞動觀點。其要點是：在社會三大階級即地主(土地所有者)、農民與手工業者的活動中，唯有農業的活動才能創造出新的物質產品，才能在補償生產過程中的消耗之后形成一部分剩余(“純產品”)；地主本身不生產產品，只是憑借著土地所有權占有和享用剩余產品；手工業者由于只是改變了物質的形態而沒有創造新的物質產品，因而出售其制成品的收入只夠補償消耗和養活自己，對剩余產品無所貢獻。所以，只有農民才是“生產階級”，農業活動才是生產活動，農業之外的其他活動都是“不結果實的”非生產活動。重農學派區分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的獨特分析邏輯可以歸結為一個簡單的信條，即：“人不能創造物質的東西”。這顯然是把“財富增長”同“物質創造”混淆起來了。可見，重農學派的主要局限在于沒有一個基于適當的價值理論的財富觀，這就使得他們對于勞動生產性的理論認識難以超出單純農業生產的狹隘眼界。

古典經濟學家中較為系統地論述過生產勞動理論問題的是亞當·斯密(Adam Smith)，但是，他在討論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問題時曾經不自覺地引入了兩重劃分標準。馬克思首先發現了這一點，他指出：在斯密那里存在著兩個相互矛盾的生產勞動定義。根據他的第一個定義，生產勞動是同資本相交換的勞動，非生產勞動則是同收入相交換的勞動；根據另一個定義，生產勞動是物化為有形商品的勞動，非生產勞動則是沒有固定或物化在特定對象或商品中的勞動。所謂“同資本相交換的勞動”，在馬克思看來，就是提供剩余價值的勞動(資本被定義為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這本來是一個重要的創見，然而，在斯密試圖從價值再生產的角度來發展生產勞動觀念時，又按他的“蘇格蘭方式”規定這種勞動必須物化在某個有形的商品物之上，在斯密看來，這或許是因為，只有這樣的商品物才能在勞動過程結束之后仍然保持其存在，并能最終積累為財富存量的形式。歸根到底，這還是受到一種“物質財富積累觀”局限的結果。

馬克思的生產勞動理論是通過批判地改造斯密理論并在其勞動價值學說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馬克思一方面運用他所獨創的剩余價值理論改造了斯密關于生產勞動的第一個定義，闡述了據此劃分資本主義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的理論意義。另一方面，也充分肯定了另一個更為一般的生產勞動范疇的理論意義，他曾指出：“把‘生產勞動’解釋為生產‘商品’的勞動，比起把生產勞動解釋為生產資本的勞動來，符合更基本得多的觀點。”從馬克思的分析邏輯看，這里談到的“商品”不單指有形的商品物，還包括無形的服務，即泛指任何價值與使用價值的統一體。

經濟理論史表明：生產勞動的確定可以有兩種不同標準，一種是就一般勞動過程考慮的“生產勞動一般”，另一種則是就勞動的特定社會形式(或生產方式)考慮的“生產勞動特殊”。前者所反映的是不同歷史時代或同一歷史時代不同社會形式下的勞動的共性問題，這一問題的實質意義是：究竟哪些領域的勞動是創造一般社會生產成果、提供原始收入的勞動，而其他領域則是通過參與再分配過程取得派生收入，并進而享用社會生產成果的。而后者則只是對于特定社會形式和生產目的有關的分析問題才有意義。

毫無疑問，國民經濟核算需要生產勞動理論。但它所需要的并不是關于特定社會形式的生產勞動理論，而是關于“生產勞動一般”的理論。因為，國民經濟核算對于生產的計量必須全面、可比，具有客觀性，這就必須滿足以下要求：第一，原則上，它必須毫無遺漏地包括整個社會的生產活動。由于現實經濟中的勞動過程并不具有單一的、純粹的社會形式，而是多種社會形式復雜多樣地交織在一起，為了統一地計量和綜合各種社會形式的勞動的成果，在劃分生產范圍時，生產勞動一般范疇就成為一個必要的分析基礎。第二，任何國家的國民經濟核算都必須滿足兩方面的可比性要求，即歷史(動態)可比性和國際可比性。一時一地的國民經濟核算資料的分析價值相對有限，一旦通過適當的動態對比和國際對比方式組織這些材料，就能更為充分地發掘其豐富內涵；因之，根據動態分析和國際對比的要求，生產范圍的界定和生產成果的計量也必須突破勞動形式在不同時期或不同國度的特殊規定性這一層界限，建立在生產勞動一般的同質性基礎之上。第三，現代意義的國民經濟核算本質上是一種高度綜合性的總量經濟核算，這意味著整個核算必須借助于價值尺度作為計量手段。對于各種經濟流量和存量進行適當估價和統一計量的必要性，決定了作為整個國民經濟核算基礎的生產勞動范疇應是提供商品的生產勞動一般，這里的“商品”既包括有形的貨物，也應包括無形的服務，既包括物質性商品，也應包括精神性商品。

可見，在國民經濟核算中，依據“綜合性生產”觀念確定生產范圍是合理的。然而，贊成“限制性生產”觀念的人卻常常從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關于“生產勞動”問題的只言片語尋找理論依據，這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誤解了馬克思所運用的抽象分析方法的實質，也忽略了馬克思經濟思想的完整發展過程。

另一方面，一些否定“綜合性生產”觀念的人往往又認為，它是用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三要素理論”解釋生產性質問題的產物。其實，“三要素理論”能否適當解釋生產性質和生產范圍劃分的問題，可以另當別論。從歷史的角度看，生產的觀念本來就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社會經濟條件和生產力的發展以及人類文明的進步，人類需求的規模與日俱增，需求的內容和構成日益多樣化，滿足需求的方式也勢必隨之不斷變化，人類獲取財富的手段和積累財富的形式同樣也在不斷演進，因此，生產觀念從“限制性”到“綜合性”的發展乃是一種歷史的必然。這種必然性并不會因為某種理論不能適當地解釋它就被輕易地否定。與此有關的是，還有一種意見認為，“三要素理論”不能解釋生產的性質問題，因而就回避依據生產要素的構成來解釋國民收入的分配等問題。但是，生產要素的概念與“三要素理論”并不是同一回事，在今天，誰也不能否定“勞動力、土地和資本是生產要素”這樣一個基本的事實。因此，在國民經濟核算中，采用諸如“要素收入”這樣的概念來解釋收入分配過程，只是為了使問題更為明確。并不包含著對于某種特定經濟理論的認同。

確定生產范圍的意義編輯

社會生產的核算范圍是建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必須首先明確的問題。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生產處于首要地位，生產決定分配、交換和使用。因此，確定于生產范圍，也就確定了整個體系的核算范圍。生產范圍劃到哪里，生產成果就算到哪里，中間投入和最終使用也就算到哪里，分配與再分配、原始收入與派生收入就在哪里分界。這是國民經濟核算所必須遵守的整體原則。[2]

生產范圍對核算結構的影響編輯

進一步考察，生產范圍對國民核算的影響并非僅限于宏觀經濟總量的規模和“三方等價”，在更為深層的涵義上，它還規定了國民經濟核算各環節內部的相互關系，其中主要是分配和使用環節的內部結構關系。[1]

從收入分配的角度看，國民經濟核算和宏觀經濟分析需要區分初次分配與再分配。“初次分配”是指產出價值在其生產領域內部按所投入的有關生產要素進行的直接分配(如生產企業發放的工資獎金、上繳的生產稅、提取的折舊和留存的營業盈余等)，初分配的結果形成有關單位或部門的“原始收入”；“再分配”則是在初次分配的基礎上，繼續發生的收入分配(如政府對工薪收入征收的個人所得稅、對企業利潤征收的企業所得稅、對居民發放的困難補助和救濟金，企業或勞動者個人支付的社會保險繳款、政府支付的社會保險付款，以及常住居民與非常住居民之間的僑匯等)，再分配的結果形成有關單位或部門的“派生收入”。與初分配不同，再分配可以是發生在生產領域內部，也可以是發生在生產領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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