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合肥一仁進出口貿易有限公司(洋務運動與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

h3>幫幫我！高三歷史的！洋務運動

企業 民用：1872年，在上海建立輪船招商局 1878年，在蘭州建立蘭州織呢局 1880年，在上海建立機器織布局，這是中國最早的機器棉紡織廠 1881年，設立開平礦務局 漢陽鐵廠

軍工：安慶內軍械所 江南制造總局

影響：爭論的焦點是，洋務運動對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是起促進作用還是起延緩作用，由此，形成了針鋒相對的兩種意見。

1．加速了中國半殖民地化的進程。持此論者有祁龍威（當時署名“漢聲”）、牟安世等人。

祁龍威認為：洋務運動“促進中國社會走上半殖民地的道路”。依據有二：首先，“洋務運動所練的軍隊及所舉辦的軍事工業，都具有半殖民地化的特征。第一，受外國侵略者所控制，成為西方資產階級銷售過剩軍用器材，吮吸中國人民脂膏的‘好場所’；第二，只能夠用以鎮壓國內人民革命，而不能夠用以抵抗外國侵略”。其次，“洋務派發展的經濟企業，先是‘官辦’，后有‘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經營管理之權，操之于‘官’，直接與封建政權相聯系，為封建統治服務。這些企業在經濟上和技術上都對外國資本有緊密的依附關系，為西方資產階級對中國的經濟掠奪，增開了‘方便之門’。這就決定了它們的性質，乃是具有封建性、買辦性的官僚資本主義”。

牟安世認為：洋務運動加速了中國半殖民地化的過程。首先，“在洋務運動時期，商埠由五口通商發展到三十六口通商。他們遍布中國沿海和邊疆，并在不同程度上深入到中國內地”。這“實際上說明了不平等條約的網羅的擴大和中國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其次，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在這期間加強了他控制中國財政大權，洋務派在這個時期的外交活動也處處依賴洋人，執行賣國投降政策”。再次，“進出口貿易在不等價交換條件下逆差越來越大”，嚴重影響了國計民生。總之，“洋務運動時期乃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形成時期，洋務運動并沒有延緩中國半殖民地化的進程，而是加速了它”。

2．延緩了中國半殖民地化的進程。此說以孔令仁、李時岳、胡濱為代表。

孔令仁認為：洋務運動對中國半殖民地化起了延緩的作用。因為：中國之所以會淪為半殖民地，“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打進中國的外來侵略者勢力太強了，另一是中國太落后”。在當時的情況下，“中國淪為半殖民地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認為淪為殖民地、遭到瓜分也是可能的。在這種厄運面前，各階級都有自己的態度”。“洋務派在抵抗態度上沒有廣大人民堅決，但他們搞洋務，發展資本主義，講求富強之術，改良軍備，從長遠觀點來看，實在是抵抗外國侵略的有效方法，根本方法”，雖然由于各方面原因“大大削弱了它的成績。但通過洋務運動，中國畢竟建立了一支新式軍隊，出現了一批近代企業，這支軍隊在抵抗外國軍事侵略上是出過一些力的，這些近代企業在抵抗外國經濟侵略上也起過一些積極作用。所以，我認為洋務派對中國淪為半殖民地的作用，不是像清政府及頑固派那樣起了推進作用，而是像廣大人民那樣起了延緩的作用”。

失敗原因：洋務運動在當時的中國，其失敗命運是不可避免的。第一，在不觸動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洋務派試圖利用西方資本主義的某些長處來維護封建專制統治，這種手段和基礎的矛盾，使洋務運動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時，洋務運動處處受到頑固派的阻撓和破壞，從而加大了洋務運動開展的阻力。第二，洋務派本身的階級局限性，決定了他們既是近代工業的創辦者和經營者，也是其摧殘者和破壞者，其封建衙門和官僚式的體制，必定導致洋務企業的失敗。第三，洋務運動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但洋務派在主持外交活動中，堅持“外須和戎”，對外妥協投降，他們所創辦的近代企業有抵御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但卻不能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地位。甲午戰爭，洋務派標榜的“求強”“求富”目標未能實現，洋務運動基本失敗。

洋務派提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希望利用先進的技術維護封建統治，改革不觸動封建制度。

后來的甲午中日戰爭證明，洋務運動沒有使中國走上富強的道路。但是，它引進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一些近代科學生產技術，培養了一批科技人員和技術工人，在客觀上刺激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對外國經濟勢力的擴張，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也從客觀上推動了中國近代化的進程。

歷史上包姓的名人

包咸：字子良，后漢會稽曲阿人。少為諸生，師事博士右師細君，學習《魯詩》、《論語》。光武即位，舉為孝廉，封郎中，遷大鴻臚。明帝即位，以咸有師傅恩，特加賜俸祿，咸皆散于諸生之貧者。永平八年（65年）病逝，終年71歲。

包融，潤州人（一云湖州人）。開元初，與賀知章、張旭、張若虛皆有名，號吳中四士。張九齡引為懷州司馬，遷集賢直學士、大理司直。子何、佶，世稱二包，各有集。融詩今存八首。

包何，字幼嗣，潤州延陵人。包融之子。與弟包佶齊名，世稱二包。登天寶進士第。大歷中，為起居舍人。詩一卷。

包佶，字幼正。天寶六年及進士第。累官諫議大夫，坐善元載貶嶺南。劉晏奏起為汴東兩稅使。晏罷，以佶充諸道鹽鐵輕貨錢物使。遷刑部侍郎，改秘書監，封丹陽郡公。詩一卷。

包拯：字希仁，北宋廬州合肥人，天圣五年（1027年）進士。仁宗時任監察御史，主張"練兵選將，務實邊備"，以御契。后任天章閣侍制、龍圖閣直學士。官至樞密副使。知開封府時，執法嚴峻，不畏權勢。他在朝之時，貴戚官宦都不敢為非作歹，連童稚婦女也知道他是"包青天"。他剛正不阿，為民申冤，懲治權貴，樹立了清正廉潔官員的榜樣。他的官升至禮部侍郎，嘉佑七年（1062年）逝世，終年63歲，謚孝肅，著有《包孝肅奏議》十卷。明人以他斷案的民間傳說寫成《包公案》一書，流傳甚廣。

包世臣：字慎伯，號倦翁，清朝涇縣人嘉慶十三年（1808年）舉人。曾任江西新喻縣知縣，對農政、漕運、鹽政、貨幣、兵法、鴉片等問題都有論述，主張積極抗英。他還善于書法，肆力北魏，兼習二王，對咸豐、同治年間的書法很有影響。咸豐五年（1855年）逝世，終年80歲。著有《藝舟雙楫》、《管情三義》、《濁泉編》、《齊民四術》等。

包天笑（1876—1973），初名清柱，又名公毅，字朗孫，筆名天笑、拈花、春云、釧影、冷笑、微妙、迦葉、釧影樓主等。著名報人，小說家。1876年2月26日生。江蘇吳縣(今蘇州)人。清秀才。幼進私塾，為富家開館。懂日語。曾任山東青州府學堂監督。

包惠僧（1894年－1979年7月2日），又名晦生，別名鮑一德、包生，號棲梧老人。湖北黃岡人。中共早期領導人，工人運動活動家。1920年參加武漢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7月，受陳獨秀委派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27年脫黨。1949年從澳門來到北京。歷任內務部研究員、參事、國務院參事。 生前著有《包惠僧回憶錄》。

包玉剛(1918—1991)，浙江寧波鎮海莊市鐘包村(今屬鎮海區)人。父包兆龍(1895—1982)，早年在武漢開鞋店、在上海設錢莊，后任衡陽工礦銀行、重慶工礦銀行經理。抗戰勝利后任上海市銀行業務部經理。1946年與人合資在滬開辦國豐造紙廠。1949年春攜眷遷香港，從事進出口貿易，后營航運業，1967年擴為環球航運集團，任主席、名譽主席。包玉剛為次子，早年入上海中興學堂，后入吳淞商船學校。1937年輟學，供職中央信托局衡陽辦事處，任中國工礦銀行衡陽分行副經理，未幾任中國工礦銀行重慶分行經理。抗日戰爭勝利后返回上海，改任上海市銀行業務部經理，1946年任副總經理兼業務部經理。1949年初至香港，與人合資開設華人行，經營進口貿易，為大陸裝運進口鋼材、棉花、藥品等緊缺物資。1955年創設環球有限公司，經營印度至日本間煤炭運輸。次年，埃及收回蘇伊士運河為國有，運費大漲，獲資甚豐，遂購置新船，擴展業務。繼與日本造船業、金融業和香港匯豐銀行等合作，漸著聲航運界。1967年在中東戰爭石油危機中擴大船隊，1970年改為環球航運集團有限股份公司，1972年創設環球國際金融有限公司，任董事會主席。至1981年底，擁有船只210艘，總載重噸位2100萬噸，占香港商船總噸位一半，人稱“東方船王”。又于紐約、倫敦、東京等地設立十幾家子公司、代理公司，還兼營地產、碼頭倉儲、公共交通等業，歷任國際獨立油輪船東協會、亞洲航業有限公司、世界航運及投資公司、世界海事及陸豐國際(投資)公司、世界金融國際有限公司和LBJ金融(香港)有限公司主席等職。1963年加入英國籍，1976年英國女王授予爵士，比利時國王、巴拿馬總統及日本天皇授予勛章、獎章。1991年9月23日病逝香港。熱愛祖國，擁護“一國兩制”政策，任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自奉節儉，樂善好施，先后捐資興建北京兆龍飯店、上海交通大學兆龍圖書館、杭州包玉剛游泳池等，又倡設包兆龍、包玉剛中國留學生獎學基金，捐款賑濟災民。促進故鄉建設，應聘任國務院寧波經濟開發協調小組顧問和甬港聯誼會、寧波經濟建設促進協會名譽會長等職，捐資5000萬元創建寧波大學，繼捐資建包玉剛圖書館，并偕同親屬、同鄉捐資興建中興中學、兆龍大橋、鐘包新村、兆龍公路等，德澤桑梓。故居今存。

包起帆，當代著名全國勞模、“五一”勞動獎狀獲得者、享受國家特殊津貼、有突出貢獻的優秀科技專家、高級工程師、上海港務局副局長，致力于港口裝卸工具的發明創造20多年，開發了新型抓斗系列共140多種，廣泛應用于港口、鐵路、化工、軍工、河道等行業，多次在日內瓦、布魯塞爾等國際發明展覽會上獲得金獎和銀獎，“防漏散貨抓斗”等9項成果獲國家專利，被譽為“抓斗大王”，并被英、美兩國國際傳記中心分別列入《國際知識分子名人錄》及21世紀金質成就獎。

洋務運動與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

洋務運動

經過兩次鴉片戰爭后，清政府的統治階級對如何解決一系列的內憂外患分裂稱為「洋務派」與「頑固派」，洋務派主張利用西方先進生產技術，強兵富國，擺脫困境，利用資本主義發展的工商業的手段來維護清的封建統治。19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洋務派在全國各地掀起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改良運動「洋務運動」。

1860年12月曾國藩上奏折說，目前借外國力量助剿、運糧，可減少暫時的憂慮；將來學習外國技藝，造炮制船，還可收到永久的利益。第二年他對上述看法加以發揮，主張購外國船炮，訪求能人巧匠，先演習，后試造，不過一、二年，火輪船必成為官民通行之物，那時可以剿發（指太平軍）、捻（捻軍），勤遠略，這是救時第一要務（《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14卷，第11頁）。1862年李鴻章到上海后，得到外國侵略者幫助訓練洋炮隊、設洋炮局。他認為，清軍作戰往往數倍于外敵，仍不能勝，原因在武器不行，槍炮寙（yǔ）濫，如能使火器與西洋相埒，則“平中國有余，敵外國亦無不足”，今起重視，最后可達自主 （《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第3卷）。奕欣看到曾李兩人學造外國船炮，決定派員前往學習，在奏折中說，治國要做到自強，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制器為先，“我能自強，可以彼此相安”《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

奕欣等人認為，只要在封建制度中加進一些西洋先進技術，可以鎮壓人民，可以自主自強，封建統治便可長治久安，并認為籌辦洋務，必定能得到列強的支持。

以大學士倭仁為首的頑固派，高唱“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主張“以忠信為甲胄，禮義為干櫓”，抵御外侮。他們攻擊洋務派學習西方先進生產技術是“陳甚高，持論甚正”，然而“以禮義為干櫓，以忠信為甲胄，無益于自強實際。二三十年來，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敵之要，徒以空言塞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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