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關于國際服務貿易的論文期刊(求本科畢業論文思路——關于行為金融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的研究)

期權等。金融體系提供風險多元化的這種能力可以通過改變資源配置和儲蓄率來影響長期的經濟增長。道理很明顯，盡管財富所有人通常不喜歡風險，但高回報項目的風險仍趨高于低回報項目，因此，能夠實現多元化資產組合的金融市場能夠將一部分資產轉移到具有高回報預期的項目上。風險越能得到分享和化解，資本的配置就會越有效率。

風險多元化除與資本聚集有密切聯系外，對技術的變革也具有重要影響。人們在不斷地改進技術以填補市場的空白。成功的技術創新除對創新者帶來利潤外，可以加速促進經濟發展。然而，進行技術創新是有風險的。擁有多個創新項目的多元化的組合資產可以減少風險和促進對創新活動的投資，而創新活動投資的增加能夠促進增長。因此，金融市場能夠通過多元化減輕市場壓力，加速技術變革和經濟增長。

二、獲得投資信息和配置資源

由單個財富所有人對企業及其經營者、市場狀況等進行評估通常是困難的，且成本很高。這些人沒有足夠的時間、技能和渠道去廣泛收集和加工企業及其經營者的信息，沒有可靠信息，當然不愿進行投資，結果巨額的信息成本阻礙了資本流向最有價值的用途上去。

金融組織除能夠發現最好生產技術項目外，還能夠通過發現最有可能成功實施新生產工藝的企業來提高技術創新的比率。熊比特曾指出：“所以，銀行家并不主要是中間人。他似乎是在以社會的名義授權人們(去創新)。”

國際商務談判中的文化壁壘

以下內容僅供參考！祝順！

據WTO官方網站消息，今年7月12日，中國和美國就如何執行中美出版物市場準入案達成一致：中國同意在裁決生效后14個月內，即2011年3月19日以前執行裁決。

美國勝訴的依據

2007年4月10日，美國在WTO指控中國限制外國出版物和音像制品進入中國市場，限制外商的營銷權。這些指控是根據WTO《貨物貿易協定》和《服務貿易協定》分別提出的。

美國根據《貨物貿易協定》認為，中國只允許政府指定的公司或者國有公司進口電影、家庭娛樂視聽產品、錄音制品和讀物（包括書籍、雜志、報紙和其他電子讀物），不合理地限制其他中國公司和所有外國公司的進口權，違背了中國在《入世議定書》中關于給予外資企業進出口經營權的承諾，也違反了《關貿總協定（1994）》關于國民待遇原則和普遍取消數量限制的規定。

同時，美國根據《服務貿易協定》，認為中國沒有給予外資經銷商與本土經銷商同樣的待遇，違反了中國的服務貿易市場準入承諾和國民待遇義務。具體包括：

2、對于某些進口讀物的分銷，中國沒有給予與本土讀物同樣的待遇，只有政府批準的國有企業才有資格營銷；對通過網絡銷售的錄音制品，中國“歧視性地”設置了比本土產品更嚴格的內容審查機制；對用于劇院播放的進口電影，中國只允許兩家國有企業進口經營，而對于國產電影，任何有經營權的公司都可以經營，這是一種歧視。

2008年3月27日，WTO成立專家組審理此案。歐盟、日本、澳大利亞、韓國和中國臺北以第三方身份參與訴訟。

美國的指控涉及中國《電影管理條例》、《音像制品管理條例》、《音像制品進口管理辦法》等法規中的諸多內容。中國首先提出了管轄權異議，認為有兩個指控事項不屬于專家組的管轄范圍（被專家組采納）；其次引用“公共道德例外”，稱對這些進口出版物和音像制品的內容審查是為了保護公共道德，這是《關貿總協定（1994）》第二十條所允許的。

2009年8月12日，專家組作出一審裁決，基本上支持了美國的指控，同時認為中國沒有充分證明這些措施是“保護公共道德所必需”；美國也沒有充分證據證明中國禁止外企申請許可證并分銷進口電影。中美雙方均不服，提出上訴。WTO上訴機構除了認為專家組在“公共道德例外”方面分析有誤之外，維持了專家組的裁決。

還有多少周旋余地？

按照WTO爭端解決機制，中國如果不愿執行裁決，還有一定的周旋余地。

首先，案件裁決以后，敗訴方可以與勝訴方協商執行裁決的“合理期限”。現在，中美雙方已經就這個“合理期限”達成一致，即14個月，到2011年3月19日到期。

其次，如果勝訴方認為敗訴方的執行措施不符合裁決的要求，雙方又無法協商一致，就需要再走一個“訴訟回合”，即勝訴方申請設立專家組審理敗訴方的執行措施，敗訴方如對結果不服，還可以上訴。

再次，如果敗訴方仍然不執行，勝訴方可以申請WTO授權對敗訴方采取報復措施；至于在多大程度上進行報復，如果還無法達成一致，需要通過仲裁決定。

最后，如果有爭端方是發展中國家，裁決時需要給予特殊照顧。在實踐中，有相當一部分敗訴方不愿執行，就通過這個復雜的執行程序一步步地拖延時間，導致案件在執行環節拖了很多年。

除執行程序之外，在實體上中國仍然存在不失自由裁量的余地。

一是根據《關貿總協定（1994）》第二十條，如果為了保護公共道德，成員國可以不受條約義務的約束。雖然中國在這次訴訟中沒有充分證明這些措施是“保護公共道德所必需”，但并不等于說我們以后就不能根據“公共道德例外”對進口出版物進行內容審查。美國在以前的案子中也曾引用“公共道德例外”來證明其貿易措施的合理性。

二是授權外資經銷商申請經營許可并不等于一定授權經營，受理申請的機關當然要根據中國的標準審查其資質。

三是即便這些外商獲得了經營許可，仍然要按照中國的法律接受政府監督，接受對違規經營的行政處罰。這說明WTO僅僅是一個規范調整貿易政策的國際組織，不是超國家的主體，不僅不能影響成員國行使國家主權，相反，應該給國家主權讓步。

是否開放取決于中國

中國出版物市場巨大，出版業正在不斷發展。剛剛出版的《2009—2010中國出版業發展報告》（中國出版藍皮書）披露，到2009年底，新聞出版業總產值增長20%左右，突破1萬億元大關，其中圖書銷售增長20%左右，印刷業增長24.9%，數字出版增長50%左右，投資總額增長35%左右。2009年我國出版圖書70億冊（張），連續5年位居世界前列；報紙437億份，日報出版總量連續9年居世界首位；期刊31億冊，電子期刊出版量達到9000多種，電子圖書50萬種，發行總量超過3000萬冊。

毫無疑問，如果中國執行裁決，對美國進一步開放出版物和音像制品市場，會對國內產業造成沖擊。根據WTO最惠國待遇原則，中國對美國開放市場，也必須同時對所有成員國開放——歐盟、日本早就對中國市場垂涎已久。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這些發達國家確實有很多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文化品牌，如美國的讀物、影視和音樂，日本的網絡游戲和動漫等。它們不僅與國內產業競爭中國市場，獲取利潤，還會影響國人的思想觀念。

如果中國“猶抱琵笆半遮面”，在同意履行裁決的同時，利用上述周旋措施與美國“兜圈子”，也完全在情理之中。這不是中國的獨創，美國也經常在執行裁決時“兜圈子”，少則2年～3年，多則5年～6年，甚至拖得勝訴方灰心喪氣，案件不了了之。

不過，以筆者之見，有步驟地開放文化市場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一方面， 開放的經濟需要合理的政體和多元的文化與之相配套，包容才能發展。我們應該在鞏固民族核心精神的前提下，建立多元文化體系，幫助中國與世界的溝通和理解。

另一方面，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早已孕育了豐富燦爛的民族文化，開放有利于我們吸收國外優秀產品，兼容并蓄，創造自己的國際文化品牌。我們需要做的不是一味地拒絕，而是如何轉變發展方式，在守住國內市場的同時參與國際競爭，最終“走出去”。

本文系《中國經濟周刊》專欄文章。

羅漢偉

法學博士，致力于國際經濟法和WTO法研究，長期關注中美貿易關系。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研究所的組織機構

財政研究室：財政研究室的發展可追溯至1978 年前中國科學院經濟所的財政金融組和1978 年財貿所組建時成立的財政金融研究室。從2003年起，財政學被納入中國社會科學院首批“重點學科建設工程”項目。中國傳統財政學五大流派中，財政研究室獨占兩席。王紹飛先生的《財政學新論》和《改革財政學》是“剩余產品決定論”的代表作；何振一先生的《理論財政學》是“社會共同需要論”的代表作。高培勇教授在公共財政理論、國債理論、中國財稅改革上有深入的研究，主要著作有《共和國財稅60年》、《國債運行機制研究》等。代表性著作還包括楊之剛研究員的《公共財政學：理論與實踐》、楊志勇研究員的《比較財政學》等。王紹飛、何振一、劉溶滄、李揚、趙志耘、楊之剛等歷任室主任。研究室主任為楊志勇研究員。

財政研究室承擔的課題主要有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中國社會科學院、全國人大預算工委、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工業和信息化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等。財政研究室還承擔年度系列出版物《中國財政政策報告》的撰寫任務。

財政研究室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財稅理論與政策、政府預算管理、財政管理、財政體制、財政政策、財稅改革、比較財政、比較稅制、財稅史（含思想史）等。 稅收研究室：稅收研究室創建于2009年2月。專門從事稅收領域的理論與政策研究。稅收學科跨越經濟學、政治學、法學、會計學、管理學等諸學科邊界。

稅收研究室的研究領域主要有：（1）稅收基礎理論，包括稅收史與稅收思想史、政府收入核算與政府會計、稅收問題的跨學科交叉研究；（2）稅收制度與政策，包括中國稅制改革、外國稅制與世界稅制改革、國際稅收、稅收對經濟影響的定量分析等；（3）稅法學與稅收管理，包括稅法理論與實踐、稅收征管、稅務會計等。此外，稅收研究室的研究人員并不限于上述研究領域，仍將保持對更廣泛的財政稅收問題的持續興趣。除完成研究任務外，稅收研究室還具體承擔稅務專業碩士和財政學專業研究生的培養任務；接受來自國內外其他大學及研究機構的訪問學者，從事合作研究。

成本與價格研究室：價格研究室成立于1978年，是創立財貿所時的四大研究室之一。其前身是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計劃研究室的價格組。

截止到2011年，承擔和完成國家“七五”、“八五”重點科研項目、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8項、中國社會科學院重點課題13項、國家有關部委委托研究課題5項、與國外合作研究項目1項，財貿所重點課題多項。楊圣明和溫桂芳等榮獲孫冶方經濟學獎、薛暮橋價格研究獎。

截止到2011年，主要成果有：《中國價格理論前沿1》、《中國水價形成機制和管理制度深化改革研究》、《中國水資源及其價格管理制度改革研究》、《中國電價形成機制與管制制度改革研究》、《交易所治理結構變革問題研究》、《交易所的監管制度問題研究》、《完善國內外石油價格聯動機制研究》、《全球金融危機下深化中國糧食價格改革研究》等。

國際貿易與投資研究室：前身為1981年成立的對外貿易研究室，2003年改為國際貿易與投資研究室。主要研究方向涵蓋了馬克思主義國際貿易理論、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國際知識產權、國際貿易政策、自由貿易區、跨國公司、對外援助等。截止到2011年，承擔了“海峽兩岸經貿合作模式研究”、“實施走出去戰略，創新對外投資與合作方式研究”、“全球化與國際治理：中芬企業跨文化溝通策略研究”等重大課題。當前正在開展 “中國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的理論基礎研究”、“中國邊境貿易發展策略研究”、“中化集團戰略轉型研究”等重大課題。

服務貿易與WTO研究室：服務貿易與WTO研究室是于2009年2月由國際貿易與投資研究室分出的一個新的研究室。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國際服務貿易；WTO規則與機制；國際金融與投資。截止到2011年，承擔了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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