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關于貿易戰對中國的影響(國際貿易對中國的作用和意義)

這對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提出了挑戰，古典理論的比較優勢說和新古典理論所秉持的要素稟賦論的解釋力降低，國際政治經濟學需要發展新的分析框架。羅伯特?吉爾平認為“80年代的種種事態發展，已經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性質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注釋】羅伯特?吉爾平：《國際關系的政治經濟學》（楊宇光等譯），經濟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95頁。【注尾】克魯格曼說得更明白：“一直可以用來說明1880年甚至1950年的經濟狀況的古典的自由貿易理論，已不適用于解釋1984年的世界經濟”。這在客觀上要求理論界重新思考國際貿易理論，創立新學說，對戰后以來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國際貿易新模式做出科學解釋。

在這種背景下，經濟學家們試圖解釋戰后發達國家間貿易和產業內貿易迅速增長這一國際貿易領域的新現象，于是出現了國際貿易理論的“新思想”，新思想的“內核”是關于戰略性貿易政策的理論。該理論的核心是賣方寡頭公司在國際貿易和對外投資中的日益重要性，這種公司可能利用越來越多的利潤、實踐經驗和阻礙競爭對手的壁壘加強自己的地位。【注釋】羅伯特?吉爾平：《國際關系的政治經濟學》，第201頁。【注尾】 在國際競爭日益加劇的時代，各國政府有可能代表本國公司執行戰略性貿易政策，即通過財政補貼或國內市場保護等手段增強本國公司的國際競爭優勢，使超額利潤從外國廠商轉移給本國廠商。

三、理論特色

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安排了一系列由美國貿易代表的官員和貿易、產業政策專家參加的會議，散發事先準備好的有關當前貿易政策問題的案例材料，希望學者們能提供與這些問題有關的合適的分析框架。不少美國經濟學家開始投身于新貿易政策的理論研究，試圖藉此為美國實施戰略性貿易提供理論依據和政策辯護。新貿易理論成為炙手可熱的研究領域，戰略性貿易政策也成為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討論的熱門話題。

保羅?克魯格曼主編的《戰略性貿易政策和新國際經濟學》，匯集了80年代美國學者關于戰略性貿易政策及新貿易理論的主要研究成果。該書有三大特點：

首先，無論是經濟學家們對新理論的探討還是研究成果的結集發表，都反映了美國學術研究的實用傳統。可以說，所有這些研究成果都有著極強的現實針對性，它們試圖解釋戰后國際貿易的三個基本事實：一是戰后60%的貿易是在發達國家之間進行的，“北北”貿易壓倒了“南北”貿易；二是它解釋了產業內貿易迅速擴大的原因；三是它說明，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下，在由賣方寡頭公司相互競爭的經濟中，政府干預有可能改變戰略博弈的基本結構，從而為本國廠商贏得國際競爭優勢，把超額利潤從外國廠商轉移給本國廠商。不少學者將戰后日本在一些重要的經濟部門所取得的成就歸之于日本政府的戰略性貿易政策和產業政策。

第三，該論文集并沒有就新貿易理論和戰略性貿易政策達成共識。從政策建議角度來看，多數學者不贊成美國政府采取戰略性貿易政策，也不贊成政府對任何特定產業進行扶持。美國有著相當發達的資本市場和勞務市場，各種生產要素都是高度流動性的，市場導向仍是資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市場在引導資本和勞務向高技術部門轉移過程中仍將發揮重要作用。因此，學者們建議，美國政府應對實行干預主義的產業政策抱慎重態度。部分學者指出，戰略性政策只有在缺乏其他更好的政策時才能應用，而且只能是臨時性的。

盡管戰略性貿易政策難以付諸政策實踐，單從理論上來說，它注重把有關公司和工業組織的理論應用于貿易關系，強調學習曲線、規模經濟和外部性，是對古典和新古典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古典經濟理論把重點放在解釋“南北”貿易上，而新理論著重解釋“北北”貿易；古典理論認為貿易只是在公司之間進行，新理論認為存在著政府與公司合謀以攫取“租”（超額利潤）的可能性；古典理論假定市場是完全競爭的，“租”是不存在的，新理論假定市場競爭是不完全或壟斷的，在某些產業中存在著大量的“租”；古典理論假定資本和勞動是不流動的，比較優勢是靜態的，新理論假定資本和勞務都是流動的，比較優勢是動態的和人為的。

克魯格曼主編的這部《戰略性貿易政策和新國際經濟學》是目前國外關于新貿易理論的權威文獻之一。它正式確立了戰略性貿易政策所倡導的政府干預可使經濟福利最大化的論斷的學術地位，不僅反映了經濟學知識的新進展，而且從實際出發，比較合理地解釋了戰后國際貿易的新模式。

貿易戰對中國的經濟影響是什么?

整體看，有人預測500億美元貿易戰會讓中國經濟放緩0.2個百分點。如果關稅平均提高到30%，且貿易戰領域擴大，將影響國內GDP -0.64%；對中國工業增加值的影響 -1.39%；對中國就業人數的影響-0.55%。

但這種預測僅是理論上的直接數據。貿易戰，并非僅僅是出口競爭，進口方面類似中興芯片的影響，全面限制高技術領域的合作，殺傷力更是非常大的，無法簡單估計。

貿易戰中美和談，貿易戰對中國經濟產生了哪些影響？

貿易戰對中國來說，一方面暫時影響了中國的經濟發展，另一方面促進了中國高新技術的發展。

對普通老百姓來說，低價的美國豬肉和大豆進不來，中國需要更高的成本從其他國家進口，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成本增高，不光是一般的農產品受到了影響，很多依賴進口的產品，也受到了關稅壁壘的影響，價格提高，對一般老百姓的生活也帶來了不良影響 。對一般企業來說，很多產品依賴從美國進口，現在由于有關稅壁壘的存在，成本提高，很多中小型企業可能就會因此而倒閉，這對中國的國內經濟來說，是一次巨大的挑戰。

另一方面，貿易戰可以促進中國高新技術的發展，因為美國提高了對中國出口高新產品的成本，甚至，對中國的部分領域實行技術封鎖，這就使得中國在這些領域不得不加大投入，需要研發出自己的核心競爭力，長遠來說，對中國的高新技術發展是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以之前的高鐵為例，德國和日本對中國的高鐵技術進行了技術封鎖，中國不得以閉門造車，現如今中國的高鐵技術已經走到了世界前列，不僅在中國發展的如火如荼，而且在國際市場上也有光大的前景。

所以說這次中美貿易戰對中國來說就是一把雙刃劍，看中國的政府如何帶領大家來面對，如果應對得當，將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次不可多得的機遇。

國際貿易對中國的作用和意義

入世"可使我國積極參與制訂國際貿易的游戲規則，變被動為主動；也可加大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發言權，從而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

對于中國而言，國際貿易游戲的規則都是外生的，不是中國內部制定產生的，這就很被動。而且，別人決定了，我們必須服從。以往我們同美國談最惠國待遇時，他們就是用WTO的規則來壓我們。我們不參加WTO貿易規則的制訂，卻又要被迫接受別人制訂的結果，這就使中國的對外貿易很被動。比如，別人說，某產品的包裝規定變了，我們原來出口的產品的包裝就要跟著變；一個衛生檢疫的規則變了，我們出口的產品會被退回。因此，我們常稱中國的對外貿易是不確定的。我國貿易數額那么大，但又不確定，這就直接制約了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

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規則的制定者注定是規則的受益者。如果中國沒有參與新的世貿組織多邊貿易談判，參與新規則的制訂，那么新規則反映中國的利益就會很少，將對中國今后的競爭更加不利。因此，這也是中國爭取盡快加入世貿組織的很重要的原因。中國將會在世貿組織中擁有新協議的重要表決權。而表決權的意義在于：雖然我們看到世貿組織的大多數協議似乎是反映發達國家的利益的，但是在135個成員構成中，除29個發達國家和地區外，其余全是發展中國家（地區）和不發達國家（地區）。世貿組織中重要協議需要四分之三通過；而且，世貿組織無論成員方大小，每一成員都只有一票，這個決策機制對中 國十分有利。而中國至少可以聯合到35個發展中成員和不發達成員，占世貿組織的四分之一多，從而有很多機會可以維護自己在世貿組織中的利益。這也是美國國會對我國加入世貿組織持謹慎態度的重要原因之一。

要特別說明的是，世貿組織是唯-一個美國沒有否決權的國際性組織。中國如果不抓住機遇趕快加入，依然猶豫不決，那么我們將會面臨重大挑戰。這是因為，任何一國要想成為經濟大國，無論它多么謹慎行事，肯定不可避免要和其他國家發生貿易摩擦。那么，在什么架構下解決摩擦就顯得特別重要。是按照雙邊的游戲規則解決，還是按世貿組織多邊的限制規則解決，這時何去何從就顯得相當重要。

在加入程序上，世貿組織與關貿總協定有一點很重要的區別，即申請加入國的主要貿易伙伴組成一個工作組，工作組向世貿組織所有成員開放。工作組一旦確定以后，申請加入國要與工作組成員完全達成協商一致，才能起草加入議定書，否則不能寫議定書，更不要說去投票表決了。很有意思的是，世貿組織沒有開除一個國家的機制，也就是說，即使違規了，它只能施以懲罰，而不能開除成員資格。

中國加人WTO，也是更深一層地介人到世界游戲規則中，所以對這個游戲規則，我們具體做法可用四句話加以概括：一、承認；二、遵守；三、利用；四、參與修改與完善。也只有參與進去，你才有資格參與修改和完善。

近年來聯合國的經濟職能越來越下降，而世貿組織的經濟職能則在不斷上升。中國如果不能成為世貿組織中的一員，21世紀將面臨極為不利的競爭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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