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關于明朝貿易商品(如何評價明朝中后期的對外貿易？)

蘭東印度公司出口金銀在1618-1700年間從50萬杜卡特增長到125萬杜卡特（約合4萬公斤）。[22]

大量白銀外流讓歐洲白銀輸出國西班牙、葡萄牙等政府惶恐不安，曾幾度設限。1593年1月1日、1595年7月和9月，西班牙國王三度頒發敕令，規定每年從墨西哥運抵菲律賓的白銀以50萬比索為上限，企圖遏止美洲白銀流入中國。恰在當時歐洲諸國普遍奉行重商主義政策，視金銀貨幣為財富的唯一形式，主張國家經濟政策唯一目的就是盡可能多積累金銀貨幣。然而，市場規律是不能夠挑戰的，除非宗主國制造業競爭力大幅度增強，否則，欲以一紙敕令在市場上遏止價廉物美中國商品的洪流，終究枉費心機。

而且，限制美洲白銀流入中國不符合菲律賓殖民當局的利益。菲律賓殖民地經濟發展水平低下，經濟支柱是轉口貿易，殖民當局財政對關稅收入尤其倚重。荷蘭官員在1618年估計，西班牙政府（指菲律賓殖民當局）每年僅從中國絲經菲律賓轉運美洲的貿易中就可征收約50萬比索商稅。1586-1645年間，除1586年至90年代以外，中國貨物進口稅在馬尼拉每年的全部進口稅中所占比重一直高于60%。其間，1611-1615年間為91.5%，1636-1640年間為88.6%，1641-1642年間為92.06%。[23]顯然，對于竭力追求財政收入最大化的菲律賓殖民當局，理性選擇就是千方百計維持、擴大作為骨干稅源的中國貨物進口稅。宗主國政府頒發敕令限制美洲白銀流入中國無疑于斷了菲律賓殖民當局的財路，因此，這些敕令從來就難以獲得菲律賓殖民當局的配合。加之西班牙殖民帝國腐敗成風，各級官吏把到殖民地政府任職視為發財良機，歷任菲律賓殖民地總督本人都公然違反敕令，攜帶大量美洲白銀進入菲律賓，這些敕令最終都擺脫不了淪為一紙空文的必然命運。西班牙殖民宗主國政府后來多次將限額提高到200萬比索，實屬無奈之舉。

三、三方套匯與白銀流入

歐洲人在中國、日本、歐洲之間開展的三方套匯業務是白銀流入中國另一條重要渠道。16、17世紀間，主要由于貿易導致的歐洲國家白銀的低價和中國的白銀高價帶來了套匯獲利的機會。精明的歐洲商人將日本、美洲白銀輸入中國套換黃金，單程即可獲利一倍以上，如此套利，大發橫財。受利益驅使，日本、歐洲白銀被大量運往中國。就是到了18世紀，中國白銀價格仍然高出歐洲50%的利差，這導致了18世紀墨西哥白銀生產的繁榮，世界各地的白銀再次爭先恐后地大量地輸入中國。

早在1609年，一位擁有25年在亞洲經商歷史的葡萄牙商人佩德羅 德 芭薩就注意到：“通常1個金比索可以兌換5個或5個半銀比索，如果中國白銀發生短缺的話，從外地購買白銀，價格就上升到1∶6或6.5銀比索。我所見到的最貴的和在廣州城購買的黃金是7個銀比索兌換1個金比索，我從沒有看見比這個價格再高的了，而在西班牙，1個金比索通常值12個銀比索，因此，顯而易見從中國購買黃金意味著可以產生75%至80%的利潤。”[24]

關于國際間的套匯問題，亞當 斯密在《國富論》中也寫到：“當歐亞初通貿易時，亞洲各國尤其是中國與印度的金銀比價，比歐洲高得多，……在中國及其他大部分印度市場上，純銀與純金的比價通常為十對一，至多也不過十二對一，而在歐洲則為十四或十五對一。因此，對于航行印度的歐洲船舶，一般地說，銀是最有價值的輸運品。對于向馬尼拉航行的阿卡普爾科船舶來說，也是如此。新大陸的銀，實際就是依著這種種關系，而成為舊大陸兩端通商的主要商品之一。把世界各處相隔遙遠的地區聯絡起來的，大體上也以銀的買賣為媒介。”[25]這說明，貨幣也是是名副其實的商品，正是對貨幣的需求才使市場上供應商品和人們用貨幣購買商品成為可能。因此，這種套利兌換的普遍現象反映了當時已經出現了一個名副其實的世界性金融市場。

據弗林（Dennis O.Flynn）和吉拉爾德斯（Arturo Giraldez）的研究，美洲殖民地時期1540年代至1640年代，是一個套利周期。[26]恰在此時，中國開始了經濟貨幣化的進程，因而產生了巨大的白銀需求。明初到成化、弘治年間（約1470年代），白銀在民間日益得到普遍使用，之后因朝廷認可而朝野皆使用白銀。例如，1430年代，浙江、江西、湖廣等地的稅糧按一定比價折收白銀—“金花銀”，這大大加快了田賦貨幣化的進程。1460年代以后（成化年間），廣東南海已用白銀交租。16世紀初以后，官吏的薪俸十分之九用銀支付。到1520年代，白銀貨幣化基本完成。其后嘉靖、萬歷年間，廣東、福建率先實行“均徭”、“均平”和“一條鞭法”等賦役制度改革，其中白銀折納都是重要內容。由于15世紀中期中國明朝紙幣體系的崩潰導致了銀幣的替代和白銀稅收體系的建立，而當時的中國擁有世界1/4的人口和比倫敦和巴黎大許多倍的城市，其“白銀化”帶來了全球巨大反響。正是中國的巨大需求引起了中國的白銀價值兩倍于世界其他地方，這種懸殊的差價反過來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白銀。在16世紀初，中國的金與銀比價是1∶6，而歐洲為1∶12，波斯為1∶10，印度為1∶8。到16世紀末，中國最具代表性地區之一的廣東的金與銀比價為1∶5.5或1∶7，而西班牙為1∶12.5或1∶14，這表明中國白銀的價格是西班牙的兩倍。同期在日本二者之比為1∶10，在莫臥兒的印度為1∶9。直到17世紀40年代中國的白銀價格才最后降低到與其他地方的價格大致相當的程度。

從對中國明代史料的研究也可以看出，整個明代時期，白銀價值一直比較昂貴。洪武八年（1375）制定金銀錢鈔之間的比價兌換體系時規定，1貫鈔，折合成1千文銅錢、1兩白銀以及1/4兩黃金，即金銀比價是1: 4。洪武十八年（1385），金銀比價變為一當五或一當六[2]，但主要是一當五。“永樂五年，令各處折收鈔，金每兩四百貫，銀每兩八十貫。是高帝時，賜鈔千貫為銀千兩、金二百五十兩。而永樂中，賜鈔千貫，為銀十二兩五錢、金止二兩五錢矣。”[27]由是可知，永樂五年時，金銀比價仍是l:5。永樂中期，金銀之間的比價突然拉大，至永樂十一年（1413年）時，金銀比已變成1:7.5。同時，“永樂十三年四月庚寅”條云:“交址布政司言:本境官鹽乞定例召商，許以金銀銅錢中納。于是戶部定議：金一兩給鹽三十引，銀一兩、銅錢二千五百文各給鹽三引。從之。”[28]據此可知，金銀官方比價當時為l:10。需要說明的是，金銀比價1:10出現的地區和時期并不是多，絕大部分時期內是維持在1:7或1:8左右的水平，大概一直要到隆萬年間。應當注意的是，在這如此長的時期內，黃金和白銀之間的比價是官價與市場是基本上一致的。金銀之間的比價驟升，發生在崇禎朝時期。萬歷時期金銀一當七八甚至一當五，至崇禎中變成一當十，而且江南地區的某些地方還存在一換十三的情況，以后還曾暫時回落到一換六的水平，大致至清初就維持在一換十三的價格水平。

由上述金銀之間的比價變動情況來看，黃金是處于較為穩定的升值，銀則相對貶值的狀態。學者錢江搜集、整理了16—18世紀中外金銀比價變動情況（見表）。本來，整個明朝，黃金平均價格每兩折合白銀6兩4錢7分，約等于宋元時代平均價格（10兩3錢弱）的63%，最低曾達到折白銀1兩6錢7分。[29]

從下表中可以看出，海外白銀大量流入后，中國明清兩朝金銀比價出現了一個明顯變化趨勢，16世紀30年代開始從1∶6左右逐漸上升，17世紀初基本上穩定在1∶7—8左右，30年代后上升至1∶10—13左右。即使中國市場黃金和白銀之間的比價變成l:13，這一價格水平仍然要遠遠滯后于同時期歐洲金銀比價。在1492年以前，東方中國和印度的金銀比價還是1:5的時候，歐洲就已達到1:11或l:12。在歐洲頻繁發現銀礦后，從1519-1650年，金銀比價從1:11變成1:15.5左右，僅中間短暫時期內保持在1:10.6。

而中國直到清中葉大概在乾隆時期金銀比價才達到1:15的水平，即到18世紀中葉，中國金銀比價已經基本上與歐洲拉平，甚或時有過之。日本、印度金銀比價經歷了與中國類似的過程，不過日本銀礦資源豐富，印度與歐洲通商歷史較早，因而其金銀比價與歐洲拉平時間早于中國而已。

結論及比較分析

上述考察表明，如此巨量的白銀流入，主要是中國通過海上貿易用商品交換而來的。中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核心經濟體，這種核心地位是基于它在工業、農業、（水路）運輸和貿易方面所擁有的絕對與相對的更大的生產力。中國的這種更大的、實際上是世界經濟中最大的生產力、競爭力及中心地位表現為，其貿易保持著很大的順差。這種貿易順差主要基于它的絲綢和瓷器出口在世界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另外它還出口黃金、銀錢以及后來的茶葉。這些出口商品反過來使中國成為世界白銀的“終極秘窖”。世界白銀流向中國，以平衡中國幾乎永遠保持著的出口順差。[3]

除了貿易順差之外，世界白銀流入中國的另一個原因是，中國的金銀比價一直低于外國金銀市場的比價，歐洲國家白銀的低價和中國的白銀高價帶來了套匯獲利的機會。16、17世紀間，中國社會內部產生的對白銀的巨大需求，推高了銀價。受利益驅使，日本、歐洲白銀被大量運往中國。從1550年到1645年明朝滅亡前的百年間，從海外流入中國的白銀大約有14，000噸之多，是這一期間中國自產白銀總量的近10倍。[30]

歷史總有驚人相似的一幕。改革開放以來，發展加工制造業和對外貿易，中國積極融入世界經濟，極大地促進了經濟增長。與晚明時期類似，出現了持續的巨量貿易順差，外匯儲備過多，人民幣升值壓力加大，出現了嚴重的人民幣套匯現象。晚明一直到19世紀初，中國對外貿易長期順差，白銀大量流入，這與當時中國的經濟實力相匹配的，當時中國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人均產出和收入與西歐相比并不遜色。在銀本位制下，白銀大量流入滿足了國內貨幣需求，一定程度上擴大了市場，促進了商業發展和農業、手工業的專業化生產，江南等地早期的工業化也藉此得到了發展。但遺憾的是，晚明政府從打擊海上敵對勢力等政治需要出發，對海外貿易嚴格限制，海外貿易遠未能發揮其對市場開拓、專業化生產和資本形成的推動作用，使得晚明中國與工業革命失之交臂。

與晚明抑制外貿發展的做法相反，改革開放以來政府大力鼓勵外商直接投資，發展對外貿易，實行“獎出限入”的傾斜政策，通過各種手段發展出口，對進口實行一定限制。這些傾斜政策加上勞動工資偏低，社會保障不健全，環保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等，都降低了出口企業成本，增強其價格競爭力。近年來，除傳統的加工貿易外，高能耗、高污染資本密集型制造業發展過快，化工、機械、汽車等行業出口迅速擴大，我國貿易順差過快增長。更加糟糕的是，當前的巨額順差是在人均收入很低的情況下出現的，這在中外歷史上非常罕見。類似地，美國在1874年以后的90多年間，德國從1880年代到“一戰”前夕以及1952年至今，日本從1981年到最近，對外貿易均長期順差。這些國家在上述階段經濟較快增長、人均收入水平較高，儲蓄相對投資過剩并不奇怪。當前我國人均收入水平低，資本對勞動力的比率遠低于國際平均水平，資本相對稀缺。此時消費和投資需求理應較大，更可能出現儲蓄對投資的不足也即貿易逆差。而且晚明海外貿易順差導致白銀流入，在銀本位制下直接增加了貨幣供給，促進資本形成和經濟發展，且不存在外匯風險問題。目前我國外貿持續順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扭曲導致的。當前外貿順差過大加大通脹和資產價格波動壓力，我國外匯資產面臨較大的匯率風險。

從根本上說，晚明和當代中國對外貿易共同問題是，政府對經濟活動干預過多，影響了市場作用的充分發揮。歷史教訓提醒我們，不能簡單地評判持續的貿易順差的優劣，關鍵是貿易順差與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結構等因素是否相適應。我國當前應當調整傾斜外貿政策，減少經濟對外貿的依賴，提高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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