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六月外貿下降原因(南宋是怎樣走向滅亡的)

．4％，1931—1936年為6．7％。這組統計數字顯示出抗戰前夕的1935年、1936年是中國近代工業發展的最快時期。促成這種“最快”發展的是綜合性因素，其中就有法幣改革的因素發生了作用。

日本對中國關內廣大地區的擴大侵略之所以選擇在1937年，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對法幣改革和法幣改革后中國的經濟恢復和發展感到不安。在法幣改革及其之后的“那一段短暫時間內，局勢一直朝著對于中國人民和其他國家在華利益大有好處的現代化方向轉化”。日本曾采取多種方式和手段抵制和破壞中國法幣改革，以遏制上述“局勢”的發展。首先，日本妄圖破壞中國的金融貨幣體系，并進而迫使中國淪為日元集團的附庸。如，日本在北平指使日本浪人及漢奸流氓，在市內繁華街道用外鈔購貨，若店鋪找付中國的鈔票時，則聲稱不能兌現而拒絕收受。如此往復，致使各家商號相率不再收用中國的銀行鈔票。而后，日本浪人再將集中到手的大量中國鈔票到一家銀行要求立即兌換現銀。攪得人心惶惶、市面不穩，擠兌之風日甚一日。華北地區唐山市從1935年5月3日到16日的兩周內，即被兌出現洋793000元，且千元鈔票兌洋的貼水也從15元提高到48元。再如，動用日軍或收買漢奸、日本浪人組織“密輸團”，從事大規模白銀走私。1935年5月份，日本浪人在華北各地通過陸路和海路，每日偷運白銀約15萬元出境。除華北外，日本在華東的崇明、海州兩地偷運白銀每日約20萬元左右。當南京國民政府實行法幣后，日本政府和軍方要人紛紛對幣制改革表示強烈反對，公開聲稱，將不惜以任何形式來“徹底阻止”中國法幣改革的全面推行。日本對中國法幣改革及法幣改革后可能出現的經濟恢復和發展感到不安，日本外務省甚至叫囂，對法幣改革“將斷然排擊之，雖訴諸武力，亦必阻止其實現。”這表明，日本已預感到發行法幣的中國金融改革必將推進經濟發展，并極不愿意看到在亞洲出現一個強大的中國。

第三，法幣改革成為“增強抗戰能力之最大因素”。中日戰爭是雙方國力和人心向背的較量，這種較量既體現在軍事上、戰場上，也必然體現于經濟上、生產上。如前所述，法幣改革是一項重大的新幣制政策，它的成功實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商貿，推動了國內工農業生產，培育和增強了國力，因而法幣改革體現出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的“長期效果”，而這種“長期效果，證明遠比它的近期效果更為巨大。”

法幣改革為南京國民政府創造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時機和條件。首先，可以穩定并擴大政府的財政收入。即，國民政府可通過在全國強制推行法幣這一手段總攬貨幣的發行與回籠，因而也就“能夠運用普遍為人民所接受的鈔票（法幣），應付全國的軍政開支。”因此，發行紙幣以應付各方面的需要包括戰爭的需要也就成為輕而易舉的事情，這使國民政府的實力大為增強。其次，法幣改革的成功實施，使國民政府撈取了政治資本，在國內和國際上的聲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法幣改革的實現，有利于此后國民經濟向戰時經濟的調整和轉變。法幣得到廣泛的流通，非常有利于國家在抗戰全面爆發之后，最大幅度地掌握調度現金、最大可能地集中白銀等貴重金屬，以作為在國際市場上購買軍火物資的經費之用。在實行法幣之初，國家以法幣收兌了民眾手中及社會各方面持有的白銀和銀元。這是一種強有力且有效的資金集中手段，它在某種程度上起著中國能以全民族的力量去戰勝日本侵略者、求得民族生存與解放的宣言書作用。法幣實行以前，中國的“現金已經集中在帝國主義掌握中的上海”，實際為外國所把持，法幣發行后“免除了紙幣對于現金的兌換，而改以外幣為兌換，可以使敵人掌握中的三萬萬元的巨額準備，轉變為存在海外的外幣準備，這是有相當的國際意義的”，對中國的抗戰是大有好處的。

在這里，還應該看到，抗戰中法幣逐漸被取消“無限制買賣外幣”后，在防止日寇套匯及國內資金逃避方面的重大歷史作用。法幣雖是不能兌現的國家紙幣，但卻可以在指定的金融機構中無限制買賣外匯。抗戰爆發后的一段時期內（1937．7—1938．3），國民政府的做法仍是維持戰前的匯價（1元法幣折英鎊1先令2便士半），外匯的出售是無限制的，較戰前不同的是，這時附加了“限制提存”的補助辦法。這期間，中國法幣的匯價是穩定的，沒有外匯黑市。此時，日軍“在華大部分軍費的開支，主要是靠拋出外匯和日元”。但是，“由于維持著自由購買外匯的辦法，資金的逃亡非常嚴重，當時資金逃亡的情形顯然可以看到，限制提存的辦法并不足以制止資金的逃亡，因此我國外匯基金便受到不少的損失。”

從1938年3月到1940年5月初，國民政府仍極力在金融方面維持法幣外匯政策，但因為統制力量的不及，市場上出現黑市。這一期間，中國外匯統制的中心依然在上海（中央銀行所核定的外匯數額，百分之八十是供給上海的）。但是，上海淪陷后成為孤島，上海的對外貿易國民政府無法統制，上海出口換回的外匯不能集中到中央銀行手中以增加其外匯頭寸，致使中央銀行外匯核準金額日益減少，該行“當時外匯核準額與請求額之百分比：第一星期為百分之五十，總額四十五萬鎊，第二星期至第七星期，平均約為百分之二五，約三十五萬鎊，自六月以后，核準額更趨減少，僅達請求額的百分之五，約為五萬鎊”，外匯供給的日益不足，使黑市乘機而起，法幣在黑市的匯價開始跌落。自1938年3月中旬到7月底5個月中，黑市法幣匯價由14便士半漸漸跌至8便士半。在這種金融形勢下，國民政府一方面堅持已成虛設的一元法幣兌一先令二便士半的法定法幣匯價，另方面則采取極力維持黑市匯價的辦法。1938年8月中旬到1939年6月初，上海法幣的黑市匯價被中英方面公開維持在8．25便士的水平上（1939年3月，中英間1千萬英鎊匯兌平準基金公開宣布成立）。1939年7月到1940年4月，法幣匯價仍由國民政府暗中支撐維持在4便士上下。國民政府一面堅持法幣法定一先令二便士半的法定匯價，另方面采取公開或暗中維持法幣黑市匯價的做法，產生了正負效果。一方面，國民政府維持法幣黑市外匯的做法，對于提高中國的國際聲譽與地位，確有很大作用；另方面，因為維持了法幣黑市外匯，給日寇可乘之隙，使其得以用大量法幣套買外匯，中英聯合設立的1000萬英鎊的外匯平準基金（折合法幣約3億元）迅速被消耗、挖空。這種“消耗漏洞，十分之八以上是由日寇套買去的。”

這一時期，日本侵略者對法幣發動了大規模的貨幣戰。首先是禁止淪陷區人民保存和使用法幣。1938年6月起，日軍宣布禁止印有中國南方地名的法幣在華北流通，并勒令華北地區12種重要出口商品須向偽聯合準備銀行結售外匯。1942年起，華中地區禁用法幣。一些地方甚至規定對持有法幣60元以下者處徒刑或罰款、持有法幣60元以上者處死刑的嚴刑峻法；頒布所謂的《擾亂金融暫行治罪法》，對所謂的“擾亂金融行為者”及持有或“搬運非中國聯合準備銀行所發行之貨幣使之流通行為”者，處以“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下一月以上之有期徒刑，或一萬元以下五百元以上之罰金。”其次是利用種種手段搜集華北、華中地區的大量法幣。日寇在其占領區內嚴禁法幣流通的目的，就在于搜羅法幣為其所用。日本人看到“如不加速收回（法幣），必致因私運出境而大量外流，是故其準許流通之時期只規定為三個月”。搜羅的大量法幣被其運到上海、香港去套取外匯基金，再以此到國際市場上去購買侵華戰爭所需的軍用物資。

1940年5月初以后，國民政府開始放棄維持法幣黑市匯價的做法，并進而取消法幣“無限制買賣外匯”。其結果，使日本侵略者無法通過搜羅法幣去套匯，無法獲得中國的大量外匯基金，有力地打擊了其利用法幣套匯的陰謀，造成其資金方面的困難。因為缺乏資金基礎，其宣傳很久的偽中央銀行較長一段時期內竟“無法成立，華興偽幣也不能大量流通”。國民政府在法幣方面的重要政策調整使得“日本帝國主義不僅沒能在軍事上取得勝利，在貨幣戰——物資爭奪戰上也沒能戰勝中國”。而這種“政策調整”是銀元等硬幣流通時所做不到的。

法幣改革的實現，在抗戰時期對于國統區大后方資金供應的改善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抗戰開始后，資金向內地后方流動，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除沿海及東部地區的銀行、企業、機關和居民大量內遷、國民政府嚴格限制向口岸匯款使得后方匯款業務匯入多于匯出等原因外，國民政府晚些時放棄維持法幣黑市匯價及取消法幣的“無限制買賣外匯”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資金的內流使大后方金融市場利率降低。以重慶地區為例，該地戰前資金緊缺，金融奇窘，“比期利息每千元高達八、九元，抗戰初起后更漲至十元，折合月息竟有二分”。1939年后，因資金內流，該地區利率逐漸有所下降，“比期利息每千元不過三元，較戰前已低落百分之六十以上。”因為資金供應狀況的大為松動，“過去成為重慶高利貸特色的銀行竟以高利吸收比期存款，此種現象也日趨消滅，最近四川省銀行、四川、美豐及聚興誠等銀行且相率減低存款利息”。

資金的內流及相對充裕，使大后方各銀行吸收的存款數量普遍增加。如中國銀行，戰前1936年的定、活期存款分別為450376652元、366311114元，到1938年定、活期存款分別上升到785918540元、464981630元；再如浙江實業銀行，1936年定、活期存款為11600134元、26026701元，1938年該兩項存款數額分別上升到12538303元和32505819元。

銀行吸收存款的增加及資力的相對充實，使其擴大投資、放款成為可能。這種投資和放款的擴大對堅持抗戰的經濟作用是不能被抹殺的。首先，銀行業對政府債券的購買投資，既使自身有利可圖，又支持了國民政府的戰時財政（參見下表）。

后方7家商業銀行投資有價證券 （主要是公債）表

銀行名稱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中國 31176367 50086693 53315617

上海 8622273 19726590 19746341

浙江興業 9031857 16831602 19348322

浙江實業 5835547 7645007 7494652

中孚 4152291 7573347 7333718

聚興誠 13156616 18477776 15998428

墾業 2450576 4286191 4135728

其次是增加了對后方交通生產事業的貸款。抗戰后，后方企業單位猛增，截止1938年底為止，“戰區工廠遷入后方者，共有四百零四家”，而抗戰以來各省新建及復工的又有104家。大批廠礦企業的內遷、復工、新建需要注入巨額資金，而“政府給以經濟上的援助，合遷移、建廠與流動資金三項，得到貸款共約九百余萬元，其中由國庫撥付占四百萬元，其他則由銀行貸付，政府給予擔保。”企業急需資金，對企業給以資金的支持，使它們迅速恢復生產或擴大生產，就是對抗戰的支持和貢獻。后方的銀行對交通生產事業的貸款普遍較抗戰前有長足進步。以交通銀行為例，該行對于西南后方的企業如中國興業、裕滇紡織、華西興業、四川絲業、民生實業等16大公司的貸款，“各自數十萬元至數百萬元不等”。到1938年底，中國、交通、農民三行僅在西南各地的農村貸款累計達到5600余萬元，較1937年的2400余萬元增加一倍以上。

有人說，“法幣更無疑的是抗戰的重要支柱”，“中國如無一九三二年之幣制改革，決不能有一九三七年之抗戰”。此話有些道理，它從某種角度指出法幣改革在抗戰的勝利中曾起到過的重大歷史作用。

今天，我們重又探討法幣改革，既是為了更客觀更正確地認識和評價這一重大金融改革事件，又是為了從歷史中獲得啟示，充分地悟到每一次關鍵的“改革”將對民、對國、對經濟發展所起到的重大效應。

南宋是怎樣走向滅亡的

此時的南宋全境已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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