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出口貿易與碳排放(碳關稅的對中國影響)

對中國能完成承諾保持信心。在政策上，國家已經加大對新能源的投入，光伏、風電在未來能源格局中將保證絕對優勢占比；社會各界，包括政府、企業和個人在內都對“碳達峰、碳中和”概念有了深刻的見解和共識，甚至很多企業制定了相關路線圖。

02

對于企業國際貿易意義重大

對于全球貿易來說，實現“碳達峰、碳中和”對國內企業進行跨國貿易意義深遠。

“碳足跡”已成為出口強制性要求

“碳達峰、碳中和”是未來國際貿易運行的重大趨勢，企業能否達成 “碳達峰、碳中和”將是進行國際貿易的必要條件。

在整個國際貿易中存在一些政策性壁壘，最早體現為產品的安全合規性，隨著“碳達峰、碳中和”逐漸成為國際大趨勢，海外市場對中國企業和產品的環境保護責任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某類產品進入某些市場區域時，

“控碳”已經成為強制性要求。比如，對于動力電池產品，2021年歐盟新法規已經增加了“碳足跡”的要求。新法規要求，

電池的碳足跡必須經過第三方強制驗證，自2024年7月1日起，只有已建立碳足跡聲明的相關產品才能投放市場。

需要注意的是，這里的“碳足跡”不僅僅指生產制造過程中的碳排放，更包括上游各材料生產制造、運輸等各環節的碳排放匯總。這就要求生產企業不僅要在自己的生產過程中減少碳排放，還要求使用的上游各種材料符合碳足跡要求，實現全產業鏈的碳足跡控制、細化、執行和記錄。

未來，國內企業和產品必須做好“碳足跡”方面的功課，否則，無論是產品進入國際市場，還是在海外建廠，都可能會面臨困難。

助力獲得更高的品牌溢價

“碳達峰、碳中和”與節能減排的要求延伸到自己的供應鏈上，因此，跟不上節奏的供應商很可能在供貨中處于不利的位置。一方面“兩高一資”（高耗能、高污染排放、資源型）的企業會通過商業化的選擇逐漸被擠壓出市場，以支持

碳高峰“拐點”的到來；另一方面，針對“碳中和”，企業在產品設計、制造和供應鏈上考慮使用節能技術和降低能耗，是必然無法繞開的路。

誠然，企業

“碳達峰、碳中和”之路離不開大量的投資，但企業不要把其看成是某種負擔，實際上它與企業自身的發展方向高度一致。因為先進技術必然帶來對節能技術發展的天然需求，而節能技術發展了，才可以促進先進技術以更低的成本和更快的速度普及。那些掌握了先進節能技術、原材料和產品的企業，可以打造綠色環保的新護城河，讓升級后的產品在全球獲得更為廣闊的市場。

在國際市場上，一個企業對環境的貢獻越大，未來在國際貿易中獲得品牌溢價的能力就越強。從更高層面看，

“碳達峰、碳中和”將反推國內制造業的智能化轉型，降低“中國制造”的成本，延緩制造業外流的趨勢，增強“中國制造”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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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企業掃清“綠色障礙”

當前中國氫能蓄勢待發，擁有氫能生產領域全球最大的規模。鑒于此，“TüV南德綠色氫能”認證標識應運而生，保障了氫氣在生產、運輸、加注及應用過程中的低碳排放，也提供了“氫經濟”從源頭開始的“去碳化”及可持續發展認證。

在外貿領域，針對外貿商品

推行“碳標簽”制度正在成為風向。在后續的生產經營和貿易活動中，對企業和產品進行“碳標簽”認證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可視化的“碳標簽”與企業的銷售額、就業、稅收等掛鉤，構成了企業品牌的必要組成部分，TüV南德支持企業的“碳管理”成果以公正、專業和便利的方式展現在商業貿易間，進而幫助企業在融資時獲得優勢。

碳關稅的對中國影響

“碳關稅”開征對我國的影響

（一）我國將面臨新一輪的貿易保護主義

在全球金融危機影響下,新一輪貿易保護主義出現抬頭趨勢,我國作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家,深受其害。截至2009年11月初,全球共有19個國家和地區對中國出口產品發起了101起貿易救濟調查,涉案總額超過116億美元。若歐美國家再借氣候環境問題,征收“碳關稅”,中國將面臨新一輪的貿易保護主義。由于目前國際上并沒有一個統一的碳排放量標準,歐美等國一旦開征“碳關稅”,實施符合自己利益的碳標準,那么其他國家也可以按自己的標準征收“碳關稅”,這勢必會引發貿易大戰。

（二）中國高能耗的出口產品將成為“碳關稅”的課稅對象

目前,提出開征“碳關稅”的國家主要是歐美等發達國家,而中國對歐美國家出口的商品不僅量大,且集中于高能耗產品。2008年,中國對美國、歐盟出口的商品以機電產品、家具玩具和紡織品及原料為主,出口總額分別為2254.5億美元、2431億美元,占中國對美國、歐盟出口總額的66.8%、67.3%,這些出口產品大多是高耗能、高含碳而低附加值的產品,極易成為“碳關稅”的課稅對象。據世界銀行研究報告稱,如果“碳關稅”全面實施,在國際市場上,中國制造可能將面臨平均26%的關稅,出口量因此可能下滑21%。

（三）“低碳”標準的實行,將淘汰我國不能達標的企業

碳風險,將是未來企業面臨的最大風險之一。目前,跨國公司已率先行動,通過各種方式降低自己的碳排放。沃爾瑪公司已經要求10萬家供應商必須完成商品碳足跡驗證,并貼上碳標簽,這將影響全球超過500萬家工廠,其中大部分在中國。這意味著,中國大量相關企業必須進行碳足跡驗證,承擔減排責任,否則跨國公司的訂單將與你無緣。可見“低碳”標準一旦實行,不僅增加我國企業生產成本,削弱產品競爭能力,一批高污染、高能耗的企業還將被淘汰。 從中國對美貿易的總體情況來看，美國“碳關稅”的征收，無論是出口還是進口均將產生負面影響，比較而言，對美出口的影響要略大于進口的影響。

出口方面，若征收30美元/噸碳的關稅，將會使得中國對美國出口下降近1.7%，當關稅上升為60美元/噸碳時，下降幅度增加為2.6%以上；

進口方面，若征收30美元/噸碳的關稅，將會使得中國對美國進口下降1.57%，當關稅上升為60美元/噸碳時，下降幅度增加為2.59%。

除卻直接影響產業發展外,美國對華征收碳關稅還將對中國就業、勞動報酬以及居民福利造成負面效應。 商務部2009年7月3日表態稱，在當前形勢下提出實施“碳關稅”只會擾亂國際貿易秩序，中方對此堅決反對。

征收“碳關稅”違反了世界貿易組織的基本規則，是以環境保護為名，行貿易保護之實。這種做法違反了WTO基本規則，也違背了《京都議定書》確定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氣候變化領域“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嚴重損害發展中國家利益。

商務部稱，中國政府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一向持積極主動和負責任的立場。

我國應對措施

（一）轉變外貿增長方式,推動中國綠色貿易發展

一直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呈現粗放式特點, 單位GDP能耗和主要產品能耗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國現在每百萬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數量是美國的3倍、日本的6倍。我國出口產品也以高能源投入、低附加值產品為主, 面對“碳關稅”問題,能源瓶頸及減排壓力,都要求我國必須轉變外貿經濟增長方式,走綠色貿易發展之路。目前我國已取消“兩高一資”產品出口退稅,有的還要加征出口稅,引導這些外貿產業向“低碳”方向發展。

（二）國內開征碳稅,建立綠色政策法規體系

為推動國內節能減排,我國可以考慮在國內開征碳稅,同時實施相應的綠色稅收、綠色信貸等配套措施,最終形成一個綠色政策法規體系。另外,如果國內征收了碳稅,進口國再征收“碳關稅”就變成了雙重征稅,是違反WTO協議的。當然,碳稅征收會增加國內企業的生產成本,削弱產品出口競爭力,但與其讓其他國家征收“碳關稅”,去補貼他們的企業,不如自己先征碳稅,所得的稅收再用于自己企業的碳減排工作。

（三）積極開展“環境外交”,利用CDM機制爭取節能減排資金和技術

由于目前國際上并沒有一個統一的碳排放量參照標準,所以我國應當積極開展“環境外交”,推動和參與制定國際碳排放量參照標準的國際談判,發揮發展中大國的協調作用。通過清潔發展機制（CDM）機制爭取到發達國家的資金和技術。目前中國是最大的CDM 碳交易量國家,占到60%的份額。這些CDM項目換回的設備和技術在中國風電和建筑節能等方面的低碳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此次哥本哈根氣候峰會上,我國提出發達國家應向發展中國家進一步提供節能減排資金和技術,我國也可充分利用CDM機制,開展國際碳排放交易, 吸引國際資金、技術進入減排項目。

（四）堅決反對歐美國家開征“碳關稅”,實行貿易保護主義

研究表明,人類排放的二氧化碳80%是發達國家在以前工業化進程中所排放的。而且,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發達國家已將本國高污染、高排放的工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現在發達國家想通過“碳關稅”讓發展中國家承擔碳減排責任是不合適的,違背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京都議定書》確定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原則,事實上成為貿易保護主義的新借口,嚴重損害發展中國家利益。

低碳經濟對國際貿易有什么影響？具體分析。

“中國外貿全年慘淡，但收盤收得好。”商務部國際經貿研究院國際市場部副主任白明在接受《財經》專訪時如此概括，他認為，中國出口這次復蘇具備有條件的可持續性，還有一定不確定性。同時，低碳經濟將對貿易格局產生重大影響。

《財經》：2009年中國出口在年底終于出現回升拐點，您認為出現這個拐點的原因何在？

白明：總體來看，2009年全年受金融危機影響，外貿形勢并不樂觀。全年出口總量下降，但收盤收得好。

談到出口增幅轉正的原因，首先從外部原因在于金融危機中各國刺激經濟的措施效果開始顯現，美國經濟增長轉正，外部需求顯著增加。技術上，2008年年底之前中國出口還一路上升，但到11月、12月開始下降，所以去年這兩個月基數偏低，今年同期增幅就被清晰凸顯。

其次，國外需求長時間偏低，但經歷了一年多之后，需求會有一個修正過程。例如國外很多商場、超市需要補貨。

從內部來看，國務院第66次會議制定促進出口的方針，一年半時間內7次增加出口退稅，實施出口信用保險，擴大出口信貸范圍。

最后，在金融危機發生時，各國貿易量普遍降低，我國總量也降低，但在當地市場所占相對份額上升，占據了有利地形。一旦該國經濟好轉，則更大的市場份額會迅速形成比危機前更大的需求，加速中國出口。

《財經》：這種回升是否具有可持續性？

白明：我認為，中國出口這次復蘇具備有條件的可持續性，還有一定不確定性。世界經濟復蘇基礎仍不牢固，迪拜危機式的隱患宛如定時炸彈，這種定時炸彈還有多少顆，仍屬未知。但我個人認為可持續的幾率較大，但也存在一些不確定性因素。

首先，國家一年多以來采取不少包括退稅在內的刺激出口措施，但稅率空間已釋放殆盡，17%的稅率因為著杠桿已用到盡頭，因此，這種傳統工具的力度已不可能大幅加大。

其次，內需持續好轉，消化了國內的產能。很多廠商在國內需求就能解決問題的情況下，短時間內不愿涉足陰難測的國際市場，出口積極性不高。

另外，去年增長屬于政策性刺激增長，含金量和危機前相比有些不足，如同高考，用少數民族和文藝體育特長加分的學生，雖然暫時和裸分學生一起通過考試，但將來考試加分優惠取消后，就可能捉襟見肘。

最后，國際上對人民幣升值預期早已存在，但在金融危機期間被削弱，危機過后，人民幣升值壓力也會隨之回歸，對出口壓力加大。

《財經》：全世界經歷了一場金融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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