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出口貿易的影響因素(影響我國貿易發展的因素)

商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有將研發中心轉移至中國的趨勢，這樣技術溢出效應是相當明顯的。我們可以利用技術溢出效應，發展高新技術產品。現在國際上新技術發展很快，靠你自己研究出來，恐怕已過期了。

結論：我認為不能人為限制外商投資。當然對高污染一類的項目要限制。吸收外資不僅在資金方面有益處，同時提高了我們的經濟發展水平，促使我國的市場經濟逐步發育成熟。因此，對外商投資應持鼓勵態度，要有一些優惠政策。

我國外貿面臨的任務：實現由外貿大國向外貿強國的轉變

記者：最后一個問題：我國對外貿易今后面臨哪些任務？

李雨時：面臨的主要任務是由外貿大國向外貿強國轉變。貿易強國有幾個標準：

第一，貿易強國首先是經濟強國。這是基本前提。

第二，在國際經濟貿易分工中處于相對較高的地位。從理論上講，有一個“微笑曲線”。這條曲線類似于字母“U”，但更平緩一些，像張嘴微笑時的下嘴唇，所以有此稱謂。“微笑曲線”有兩個高端，一端是自主知識產權和品牌，另一端是營銷渠道。這條曲線最低點在中間，產品的加工、制造處于這一位置。現在我國經濟狀態基本上處于這條曲線的底端，即在經濟與外貿格局中主要是加工制造。而占領兩個高端，則是經濟和外貿強國的標志。

第三，在制訂世界貿易規則中，要有較多的發言權。

第四，產品的附加價值要高。例如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這三國的出口雖然以農牧產品為主，但由于技術含量高，其附加價值也相應較高。

影響貿易條件的因素

一、貿易條件影響因素分析

影響貿易條件的因素有很多，這里只分析影響貿易條件的幾個主要的同時也是比較直觀的因素。

1.進出口商品的需求情況。進出口商品的需求變化通過影響進出口商品的價格從而影響貿易條件。對于某一種商品而言，影響它的需求的因素可能有很多，但我們這里分析的主要是一國總的進出口商品的需求情況。根據宏觀經濟學原理，決定一國進口需求的主要因素是該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決定一國出口商品需求的主要因素是國外的經濟發展水平。傳統的西方經濟學理論認為，對于小國而言，經濟的增長并不會導致貿易條件的變化，而對于大國，在超逆貿易增長的情況下，該國的貿易條件在經濟增長(及出口貿易增長)的同時會不降反升，得到改善，而在其他情況下，該國的貿易條件都會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或者說惡化。

2.進出口商品的市場組織情況。這是通過影響進出口商品的供給情況來影響貿易條件的。當進出口商品的國際市場組織情況發生變化時，如某一種商品的供給廠商減少時，會增加現有廠商的壟斷力量，從而在其他情況不變的情況下，會帶來商品價格上升的可能，從而有帶來貿易條件下降的可能(此時指這種商品對該國而言是進口品)。本文在這里假定進出口商品的市場組織情況處于一種動態的均衡之中。

3.匯率。匯率對貿易條件的影響主要有兩個途徑，一是通過影響進出口商品的成本從而影響進出口商品的價格來影響貿易條件；一是通過影響進出口商品的名義價格而影響貿易條件。但根據宏觀經濟學的知識我們知道，匯率本身是由進出口貿易(和國際資本流動)來決定的，并且匯率的波動從短期來看會影響進出口商品價格，但從長期來看匯率是要回歸的，一國的匯率不可能長期偏離其均衡位置，因此從較長期來看，匯率對貿易條件的影響是近似中性的。同時由于本文所考慮的是中國的情形，而中國目前實行的匯率政策是對美元的盯住匯率制，其實質為一種固定匯率制，所以本文在進行實證分析時不考慮匯率這個影響因素。

4.進出口商品的構成情況。貿易條件惡化論觀點的一個重要依據就是發展中國家主要出口初級產品而發達國家出口工業品，與前幾個因素不同，這個因素改變的不是某個或某些進出口商品的價格，而是進出口商品的種類構成和比例構成。由于決定貿易條件的是出口商品加權平均價格和進口商品的加權平均價格，因此當進口商品或出口商品的構成情況發生變化時，即使各種商品本身的價格不發生變化也會改變進口商品或出口商品的加權平均價格從而改變一國的貿易條件。但在這里我們需要注意的是，進出口商品構成情況的變化只是一國產業結構變化所導致的一個結果而已，也正因為這個原因，本文不直接分析進出口商品的構成對貿易條件的影響，我們轉而分析一國產業結構的變化對貿易條件的影響。、中國貿易條件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

按照上述分析，本文模型中考慮的變量有三個：第一個變量是貿易條件指數M，它是本模型的回歸子。第二個變量是GDP，它是作為模型的回歸元，本文采用的是實際GDP指數。第三個變量是產業結構指數PRO，這個產業結構指數指的是按照國際貿易標準劃分的初級產品和工業品的產量比值。所以本模型是一個三變量回歸模型。

本文選擇的數據是1990年到1999年的數據。這是因為我國的外貿體制改革真正起步是在1988年，此前我國雖然進行了經濟體制改革，但在外貿領域還沒有放開，我國的出口貿易一直是為了滿足國家出口創匯的需要，出口貿易中并沒有按照由成本及市場需求和供給來定價的方式進行，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所計算出來的貿易條件就失去了它本來應該有的經濟含義。

回歸方程為：M=c(1)+c(2)*GDP+c(3)*PRO

根據1990-2000年的數據，使用最小二乘法對模型進行回歸所得的回歸結果為：

M=-0.01017282-0.006137GDP+1.142956PR0

從本模型回歸的結果來看，產業結構對貿易條件具有正效應，當產業結構指數上升一個單位時，貿易條件改善了1.143單位，這種影響當顯著性水平為0.0001時是顯著的；同時，當實際 GDP指數改變(增加)一個單位時，貿易條件將降低(惡化)0.0061單位，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影響在統計上當顯著性水平為0.1時仍是不顯著的。在本文的回歸模型中，回歸的效果較好；R^2也很高，校正的R^2接近0.9，這就說明雖然在理論上影響貿易條件的因素可能有很多，但本模型考慮的兩個解釋變量已經解釋了貿易條件變化的大部分。

從本模型回歸的結果分析來看，在我國的貿易條件的演變中，貿易條件變化的大部分是可以由我國產業結構的變化來解釋，GDP的變化或增長對貿易條件的影響是負面的，但這種影響很小，并且具有不確定性。這一點與根據西方經濟理論從我國作為一個經濟大國得到的結論是相一致的。因為西方經濟理論認為，對于大國而言，經濟增長和貿易條件之間存在著逆向關系，從回歸的結果可以發現，在統計上我國的貿易條件和經濟增長表現出一種負向關系，但這種關系由于各種原因而表現的不顯著，這在某種程度上也證明了我國已經成為一個經濟大國。從本文的回歸結果來看，GDP對貿易條件并沒有很好的解釋能力，在GDP和貿易條件之間也沒有必然的關系。對我國貿易條件變化具有較好的解釋能力的變量是產業結構。這與裴畢及辛格理論強調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趨于惡化的一個主要理由是產品價格變動的不對稱性是一致的。與次級產品相比，在經濟的景氣循環的上升階段，初級產品的價格常常處于膠著狀態，而在景氣循環的下降階段，初級產品的價格卻可能是一瀉千里。換句話說，初級產品的價格較易呈現出漲時不漲或微漲，跌時猛跌的不對稱成長。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更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我國之所以能夠避免出現貿易條件惡化的現象，原因是我國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實現了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三、結論

從實證結果可以發現，經濟的增長和GDP增加的同時不一定會帶來貿易條件的惡化。這個結論對于其它的發展中國家也是成立的。發展中國家出現的貿易條件惡化并不是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必然惡果，它只是由于其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落后于經濟的增長，落后于世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速度。普雷維什從出口的需求彈性角度論述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惡化的必然性是不合理的。從目前的經驗資料來看，并沒有證據表明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慢于發達國家具有必然性。

我國是一個勞動力豐富的發展中大國，無論與發達國家還是與發展中國家相比都有更大的出現貿易條件惡化的可能性。從產業結構的角度考慮，以下幾種情況的出現極有可能會導致我國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出現貿易條件的惡化，因此應加以關注：

(1)我國僅僅是因為勞動力或資本投入的增加而實現經濟的增長。這種情況其實在我國20世紀80年代就曾經發生過，這種情形即使是現在也是我們不能忽視的。在我國存在著大量的閑置勞動力，我國的經濟增長極有可能會出現那種低水平的、純粹由于勞動投入的增加而產生的經濟增長，這種經濟增長由于所增加的勞動力的性質極有可能會導致我國貿易條件的惡化，嚴重時就會出現“不幸的經濟增長”。

(2)世界各國對我國的出口商品的需求收入彈性非常低。由于出口產品的結構原因，我國出口產品的需求收入彈性與發達國家相比明顯偏低，相反，我國進口產品的需求收入彈性卻是比較高的，這種情況給我國的貿易條件帶來了很大的壓力。

(3)國內出口產業競爭的加強。這種情況在我國也曾經發生過。它的表現是由于產業結構長期未能發生變化，從而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各產業面臨的出口壓力增強。20世紀90年代，我國電視機市場當國內市場趨于飽和時，各生產廠家紛紛到國外尋找和開辟市場，結果出現我國的幾個出口廠商在同一個國家展開劇烈的競爭，這種競爭常常就表現為一場價格戰和惡性競爭。

(4)隨著我國加入WTO，國際上對我國貿易自由化的呼聲和壓力在加大，隨著自由貿易的開展，一國的產業安排有可能是完全按照一國在國際經濟中的比較優勢來進行，這就很容易掉入比較優勢的陷阱之中，這種情形同樣不利于我國貿易條件的改善。

在20世紀90年代，我國加速推進工業化的進程，經濟增長由粗放型轉向集約型轉化經濟，改變了以前單純依靠增加投入拉動經濟增長促進出口的狀況，從而避免了貿易條件惡化的出現。就現實的情況看可以發現，大多數國家在經濟增長的同時都會伴隨著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但各國產業結構升級的速度是不同的。在許多發展中國家，比如拉美的許多國家以及中東的一些國家，它們(除少數國家以外)由于產業結構升級的速度相對于它們經濟增長的速度與其它的國家相比要慢得多，從而其結果就導致了普雷維什提到的那種情形，這是一個可以根據本文模型推導出的結果。在我國以后的經濟增長中如果要避免貿易條件惡化的出現，就要求我國政府在促進和維持經濟增長的同時，要采取積極的產業政策，要使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速度快于經濟增長的速度。雖然市場也可以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但一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如果完全靠市場來進行則其速度是非常緩慢的，也是不穩定的，同時比較優勢陷阱的存在也不利于市場發揮促使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作用，這種情形在目前強調市場的作用，懷疑和否定產業政策的效果，主張政府完全的或盡量的退出市場的聲音越來越強烈的時期更加值得我們關注，在這方面日本的產業結構的雁行產業結構理論以及我國近來有學者提出的競爭優勢理論都是值得我國在制定積極的產業政策時考慮的。就產業結構方面而言，目前政府主要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加以考慮：

1.增加教育和科研的投入，對企業的研發給予支持。在教育和科研的投入中，特別是教育費用的投入中要注意調整各項教育支出的比例安排，引導教育結構發生變化。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目前我國的高等教育成績喜人，但職業教育，尤其是高職教育卻遠遠落后，這大大限制了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已經成為我國目前許多企業甚至產業發展所面臨的最大的瓶頸。

2.加速推進城市化，尤其是城鎮化進程，通過逐步實現城鄉一體化實現產業整體布局的演化升級。在城市化的同時還要加大對傳統農業的改造，加大對農業科研的投入。

3.實現并促進區域產業的梯隊承接。這種承接包含兩方面，一方面是在國際市場上，一方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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