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回到明末海外建國的小說(李商隱是哪個朝代的？)

及時行樂等異端學說紛陳，科學巨著與通俗文藝并相爭妍。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都透出一股活潑、開朗、新鮮的時代氣息，顯露出新舊沖突變動的征兆。總之，以農村經濟的新變化為背景，國內外貿易的繁榮，城鎮經濟的發達，商品貨幣流通的拓展，社會行業及其分工的擴大，促進手工業生產的發展及其經營方式的變化，社會經濟走上了以往各個歷史時期都未曾出現過的帶有某種“近代以前的工業化”的歷史進程，從而引發了社會習尚乃至思想文化領域的一系列變化，這就是明嘉靖、萬歷時期社會經濟變遷的主要特征。

到了明天啟與崇禎(1621—1644)年間，明朝統治走向窮途末路。黨爭激烈，宦官魏忠賢專權，加劇了政治上的混亂局面。滿族貴族在東北建立“后金”(后改稱“大清”)政權，并南下爭雄，荷蘭、西班牙殖民者侵占臺灣。為對付內憂外患，明朝統治者消耗了國力，進而向民間殘酷榨取。水、旱、蝗、兵等災猶如雪上加霜，南北農民紛紛揭竿而起。明廷招架無力，節節敗退，最終被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軍所推翻。在大動蕩、大分化與大組合的過程中，新興的滿族貴族戰勝了農民軍，建立了清朝。南明地主勢力和以鄭成功為代表的海上勢力也在抗爭中失敗。社會經濟積累在內亂中消耗殆盡，新舊交替的沖突為一場改朝換代的歷史變故所取代。

從比較世界史的立場來觀察，明初中國封建王朝國力的鼎盛時期正是歐洲“黑暗”的中世紀。西方透露出的資本主義曙光與明中葉以降中國社會新舊交替的沖動幾乎同時。西方的興起，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成功，正是中國的明清之際。西方文明趕上東方文明，中國從先進到滯后，就是在這一時期內發生的。

客觀地說，明代特別是在明代中后期，中國的社會經濟有發展、有遲滯。西方興起所出現的新事物，在明代也有類似表現。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這一運動的‘歷史必然性’明確地限于西歐各國”[1](p430)。明代稀疏存在的資本主義萌芽和其他新因素，盡管沒有顯現出資本主義的發展前途，但卻是一場中國式的“原始工業化”(近代工業化前的工業化)，是傳統體制內的變遷。明代后期，經濟作物的推廣，商品性農業的成長，家庭手工業從為本地市場轉變到為外地以至國外市場提供產品，商人資本向手工業滲透，在生產力進步有限的情形下，商品生產在量上有很大的增長。這就是“原始工業化”的開始。作為“原始工業化”的成果，中國的手工商品在正在形成的世界市場中具有價廉物美的競爭優勢。而大量中國手工商品的輸出，還為西方的興起準備了條件。當時的南中國，確有一股“海洋商業文化”的氣派。

從“西化”的標準來理解中國傳統社會內的“原始工業化”和以后的“近代化”，都是值得商榷的。而且，論者往往夸大明朝統治者海禁政策的阻礙作用。實際上，民間私人海上貿易正是突破統治者厲行的海禁政策發展起來的，而“原始工業化”正好與此同步。有明一代，如果不是從政策制定和實施的角度，而是從社會實際生活的角度看問題，明代后期比明代前期應該是更為開放的。中國人私人出海貿易，外國人私人來華貿易，在明代前期那是不可想象的，但在后期卻已成氣候，屢禁而不止了。直至明亡，鄭成功的海上勢力操中國、日本、東南亞之間海洋貿易的牛耳，收復臺灣與頂住荷蘭等西方殖民者的東進是舉世公認的事實。明朝海禁政策對“原始工業化”的進程有影響，但絕非決定性的因素。

把海洋貿易作為西方興起的決定性因素，從而把資本主義文化概括為“海洋文化”，即使在今天的西方學者看來，也屬偏頗之論。那種把中華傳統文化說成是農業文化，否認其多元性，甚至把中國在近代的落伍歸咎于傳統文化，都是錯誤的。實際上，明代中后期的社會經濟形態，已經向世人展示了一個極富社會經濟多元化色彩的雛形。

那么，明代中葉以后開始的“原始工業化”為什么沒有成功而且迅速退潮呢?從根本上說，這與中國傳統社會多元結構的影響和制約密切相關。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具有既早熟又不成熟的二重特征，它包容多種生態環境、歷史發展背景、經濟文化發展程度等各不相同的民族與區域于一體，互為補充、互為牽制，有其他社會所無法比擬的適應性和彈性。一方面，它可以比較靈活地改變自己的表層結構以適應各種變化；另一方面，又善于抵御各種變化，保持深層結構的不變。這樣，新的社會經濟因素往往成長到一定限度便被化解或吸收，反傳統最終被導向補強、完善傳統[2]。在這一社會結構內進行的“原始工業化”，如果不被中斷的話，本來有可能自行發展為與西歐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截然不同的“近代化”。但明代后期傳統社會結構的化解力相當強大，致使這一過程扭曲，新生事物或很快夭折，或改變發展方向，尤其是明代后期中國存在著嚴重的“制度性”缺失，國家體制和社會制度均不能給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因素提供強有力的保障。反觀同時期的歐洲殖民主義者，他們的海外活動則基本上得到本國政府的肯定與支持，而明末的中國海商集團們，一方面要與外國勢力爭奪東方的海上貿易權益；另一方面，又要抵御來自本國政府的壓迫與追剿。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社會經濟新因素發展的艱難曲折就成了必然的一種趨勢。

從這場“原始工業化”的發展機遇來說，它缺乏社會環境條件的配合。到了明末，明朝統治者超限度的榨取，持續而普遍的特大災害的襲擊，大規模的內戰和動亂，造成社會財富和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破壞。“原始工業化”所必需的環境條件遽然改變，再加上中國傳統政治體制和文化意識的保守堅韌性，無法從社會制度的層面保障新生的社會經濟因素的成長。于是，明代中后期所出現的這場“原始工業化”的發展機遇，不得不在各方面的直接摧殘和間接摧殘之下逐漸喪失。明朝滅亡，鄭成功海上勢力的消失，這一進程也就隨之中斷了。與西方的興起相比較，頗為相似的事情引出了完全不同的結果。明代中后期社會經濟的變遷既透露了中國歷史前進的生機，又給后人留下扼腕嘆息的遺憾。重溫和借鑒這段歷史的經驗教訓，無疑是很有意義的。

明代中后期社會經濟變遷及其新因素發展進程的中斷，固然令人扼腕嘆息，然而我們還不能不樂觀地看到，明代中后期社會經濟的變遷與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與滋長了人們對于中國傳統社會經濟模式的重新審視，尤其是明代中后期社會經濟的變遷發展對于當時思想文化與民間社會習尚所產生的沖擊，已經在中國人的文化意識中培植和滋長了容納多元經濟成分特別是商品經濟與傳統農業經濟相輔相成的價值觀念。我們在研究中國傳統社會特別是明代社會經濟史的時候，往往忽略了對于這一價值觀念的重視。實際上，一種社會價值觀念的形成，往往比起一種社會的經濟生產模式更新，更具有歷史的長遠意義。因為當這種容納多元經濟的價值觀念的存在一旦有了相適應的社會環境與社會制度相為匹配，價值觀念將很快地發揮其潛在的社會功能，為社會經濟的轉型起到極為強勁的推動作用。入清以來，中國的社會環境與社會制度更趨保守，雖然說曾經在清代中期興起一個新的經濟發展高峰，但是從社會經濟的結構格局來觀察，這一時期的社會經濟發展模式并未對明代中后期的經濟發展模式有絲毫突破。因而，清代的社會經濟也必然難于尋找到更為有效的發展途徑，它的逐漸衰敗也是必然的。近代以來，中國歷經苦難，明代中后期所滋長的這種多元經濟的價值觀念，依然無法得到正常的發揮。盡管如此，我們從這數百年來的經濟發展軌跡中還是不難看出，中國人對于多元經濟特別是商品市場經濟的追尋與實踐，從未間斷過。一直到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后，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無論是社會環境，還是制度的保障等方面，都為多元經濟特別是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了越來越有益的條件，中國潛在的容納多元經濟的價值觀念，得以前所未有的釋放。正因如此，我們在探討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演變歷程的時候，千萬不能再度忽視中國傳統文化中所包含的特別是明代中后期滋長起來的多元經濟價值觀念的作用。否則，任何一種經濟政策的推行，如果無法得到社會普遍價值觀念的呼應，那么，這種政策的實施勢必是步履艱難的。

明朝的資料

自明太祖朱元璋開始，明朝便竭力推行加強中央集權的方針和政策，如廢除丞相、創設內閣大學士、改行省為三司、重用廠衛特務等，從而使君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明前期，雖曾爆發“靖難之役”，但政治上強大，并出現了鄭和七下西洋的壯舉。“土木之變”后，國勢由盛轉衰，宦官長期干政。萬歷時，出現張居正改革。明末，內外矛盾激化，明朝被農民戰爭滅亡。

在前代的基礎上，明朝社會經濟獲得極大的發展。農產品商品化擴大，手工業生產水平提高，工藝精湛，商業繁榮，市場活躍，更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

在明代，封建文化極為繁盛。思想界產生了王守仁、李贄等著名人物；小說成就輝煌，《水滸》、《三國演義》及《西游記》等作品名聞于史；湯顯祖、袁宏道及徐渭等文學藝術家領一時風騷；徐光啟、宋應星、李時珍及徐霞客等科學家都做出了杰出的貢獻。當時，還出現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類書——《永樂大典》。

明太祖朱元璋

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字國瑞，明朝的開國皇帝，濠州人。

朱元璋生在一個普通農民的家庭，17歲那年，家鄉流行瘟疫，他的父母及兄長都在這場災難中死去，青年朱元璋只得出家當和尚，以求溫飽。誰知和尚也并不好當，不久后的饑荒使得他不得不離開寺院外出化緣。這次外出可以說對朱元璋的一生影響非常大，不僅鍛煉了他的意志，身體，同時也使他初步接觸了一些反元的思想。

回到家鄉后不久，由小時的玩伴湯和介紹，朱元璋參加了郭子興的紅巾軍。由于他的睿智與勇敢，很快成為了郭子興的心腹，并取了郭子興的義女馬氏為妻。在郭子興部下期間，朱元璋不斷擴大自己的勢力，并掌握了一只真正屬于自己的隊伍，這使得在郭子興死后，朱元璋很輕易地就打敗了郭子興的兒子，取得了對這只隊伍的控制權。 朱元璋并不滿足以得的地盤，他要大占宏圖就要有穩定的根據地，這樣南京（集慶）就走入了他的視線。1356年，朱元璋攻占集慶，并改名應天府，自稱吳國公。同時采納朱升的建議“高筑墻、廣積良、緩稱王”大力發展生產，為今后的更大的戰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接下來他在南京外圍大敗陳友亮，鄱陽湖血戰徹底擊潰比自己強大的陳友亮軍團，消滅浙江的張士誠，沈殺韓林兒，派徐達、常遇春北伐。逐個消滅了各個勢力，1368年，朱元璋在應天稱帝，國號大明。同年將元順帝趕出北京。

建國后，他采取與民安息的政策，減免賦稅，頒布《大明律》穩定社會秩序。同時他廢除丞相，實行六部制，改御史臺為督察院，實行衛所制，使武將與兵權分離，設立錦衣衛，對朝臣和百姓進行監督，這一系列的措施都使皇權得到大大的加強。

朱元璋的屢興大獄在歷史上也留下了重重的一筆，洪武時期的功臣除了耿并文等少數幾個外，其余全部被殺。胡惟庸一案，牽連被殺者達三萬人，朱元璋晚年的藍玉案又牽連了一萬五千人。以至于到了靖難之役南京朝廷竟無將可派，可以說朱元璋的分封外藩和大殺功臣直接導致了靖難之役中建文帝的失敗。 1398年5月，明太祖朱元璋病死于南京，在位31年，終年7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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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惠帝朱允炆

明惠帝朱允炆，明太祖朱元璋的長孫，太子朱標的長子。

洪武二十五年皇太子朱標病逝，朱元璋不得不重新考慮皇位的繼承問題，在此期間，他曾想到了皇四子朱棣，因為朱棣又許多地方都與自己非常相似，但向群臣買粉絲的時候，大臣劉三吾提出，如立皇四子，那么將皇二、三子立于何地？當時朱元璋已經分封了諸王，而且皇二、三、四子分別被封為了秦、晉、燕王，三人的封地都是邊境重鎮，而且手握重兵，一但由于爭儲而出現內訌，后果將非常嚴重。因此朱元璋只得將朱標的次子朱允炆立為皇太孫（朱標長子早逝）。 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病逝，朱允炆正式即位，改明年為建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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