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唐代對外貿易的途徑(唐代的對外貿易事務司設于何時？)

至烏剌國，與海東岸航線合。

從廣州至波斯灣頭的烏剌國約需87天，從東非沿海至烏剌國約需48天。賈耽對當時南海航線記載的詳細和精確程度，都遠遠超出了前代。毫無疑問，只有在海上交通非常發達，得到了詳盡的航海資料的條件下，賈耽才會對東西航線做出如此精審的記載，由此可知，唐代南海交通確實取得了長足的發展。此外，應該引起注意的是，從廣州西行的航線，最遠只記載到烏剌國，而由烏剌國到東非沿海的航程，則是由西而東記述，烏剌國是東西兩條航線的交匯之地，這種情況客觀反映了大食帝國在當時海上交通中的重要地位。

3.《酉陽雜俎》與唐代文獻對非洲的記載

在古代中國，非洲是人們已知的西方的終點。一般認為，在唐代之前，中國人已經通過各種途徑對非洲有了一定的認識和了解。賈耽在廣州通海夷道中，明確記述了由非洲東海岸向西北通往波斯灣的航線。杜佑在《通典》中記述唐代大秦國的情況時，附錄了杜環《經行記》中有關大秦的記載，并記錄了女國與摩鄰兩個國家。共中“摩鄰”的內容尤其受到學界高度重視。據記載，摩鄰國：“在秋薩羅國西南，渡太[大]磧，行二千里至其國。其人黑，其俗獷。少米麥，無草木，馬食干魚，人餐鶻莽。鶻莽即波斯棗也。瘴癘特甚諸國。”[33]“鶻莽”是中古波斯語gurman的譯音，指棗椰樹[34]。摩鄰具體指哪個國家，分歧尚多[35]。但是綜合杜環記載的方位、膚色、風俗、物產等各方面的情況來看，摩鄰是當時非洲大陸的某個古代國家則是沒有疑問的。

除了賈耽、杜環的著作之外，唐代對非洲最詳盡的記載當屬段成式《酉陽雜俎》。

8 海路交通與唐朝對外文化交流的鼎盛

段成式（803-863年），字柯古，出生在世代官宦之家。父文昌，事穆、敬、文三朝（821-840年），出將入相20年，母親是憲宗朝宰相武元衡之女。段成式不僅家庭庋藏豐富，而且在任秘書省校書郎期間，廣泛閱讀了朝廷官方收藏的圖書，“秘閣書籍，披閱皆遍”，特殊的家庭環境和生活經歷使他接觸了大量常人無從見到的奇篇秘籍，并在此基礎上撰寫了以“奇詭譎怪”著稱的《酉陽雜俎》[36]。

段成式在《酉陽雜俎》中記載的非洲國家主要有孝億國（Siut，埃及南部）、仍建國（Utica，北非突尼斯沿海古城）、悉怛國（不詳，或指Sudan）、怛干國（Dakhel Oasis，撒哈剌沙漠中的沙島）勿斯離國（Misr，埃及）等國[37]，其中以撥拔力的記載最稱完備：

撥拔力國，在西南海中，不食五谷，食肉而已。常針牛畜脈，取血和乳生食 。無衣服，唯腰下用羊皮掩之。其婦人潔白端正，國人自掠賣與外國商人，其價數倍。土地唯有象牙及阿末香，波斯商人欲入此國，團集數千，賚彩布，沒老幼共刺血立誓，乃市其物。自古不屬外國，戰用象牙排、野牛角為槊，衣甲弓矢之器。步兵二十萬，大食頻討襲之[38]。

一般認為，“西南海”就是東非沿海之亞丁灣，而撥拔力就是見于《諸蕃志》記載的“弼琶羅”，相當于現代索馬里的柏培拉（Berbera）港。但也有人持異議，指出弼琶羅與撥拔力對音相近，但在風俗、物產等方面差異顯著， 不應同屬一地，認為從段成式記載的生活習俗和服飾而言，應該是指今東非肯尼亞和坦桑尼亞帶游牧的馬賽族人（Masai）[39]。無論以哪一說為準，從本段記載可知，最晚至9世紀上半葉，唐朝人已經對東非沿海某地的風俗、物產及其與大食的關系有了比較詳細的了解。

段成式對非洲諸國的記錄不僅遠遠超出了前代，而且在數量和內容上都大大多于現存的唐代官方載籍的記錄。即便考慮到段成式可以接觸到許多奇篇秘籍的因素在內，前代或唐代前期也并沒有多少有關非洲的現成文獻資料供他利用，《酉陽雜俎》有關東非沿海地區的記載，很可能來源于他親自對來唐的客使或商人的查訪。段成式雖然以博聞強記知名于世，但他是一個具有強烈時代感的學者，并不滿足于對前代文獻的爬梳，調查采訪是《酉陽雜俎》的一個重要的資料來源。以卷十一“廣知”為例，本卷總共記載了44事，涉及到的調查對象有僧那照、道士郭采真、王山人、山人張盈、李洪山人、秀才顧非熊、僧廣升等7人[40]。可知在奇篇秘籍之外，博采異聞是《酉陽雜俎》的一大特色。

唐代對外貿易重心從陸路轉移到海路的原因是什么

一種傳統觀點認為，唐后期對外貿易重心之所以發生轉移，主要是由于公元751年的怛邏斯之戰，唐朝軍隊戰敗，“中國國勢遂絕跡于西方”。另有學者認為貿易重心變遷主要是緣于“安史之亂”后唐朝社會情況的變化。這兩種觀點均有其合理成份，是從不同角度對貿易重心轉移的原因進行的闡釋，但均未能揭示貿易重心變遷的根本動因。

另外一種觀點認為，唐后期中國對外貿易重心南移的根本原因在于生產力的發展。中國早期對外貿易重心之所以位于黃河流域及河西地區，是與這一時期落后的生產力水平相一致的。一方面，受低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制約，經濟開發的區域范圍較小。唐以前，南方地區經濟開發程度較低，除江東外，大部分地區尚是未開發的處女地。而同期黃河流域開發程度已經較高，從而成為全國經濟重心。這里不僅有相對發達的農業，而且手工業特別是絲織業在漢代時期生產規模已頗為可觀，生產的產品品種豐富、質地精良，為對外貿易的開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早期人類征服海洋能力低下，海路運輸方式的風險巨大，從而經由西北的絲綢之路成為中國對外貿易最佳的通道。同時早期中外貿易的商品主要是奢侈品，如中國輸出的商品以絲綢為主，進口商品則大多是珠寶、象牙等奇珍異物。這類商品通常體積小、重量輕，便于攜帶，能夠適應西北沙漠以駱駝為主要交通工具的運輸條件。絲綢之路沿線的黃河流域和河西地區從而具有了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在中國對外貿易史上領風騷上千年。

據圖概括唐代和宋代對外貿易的相同點

唐宋對外貿易的特點：

①以海路為主；

②貿易中心主要在南方；

③外商來華貿易空前增多；

④創建了一套外貿管理制度，如市舶司等。

原因：

①南方地區農業手工業的迅速發展；

②海運貿易的發展和南方發達的水運；

③封建王朝的外商優待政策，招徠商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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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對外貿易事務司設于何時？

唐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強大鼎盛的朝代，對外貿易空前繁榮。唐政府為了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設立了專門負責管理各項對外貿易事務的機構——市舶司。市舶司的設立不僅對唐代社會經濟及對外貿易起著積極的促進作用，而且對后世產生深遠的影響。有關市舶司的設立時間成為歷代學者們爭論的焦點，時至今日還沒有一個完美的答案。自魏.晉南北朝以來，由于連年戰亂，陸路交通要道多被外族所阻，再者陸路交通運量少而費用高，水路交通開始發展起來。僧人法顯從陸路去天竺取經，正是基于廣州對外貿易的興盛，唐開元二年（公元714年），唐政府在廣州設立市舶使，：‘唐置市舶使于廣州，以招徠海中蕃舶”，掌管對外貿易，開創了我國歷史上長達千余年的市舶制度。其后隨著對外貿易的繁榮，唐政府又在泉州及杭州設立了市舶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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