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唐朝海外貿易路線圖(對比西漢、唐朝、南宋、和元朝對外交往路線圖,結合所學知識概括各朝對外交往)

煬帝派遣眾多使臣出使異域，大業三年（607年），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人應朝廷征募，航海出使赤土國(在今馬來半島)，大業六年（610年），經交阯返回。常駿一行到達赤土國界時，國王利富多塞遣使以船舶30艘迎接隋使，歸來時，又遣王子那邪迦隨貢方物，隋朝使節赍物五千段贈與赤土王，而赤土國也向隋朝貢獻金芙蓉冠、龍腦香，“以鑄金為金羅葉，隱起成文以為表，金函封之”[19]。在增進雙方了解的同時，加強了物質文化的交流。根據常駿等人的行程寫成的《赤土國記》(二卷)雖然久已散佚[20]，但是在《隋書·南蠻傳》赤土國部分摘錄了其中部分內容，豐富了當時和后世關于南海歷史、交通的知識。

古代載籍對民間海上交通記述很少，與東晉一樣，對唐代海上交通狀況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賴于佛教僧眾西行求法的記載。從這些記載中可知，唐代海上交通得到了極大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對唐朝前期海陸交通的了解，主要是從僧人義凈撰寫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中得知的。

5 海路交通與唐朝對外文化交流的鼎盛

西行求法，在唐代西行者中占有較大的比重，從他們選擇的路線可以反映唐代對外交通的一般面貌。義凈在室利佛室期間，撰寫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下稱《求法傳》)和《南海寄歸內法傳》兩部直接反映唐代對外交往的重要著作，尤其是《求法傳》，傳主都是義凈親見、親聞的赴西域取經求法的僧徒，為了解和分析當時的對外交通提供了寶貴資料。

《求法傳》收錄了從太宗貞觀十五年(641年)到武后天授二年(691年)50年間33批56人次前往南海和印度游歷、求法的經歷[25]，其中路線不明者4批4人[26]；經由陸路前往印度者12批18人[27]；經海路赴印度者為21批34人[28]。由海路西行的次數與陸路的比率為2.3:1，而人數之比也為1.9:1，可知在7世紀下半葉，在陸路對外交往充分發展的同時，海路交通也十分繁榮，并且已顯露出取代陸路地位的趨勢。

2.賈耽與廣州通南海道

唐朝聲威遠播于海外，北宋時代，東南海外在與宋朝交往中，將宋政權控制下的中國地區稱為“唐”，引起了宋朝君臣的不快。宋人朱彧記述了這件事，他說：“漢威令行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國為漢；唐威令行于東南，故蠻夷呼中國為唐。崇寧間(1102-1106年)，臣僚上言‘外國指中國為唐、漢，形于文書，乞并改為宋。謂如用唐裝、漢法之類。’詔從之。余竊謂未宜，不若改作‘華’字，八荒之內，莫不臣妾，特有華夷之異爾。”[29]北宋臣僚要以“宋”取代“唐”或“漢”字，而朱彧認為應該改稱較為抽象的“華”字，取代具體的朝代名稱。怎樣稱呼為宜，姑置不論。從這段記載中可知，由于唐朝東南海上交通的發展，在海外諸國中，“唐”在北宋就已成為“中國”的代稱，確是不爭的事實。唐朝在海上對外交往歷史中的重要作用，于此可見。

唐代海上交通的發展，不僅表現在取道海路前往西方的人數眾多，而且表現在航海路線的增多和直航能力的增強。德宗朝宰相賈耽曾任鴻臚卿，主持外交事宜，“好地理學，凡四夷之使及四夷還者，必與之從容，訊其山川土地之終始。是以九州之夷險，百蠻之土俗，區分指畫，備究源流。”[30]先后撰寫了《皇華四達記》10卷、《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40卷、《關中隴右山南九州別錄》6卷、《貞元十道錄》10卷、《吐蕃黃河錄》4卷等許多重要的地理學著作和《地圖》10卷[31]，集中代表了當時地理科學的水平，也全面總結和反映了當時海路交通的狀況。

6 海路交通與唐朝對外文化交流的鼎盛

賈耽的著作多佚，有關道路的記載是從《新唐書·地理志》的引文中得知的。賈耽記述了當時由唐朝境內四出的7條道路，其中營州入安東道、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中受降城入回鶻道、安西入西域道、安南通天竺道等5條道路是唐朝聯接外界的陸路通道，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與廣州通海夷道是反映了唐朝海上交通的最重要的資料。這里根據賈耽敘述的順序，略述“廣州通海夷道”的行程，以了解唐朝與南海交通的一般狀況。

賈耽記載的航線大體可分為四段：廣州至馬六甲海峽為一段；馬六甲海峽至斯里蘭卡為一段；由印度半島西部沿海西北行，至波斯灣頭為一段；從東非沿海北溯至波斯灣頭為一段。

由廣州東南海行，200里至屯門山，鼓帆而西，二日至九州石(七州列島)，又南二日至象石(大洲島)，西南行三日至占不勞山(越南占婆島)，南二日至陵山；又一日行，至門毒國(在越南歸仁)，又一日行，至古笪國(在越南芽莊)；又半日行，至奔陀浪國(越南藩朗)；又兩日行，至軍突弄山(越南昆侖島)；又五日行，至海峽(馬六甲海峽)。

海峽北為羅越國(馬來半島南部)，南為佛逝國(蘇門答臘島)；自佛逝國東水行四五日，至訶陵國(爪哇島)，西出峽，三日至葛葛僧只國(位于伯勞威斯群島)，又四五日行，至勝鄧州(日里附近)；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國(巴魯斯)；又六日行，至婆國伽藍洲(尼科巴群島)又北四日行，至師子國(斯里蘭卡)。

由師子國西四日行，至沒來國(印度奎隆)，又經西北十余小國，至婆羅門西境；西北二日行，至拔?國(印度納巴河口布羅奇附近)；又十日行，經小國五，至提?國(印度河口巴基斯坦卡拉奇附近提勃爾)。自提?國西行二十日，經小國十余，至提羅盧和國(波斯灣頭伊朗阿巴丹附近)，又西一日行，至烏剌國(波斯灣頭之奧布蘭)，自此乘小舟溯弗利剌河(幼發拉底河)，二日至末羅國(伊拉克巴士拉附近)；西北陸行千里，即可至大食國都城報達(巴格達)。

在唐朝人的心目中，印度半島西岸迤邐西北行至波斯灣東岸一線為“海東岸”，而

7 海路交通與唐朝對外文化交流的鼎盛

自非洲大陸東岸東北至波斯灣的沿海地區則為“海西岸”。以上從沒來國至烏剌國，為“海東岸”的航線，賈耽還專門記述了“海西岸”的航線。據載，海西岸之最南為三蘭國(東非沿海某地)[32]，自三蘭國正北二十日行，經小國十余，至設國(南也門之席赫爾)，又十日行，經小國六七，至薩伊瞿和竭國(阿曼之卡拉特)，又西六七日行，經小國六七，至沒巽國(阿曼北部蘇哈爾港)，又西北十日行，經小國十余，至拔離訶磨難國(波斯灣西岸之巴林島)，又一日行，至烏剌國，與海東岸航線合。

從廣州至波斯灣頭的烏剌國約需87天，從東非沿海至烏剌國約需48天。賈耽對當時南海航線記載的詳細和精確程度，都遠遠超出了前代。毫無疑問，只有在海上交通非常發達，得到了詳盡的航海資料的條件下，賈耽才會對東西航線做出如此精審的記載，由此可知，唐代南海交通確實取得了長足的發展。此外，應該引起注意的是，從廣州西行的航線，最遠只記載到烏剌國，而由烏剌國到東非沿海的航程，則是由西而東記述，烏剌國是東西兩條航線的交匯之地，這種情況客觀反映了大食帝國在當時海上交通中的重要地位。

3.《酉陽雜俎》與唐代文獻對非洲的記載

在古代中國，非洲是人們已知的西方的終點。一般認為，在唐代之前，中國人已經通過各種途徑對非洲有了一定的認識和了解。賈耽在廣州通海夷道中，明確記述了由非洲東海岸向西北通往波斯灣的航線。杜佑在《通典》中記述唐代大秦國的情況時，附錄了杜環《經行記》中有關大秦的記載，并記錄了女國與摩鄰兩個國家。共中“摩鄰”的內容尤其受到學界高度重視。據記載，摩鄰國：“在秋薩羅國西南，渡太[大]磧，行二千里至其國。其人黑，其俗獷。少米麥，無草木，馬食干魚，人餐鶻莽。鶻莽即波斯棗也。瘴癘特甚諸國。”[33]“鶻莽”是中古波斯語gurman的譯音，指棗椰樹[34]。摩鄰具體指哪個國家，分歧尚多[35]。但是綜合杜環記載的方位、膚色、風俗、物產等各方面的情況來看，摩鄰是當時非洲大陸的某個古代國家則是沒有疑問的。

除了賈耽、杜環的著作之外，唐代對非洲最詳盡的記載當屬段成式《酉陽雜俎》。

8 海路交通與唐朝對外文化交流的鼎盛

段成式（803-863年），字柯古，出生在世代官宦之家。父文昌，事穆、敬、文三朝（821-840年），出將入相20年，母親是憲宗朝宰相武元衡之女。段成式不僅家庭庋藏豐富，而且在任秘書省校書郎期間，廣泛閱讀了朝廷官方收藏的圖書，“秘閣書籍，披閱皆遍”，特殊的家庭環境和生活經歷使他接觸了大量常人無從見到的奇篇秘籍，并在此基礎上撰寫了以“奇詭譎怪”著稱的《酉陽雜俎》[36]。

段成式在《酉陽雜俎》中記載的非洲國家主要有孝億國（Siut，埃及南部）、仍建國（Utica，北非突尼斯沿海古城）、悉怛國（不詳，或指Sudan）、怛干國（Dakhel Oasis，撒哈剌沙漠中的沙島）勿斯離國（Misr，埃及）等國[37]，其中以撥拔力的記載最稱完備：

撥拔力國，在西南海中，不食五谷，食肉而已。常針牛畜脈，取血和乳生食 。無衣服，唯腰下用羊皮掩之。其婦人潔白端正，國人自掠賣與外國商人，其價數倍。土地唯有象牙及阿末香，波斯商人欲入此國，團集數千，賚彩布，沒老幼共刺血立誓，乃市其物。自古不屬外國，戰用象牙排、野牛角為槊，衣甲弓矢之器。步兵二十萬，大食頻討襲之[38]。

一般認為，“西南海”就是東非沿海之亞丁灣，而撥拔力就是見于《諸蕃志》記載的“弼琶羅”，相當于現代索馬里的柏培拉（Berbera）港。但也有人持異議，指出弼琶羅與撥拔力對音相近，但在風俗、物產等方面差異顯著， 不應同屬一地，認為從段成式記載的生活習俗和服飾而言，應該是指今東非肯尼亞和坦桑尼亞帶游牧的馬賽族人（Masai）[39]。無論以哪一說為準，從本段記載可知，最晚至9世紀上半葉，唐朝人已經對東非沿海某地的風俗、物產及其與大食的關系有了比較詳細的了解。

段成式對非洲諸國的記錄不僅遠遠超出了前代，而且在數量和內容上都大大多于現存的唐代官方載籍的記錄。即便考慮到段成式可以接觸到許多奇篇秘籍的因素在內，前代或唐代前期也并沒有多少有關非洲的現成文獻資料供他利用，《酉陽雜俎》有關東非沿海地區的記載，很可能來源于他親自對來唐的客使或商人的查訪。段成式雖然以博聞強記知名于世，但他是一個具有強烈時代感的學者，并不滿足于對前代文獻的爬梳，調查采訪是《酉陽雜俎》的一個重要的資料來源。以卷十一“廣知”為例，本卷總共記載了44事，涉及到的調查對象有僧那照、道士郭采真、王山人、山人張盈、李洪山人、秀才顧非熊、僧廣升等7人[40]。可知在奇篇秘籍之外，博采異聞是《酉陽雜俎》的一大特色。

唐宋時期的對外貿易

唐宋之際是中國古代對外貿易發生重大變化的時期。這一時期對外貿易重心、貿易制度、商品結構、貿易規模、貿易商人、航海技術等諸多方面的變化都具有承前啟后的重要意義。而且中國對外貿易的這些變化具有深刻的國際影響,為貿易沿線國家和地區,特別是東南亞地區政治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動力,推動了南海貿易體系的形成和發展。立足于唐宋對外貿易的考察,上溯可以看到西北陸路貿易與東南海路貿易并行發展和興替變換的過程,下瞰可以認識直到19世紀前后依然運行的南海貿易體系或亞洲經濟圈的形成和發展的過程

一對外貿易重心的轉移：西北陸路貿易到東南海上貿易1.漢唐絲路貿易的發展不論是陸上,還是海上,中國史籍有明確記載的對外貿易都是從漢武帝時代開始的。漢書西域傳稱西域以孝武時始通,不僅西漢政府與西域的交往自張騫出使后才開始,內地與西域的貿易也自此才開始大規模地展開。在此以前,中國的商品已經傳到身毒和大夏,張騫在大夏見到邛竹杖和蜀布,被告知是大夏的商人前往身毒國買得。那是通過蜀地與印度之間的商路販運的。西域各國直通長安的商路尚未建立。但是西域諸國聽聞漢朝大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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