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國家級外貿轉型升級基地申報成功(江西贛州家具基地躋身國家外貿轉型升級示范基地)

2021年11月，國務院印發了《關于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文件明確提出，推動北京綠色交易所在承擔全國自愿減排等碳交易中心功能的基礎上，升級為面向全球的國家級綠色交易所，建設綠色金融和可持續金融中心。

北京綠色交易所董事長王乃祥對北京商報記者表示，綠色交易所于9月27日正式入駐北京城市副中心。作為國家備案的首批中國自愿減排交易機構、市政府指定的北京市碳排放權試點交易平臺，及北京建設低碳城市的綠色公共服務平臺，成立14年來，綠色交易所已經發展成為國內最具影響力的綜合性環境權益交易平臺之一。

“綠色金融是北京‘兩區’建設的重要內容，北京綠色交易所也在積極地服務‘兩區’建設，北京綠色交易所通過環境權益交易、綠色公共服務、低碳發展服務和綠色金融服務，發揮核心優勢，支持首都低碳城市建設。”王乃祥說。

據了解，在綠色金融服務方面，綠色交易所牽頭起草的《環境權益融資工具》標準和參與起草的《金融機構環境信息披露指南》標準、《碳金融產品》標準均已正式發布實施；同時，綠色交易所正在主管部門的指導支持下推進北京綠色項目庫和企業碳賬戶、環境信息披露平臺等基礎設施建設。

下一步，綠色交易所將積極推進全國CCER交易中心和綠色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強化在碳量化、碳定價和碳金融等方面的核心優勢，努力拓展綠色金融信息服務、綠色債務融資市場服務和綠色金融跨境交易等創新業務，服務支撐“兩區”和北京綠色金融國際中心建設。

首創多模式力推跨境貿易便利

北京市海關副關長孫銘輝介紹，北京海關將優化營商環境與“兩區”建設相結合，打造“世界一流、國內領先”的跨境貿易營商環境。兩年來，北京海關持續鞏固壓縮整體通關時間成效，推廣“兩步申報”“提前申報”，配套實施匯總征稅、主動披露等政策措施，為企業提供多元化通關選擇。2022年8月，北京關區進出口整體通關時間為25.14小時、0.61小時，均處于歷史最佳水平區間。

北京海關圍繞綜合保稅區、“雙機場+雙臨空區”等重點平臺，加強政策供給，支持天竺綜合保稅區打造文化貿易先行區、服務貿易特色區、空港保稅標桿區。

據了解，北京海關首創“以保稅物流供應鏈為單元”的航材保稅監管模式，航材利用率提高40%以上；首創智能化“庫門監管”“庫位監管”保稅監管模式，企業整體倉儲物流成本降低20%以上。創新文物入區鑒定，允許美術品一次審批多次使用；完成全國首單保稅展示交易關稅保證保險；創新打造全國首個“保稅+特殊物品集中查驗”新平臺，帶動新增上游公司、機構客戶6家，輻射帶動下游科研、制藥等公司20余家，聚集效應初顯。

順義區副區長李向英介紹，天竺綜保區藝術品和醫藥進口規模分別占全國的1/3和1/5，疫苗進口占全國的95%，“北京天竺綜合保稅區跨境貿易便利化標準化試點”國家級項目爭創成功，還獲批國家外貿轉型升級基地。

北京商報記者方彬楠實習記者袁澤睿

圍繞中國航空經濟之都“是什么、建什么、怎么建”,提出實效性建議？

1、將提高勞動生產率最為中國發展戰略

在經濟發展上，經濟發展不能總靠在消費、投資和出口三個方面進行宏觀平衡，而是要提高勞動生產率，因為筆者提出將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上升到國家戰略，目前自動化技術是提高勞動生存率最有效的方法。

2、完善“福利社會”和“低生存成本型社會”雙輪驅動的保障模式

3、建立“國家戰略委員會”

人類社會發展的經驗已經表明，任何一個經濟體的成功崛起、任何一項重大技術的研究應用、任何一項重大工程項目的完成都脫離不了國家的力量、古代是這樣，現代是這樣；資本主義社會是這樣，社會主義是這樣；發達國家是這樣，發展中國家也是這樣。筆者主張成立一些高級委員會，負責中國戰略政策的實施，筆者認為這些委員會的主任應該由一些德高望重的退休老干部擔任，退休老干部可以利用自己的威望、能力和人脈關系為這些項目的執行提供保證，效果比一些具體部門來執行效果更好。這個委員會應該比國家部委要高一個級別，因為他很多方面需要國家各部委的配合。這些項目設立的越細、越具體才好。國家戰略委員會解決的是戰略與執行脫鉤的問題，解決的是智庫與政府脫鉤的問題，中國的官方智庫大多是執行層面的智庫，而非戰略方面的智庫。誰都知道戰略的制定與實行非常的重要，其實有建立一些負責執行國家戰略的機構也很重要。

4、加強行業組織的行業管理職能

針對不道德商業行為的監管，筆者認為中國在認識上還存在誤區，總是認為中國現在已經實行了市場經濟，只要不違法的事情都可以做，但是法律一般都是滯后的，也是存在漏洞的；其次，執法難，導致很多受害者不能獲得賠償，因此完全依靠立法對其進行打擊是不現實的。筆者認為政府應該讓一些行業商協會擔當起行業管理的任務。因為政府的精力是有限的，政府在治理商業不道德行為的同時，往往存在著不夠專業的現象，政府對經濟生活中的具體現象不是很了解，如果政府能夠賦予一些行業商協會一定的公權力，就可以基本做到“事事有人管”。如同他們沒有管好，政府和公眾就可以直接向他們問責。現在中國各行各業都有自己的行業組織，但這些組織其并不具備對行業管理及規范的職能，這些組織的潛力也沒有完全發揮出來。 現在的問題在于并不是行業內的所有企業都加入了行業商協會，行業商協會的規則只對會員有效，而對非會員無效。即使是對會員也是呼吁呼吁，而并非強制執行，因此很多東西都是形同虛設。如果這些組織能夠在政府及法律授權范圍內擁有對行業管理的“公權力”，那么這些單位就可以對違背商業道德的行為直接進行處理，這樣中國也就不會存在那么多“沒人管”的事情，或是“管不住”的事情，。當然行業商協會也是在國家法律和上級主管部門的管理下運作的，以筆者看來這應該是可行的。

5、制定《反投機法》

對于金融資本主義時代的管理問題，筆者提出將反投機看做經濟管理的重點，中國可以考慮制度《反投機法》，像保護知識產權和反壟斷那樣反投機。 最起碼也要嚴禁在住房及食品領域的投機行為。反投機在技術上已經不存在問題，關鍵是認識上不到位，其實現在只要政府明確地表明一個態度，比如反對在住房及食品領域的投機行為，然后通過媒體進行宣傳，我們應該相信廣大的投機客還是會聽政府的話的，還是會與國家政策保持一致的。

6、從打擊新五蠹的角度縮小貧富差距

針對中國的貧富分化問題，筆者將職業投機者、企業和政府里的貪污受賄者、非法及不道德的商業行為、黑社會、色情業歸為“新五蠹”，他們導致中國財富發生非正常轉移，中國縮小貧富分化應該從打擊“新五蠹入手”。 當前中國的貧富分化如此之嚴重，其核心原因不是中國人的勤奮程度不同，也不是因為社會分工的不同造成了收入的差距，不是所謂的城鄉二元結構，也不是壟斷企業與民營企業職工的收入差距，因為只要收入來源于工薪收入、勞動收入，從根本上來講即使有差距，也不可能差的太離譜，筆者認為中國貧富分化最大的原因在于中國社會存在著巨大的財富非正常轉移，這是導致中國貧富分化的主要原因，這才是中國最應該警惕并進行徹底治理的。 這些人的行為有的是非法，有的是合法但不道德，但相同的是他們對社會都造成了極大的危害和巨大的財富轉移，其他方面的收入差距不過幾倍的差距，而新五蠹造成的收入差距則是幾百倍，幾千倍的收入差距，是中國貧富分化的跟源所在。

7、住房 “按面積”進行保障

針對房地產問題，筆者主張將住房保障由“按收入”進行保障轉變為“按面積”進行保障。中國現在的住房政策基本上都是以居民收入為標準制定的，這存在著太大的不公平性，現在中國居民收入嚴重的不透明，且具有不確定性，因此按收入來制定住房政策，執行起來非常的困難，也會出現非常多的問題，中國現在的經濟適用房出現了那么多的問題，都是這種按收入制定住房政策惹的禍。筆者主張以居住面積來劃分政府與市場，意即在一定面積內政府向民眾免費提供住房，而超出這個規定面積的話，則由政府或民眾共同承擔，或是民眾自己承擔。

8、將“民間疾苦教育”納入官員教育的范圍

民生艱難不能只靠領導體驗，武漢市長阮成發在乘渡船時才發現，武漢的渡船還是幾十年前的渡船，漏風，市民在里面很冷；河南的省委書記盧展工親自找了一次工作才感到大齡人群就業困難，但民生問題千頭萬緒，怎么能只靠領導體驗才能引起重視。為了彌補形象工程造成的信譽損失，現在很多城市都喜歡搞“十大民心工程”，但這些工程大部分是大工程，而關系到民生問題的很多只是小問題，不夠資格成為“民心工程”，這些事情怎么辦？ “三講教育”、 “保持黨員先進性教育”、“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教育”等，但這些教育都是政治教育，筆者主張將民間疾苦教育業應該納入對黨員干部教育的范圍。

9、設立中國慈善日 加強社會互助

在中國，2007年以前中國的慈善捐款約占中國GDP的0.1%左右，2008年汶川大地震其捐款總額也才600億元左右，而2010年的西方五省大旱災中國的捐款總額也才100億元左右。在美國每年慈善捐款要占到GDP總額的9%左右，而在中國2008年最多也就占到GDP的3%左右。慈善捐款是社會互助一個非常大的資金來源，中國每年的教育投入也才占到GDP的3%，中國每年的軍事投入也只有GDP的5%。如果中國每年的慈善捐款總額能夠達到GDP的3%左右，那么這將是與中國的教育投入相當的一大筆資金，這對于社會救助將起到非常顯著的效果。如果能夠設立中國慈善日，以全社會的力量來辦這件事，那將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

10、抵制哈耶克學派、反思貨幣學派、科學運用凱恩斯學派、適當運用供給學派、引入福利學派

哈耶克主義即是大家所熟知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自從馬克思經濟學在中國退潮之后，哈耶克主義就成為了中國的主流經濟學思想，但是哈耶克主義從本質上是反福利、反人權、反民主的，當前中國在社會保障和人權保障方面出了那么多的問題，其本質并非因為政府的強大，而是因為哈耶克主義的過度應用，中國要想走入文明社會，就必須放棄已經流行了20多年的哈耶克主義。

貨幣學派在美國和日本都相繼遭到了失敗，這是一個最需要進行反思的學派，筆者認為中國應該保持適度較高的貨幣利率，同時保持適度寬松的貨幣數量，因為流動性過剩的本質“不是貨幣過多，而是貨幣過于便宜”，而僅僅是適度較高的銀行利率也并不會吸引海外熱錢。

凱恩斯主義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凱恩斯會會遭到不合理的應用，在美國的“戰爭凱恩斯主義”對凱恩斯主義最野蠻的應用,而這是美國滯漲的根源，總需求不足是經濟始終面臨的現象，中國應該從“福利凱恩斯主義”入手，提高中下層民眾的消費，而福利學派也應該成為中國學者的研究對象，中國不能再回避福利學派的存在了。對于經濟危機的處理，凱恩斯主義的運用，即使出現一些誤差也沒什么問題。對于凱恩斯主義所產生的誤差，筆者建議用供給學派進行修正，但供給學派也不能生搬硬套，也要分開來看，供給學派對經濟病癥的診斷是正確的，但是其藥方已經被驗證是錯誤的，比如其“減稅”政策的結果是國窮和民窮，而只便宜了一小部分富人階層。

西方經濟學雖然已經經歷了幾百年的發展，但仍然學派林立，互相矛盾，遠沒有達到科學，中國不能迷信和照搬任何一個學派，而是應該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靈活運用各個學派。筆者的總體主張就是“抵制哈耶克學派、反思貨幣學派、科學運用凱恩斯學派、適當運用供給學派、引入福利學派”。

深圳珠寶——由“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

羅湖區人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