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國家能源集團海外投資(海外投資為何傾向發展中國家)

3 英屬維爾京群島 104.77 13 蒙古 8.96

4 澳大利亞 33.55 14 韓國 8.5

5 新加坡 33.35 15 德國 8.45

6 南非 30.48 16 英國 8.38

7 美國 23.9 17 尼日利亞 7.96

8 俄羅斯聯邦 18.38 18 贊比亞 6.51

9 中國澳門 15.61 19 沙特阿拉伯 6.21

10 哈薩克斯坦 14.02 20 印度尼西亞 5.43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2008年度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從表4情況可見，中國對外投資覆蓋的國家和地區雖然在不斷增加，但總體上呈現出兩個趨勢：一是集中于避稅地和有歷史地理淵源的地區；二是向發達國家直接投資多于向發展中國家投資。

中國香港地區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最為主要的目的地，占全部對外投資存量的63%；開曼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屬于典型的國際避稅港，吸納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近20%，合計超過80%以上。除去前三位特殊政策的國家（地區）和中國澳門以外，其余16個國家中有7個發達國家，9個發展中國家。但從投資總額存量看，投向發達國家的投資占總額的57%，發展中國家占43%，而且發展中國家高度集中于周邊國家和非洲等資源型國家。

（三）制造業投資與并購迅速發展，投資的產業結構走向高級化

在產業分布上，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集中于制造業、批發零售業、服務業、采礦業和建筑業。截至2008年末，制造業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份額最大，為31.3%，上述五大行業共占78.5%。

在制造業中，又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成熟產業技術適用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對外投資，這些投資大多投向其他發展中國家，著眼于相對優勢的利用和過剩產能轉移；另一種情況是技術知識密集型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投資并購，雖然起點低，但發展較快。其中，一些國內行業龍頭企業的海外投資和并購往往投向發達國家，以知識、技術密集型為主，如信息技術、生物技術、電子通信、新材料等高新技術產業，而國內企業并購發達國家的企業也往往是為了獲得對方的技術、知識、品牌、專利、設備、人才等有形和無形資產，通過并購建立核心競爭力。這類投資均屬于產業高級化的投資。近年來發生的許多海外投資并購案例都屬于這類投資，如過去幾年有名的TCL先后收購德國施耐德、法國湯姆遜的彩電部門和阿爾卡特的手機部門，京東方收購韓國現代集團TFT-LCD業務，聯想收購IBM PC部門，上汽集團并購韓國雙龍汽車，海爾收購美國美克電器，以及金融危機以來發生的騰中重工收購悍馬，廣州企業收購法國皮爾·卡丹，北汽收購薩博，吉利收購沃爾沃等。

（四）對外投資動因呈現出多元化趨勢，對傳統投資理論提出挑戰

經典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不支持發展中國家的大規模對外投資，而發展中國家跨國投資理論則強調相對優勢利用以及學習型投資。但是，近年來中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大國）對外投資的全面發展和多元化趨勢，明顯超越了相對優勢和學習型投資的框架。從對外投資的多種形態來說，至少有三類動機在發揮作用：

第一種，以獲取國際資源、原料等為目的投資。發展中大國（后發大國）的經濟崛起必然產生對國際原料能源等的巨大需求，加工制造中心地位更使中國成為全世界的制成品供應者從而原料需求者。為保障獲得穩定的原料、能源，通過對外投資控制生產能力是一種必然選擇，這促成了大量的跨國投資與并購。

第二種，以利用相對優勢為目的投資。隨著經濟不斷發展，一些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后發大國的企業競爭力不斷提高，在技術、管理等方面形成了一定特色和國際競爭優力。通過在其他發展中國家乃至發達國家投資利用這些優勢，成為發展中國家企業“走出去”的主導力量之一。

第三種，以尋求壟斷優勢與核心競爭力為目的投資與并購。在早期，這類投資主要是通過在發達國家設立研發中心、實驗室等小規模機構，試圖接近產業技術中心，掌握最新技術發展趨勢。近幾年，此類投資進一步演變為直接收購某些國外企業或業務，獲得品牌、技術、專利等無形資產，以及生產設施、研發團隊、銷售渠道等有形資產，期望通過收購在短時間內迅速形成國際競爭所需要的壟斷優勢，提升產業水平和競爭力。

三、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道路的一些思考

僅停留在特征與機制的認識上是不夠的。一個具有理論意義的挑戰是：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的理論基礎與發達國家是否有所不同？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等后發大國）是否有可能走出一條不同于西方主流的對外投資道路？

任何經濟活動、經濟行為都是有其經濟理論基礎的。根據經典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企業之所以有必要、有可能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是因為一些企業具有壟斷優勢，如技術、專利、商標、品牌、規模、管理經驗、營銷技巧等。通過國際投資在更大范圍內利用壟斷優勢進而獲利，是企業國際化的基本動因，而這種優勢也是企業能夠克服海外投資的種種不利條件和額外成本，在競爭中擊敗當地競爭者的保證。也就是說，擁有壟斷優勢是對外投資的必要條件。

但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迅速增長，而發展中國家的企業，一般說來并不擁有明顯的壟斷優勢。于是，就產生了這樣的疑問：壟斷優勢究竟是不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必要條件？缺乏優勢的企業為什么大舉對外投資、跨國并購？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許多經濟學者開始研究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基礎問題，并提出了一系列新解釋。

早期的解釋包括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 • 威爾斯的“小規模技術論”（該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具有一些特殊優勢，如小規模制造工藝、更適合發展中國家市場需求的技術等，這構成了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投資的基礎）、印度學者拉奧的“技術地方化理論”（該理論強調，發展中國家引進外資后對技術的吸收、改造和本地化、更適用的技術、發展中投資國與發展中東道國之間共同或相似的文化背景與基礎等形成一些特定優勢）、英國里丁大學的坎特維爾和托倫蒂諾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該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通過引進外國技術并不斷消化、吸收、改造，隨著技術能力和水平的提高，其產業也不斷升級并在某些領域有了與發達國家競爭的能力，并沿著周邊國家—其他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的軌跡展開對外投資）等。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隨著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進入高速發展時期，中國經濟學者的相關研究成果不斷出現。其中，比較有影響的，包括“兩階段模式”、“學習模型”以及“技術擴散與策略競爭模型”等。“兩階段模式”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通常要經歷虧損階段（第一階段），然后在積累經驗、提高競爭力以后，才會進入獲得利潤的第二階段。“學習模型”將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稱為FDI-Ⅰ，將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投資稱為FDI-Ⅱ。FDI-Ⅰ實際上是一種學習型投資，其目的在于獲得發達國家的技術、知識、管理經驗等壟斷優勢。而FDI-Ⅱ是策略競爭型投資，具有一般意義的贏利目的。隨著投資的發展和積累， 對發達國家的投資會逐漸轉變為FDI-Ⅱ。此外，還有一些研究認為，傳統跨國公司理論只注意到利用壟斷優勢，而忽視了對外投資也是形成優勢的過程。跨國投資的過程既可以是發揮優勢的過程，也可以是尋求優勢的過程。

綜觀整個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的發展，無論是傳統的以發達國家為背景的直接投資理論，還是試圖探索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基礎的新理論，實際上都是圍繞著“壟斷優勢”這一概念展開的。傳統理論將壟斷優勢看作對外投資的前提條件，而晚近的理論將壟斷優勢看作對外投資的目標和結果。據此，判定對外投資是否成功，前者主要看壟斷優勢利用得如何，是否帶來投資收益；而后者則要看是否獲得了壟斷優勢，形成了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近年來通過海外并購獲取壟斷優勢與核心資產的嘗試，可以說是上述理論的某種實踐基礎。不過，僅僅提出通過跨國并購與投資謀取壟斷優勢仍然是不夠的，因為并非所有發展中國家都有能力展開這樣的投資，僅僅是少數發展中大國表現比較明顯。那么，為什么這些國家的這些企業可以展開優勢尋求型對外投資？在什么條件下投資者才能真正獲得有價值的資產，并建立起自己的核心優勢與國際競爭力？

近年來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與跨境并購的突飛猛進，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少數“后發大國”的對外投資，這些國家占據了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的絕大部分。而這些后發大國之所以能夠在對外投資上走在前面，得益于其經濟的迅速發展，更得益于“大國效應”，包括巨大的經濟規模和市場規模、高速經濟成長、發展不平衡的多元結構、國際收支順差和外匯儲備充裕、政府的強勢作用等。

然而，即使是后發大國，其優勢尋求型對外投資要獲得成功，實現其初衷，也需要以下條件：

第一，通過海外并購是否能夠真正獲得具有長期價值的資產。發展中國家進行跨國并購的主要目的是獲取有價值的優勢資產，特別是無形資產，如技術、專利、品牌以及與之相聯的機器設備、人才團隊、資料軟件等，以縮短自主研發和創新的周期，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建立自身的核心競爭力，與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展開全球競爭。問題是，通過收購的方式是否能夠獲得尚處資產生命周期上升期和持續期的具有長期價值的資產并非沒有疑問，至少需要拿來證據。一般說來，出售者是不會將生產周期前期技術、核心技術和主線產品、一線品牌出售的，特別是不會出售給未來有可能與其形成正面競爭的同業企業。能夠出售的往往是邊緣技術、非核心資產和生命周期晚期的技術。當然，在商業競爭中，不排除一家公司陷入經營困難時將主流技術和核心資產出售的情況。

第二，通過海外收購獲得的資產是否能夠內部化為自身的資產。通過跨國并購方式獲得的海外優勢資產，包括無形資產，雖然可以在一定時間內使收購者通過這些資產獲利，但發展中國家海外并購更主要的目的是將海外優勢資產內部化為自身的優勢，“嵌入”自己機體之中，與自身既有的資產水乳交融為一體。否則，如果如油水難于相容，或可獲利于一時，但終將成為與自身資產格格不入的附著在體外的異已物，特別是對于品牌、商譽等具有深層文化內涵的資產，以及技術、知識等具有高度路徑依賴特點的資產，更是如此。

一個品牌，經過幾十年上百年的積淀已經成為某個民族、某種文化的一部分，即使外來者可以將其購得，卻很難“本土化”為自身的東西。經驗地看，還很少有哪個國家的著名品牌是通過海外資產收購獲得的。一國具有國際影響的知名品牌，都是土生土長自主創新的結果。此外，技術與知識具有很強的選擇性和路徑依賴，除非將自己原有技術路線完全放棄，否則，很難通過直接收購方式使外來技術與自身技術有機融合在一起。

第三，海外并購的結果是將“母體”國際化而不是將“客體”本土化。發展中國家通過跨國并購方式獲取海外優勢資產，目的是為了培育自身競爭力與國際大企業展開競爭，立足于國際市場。因此，這類并購成功與否的依據，主要是看其能否提升國際競爭力、影響力，并在國際市場上獲利。

然而，通過海外并購方式獲得的資產有可能是已經過氣的資產，或者由于文化土壤不同并購后即貶值，或者無法融入母體而孤立存在。不過，由于后發大國國內市場廣闊，即使發生上述情況仍然可能通過國內市場擴張為并購者帶來不錯的收益，按照一般跨國并購成功的標準衡量，這種并購仍是成功的。關于發展中國家跨國投資的某些既有理論也正是這樣看待問題的。在它們看來，只要發展中國家企業的海外投資能為其國內經營帶來利潤并使公司總體業績改善，跨國投資就是成功的。但是，這種狀況雖然符合一般企業海外投資的邏輯，卻不符合如中國這樣的后發大國海外投資的邏輯，因為它無助于改善后發大國的國際競爭力，培養自己的跨國公司。只有當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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