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國際貿易在古代叫什么(中國古代絲綢之路是哪種國際貿易形式？)

的考古發現表明，自商、周至戰國時期，絲綢的生產技術已經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中國的絲織品迄今仍是中國奉獻給世界人民的最重要產品之一，它流傳廣遠，涵蓋了中國人民對世界文明的種種貢獻。因此，多少年來，有不少研究者想給這條道路起另外一個名字，如“玉之路”、“寶石之路”、“佛教之路”、“陶瓷之路”等等， 但是，都只能反映絲綢之路的某個局部，而終究不能取代“絲綢之路”這個名字。

絲綢之路的基本走向形成于公元前后的兩漢時期。它東面的起點是西漢的首都長安(今西安)或東漢的首都洛陽，經隴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蘭州)，然后通過河西走廊的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門關或陽關，穿過白龍堆到羅布泊地區的樓蘭。漢代西域分南道北道，南北兩道的分岔點就在樓蘭。北道西行，經渠犁(今庫爾勒)、龜茲(今庫車)、姑墨(今阿克蘇)至疏勒(今喀什)。南道自鄯善(今若羌)，經且末、精絕(今民豐尼雅遺址)、于闐(今和田)、皮山、莎車至疏勒。從疏勒西行，越蔥嶺(今帕米爾)至大宛(今費爾干納)。由此西行可至大夏(在今阿富汗)、粟特(在今烏茲別克斯坦)、安息(今伊朗)，最遠到達大秦(羅馬帝國東部)的犁靬(又作黎軒，在埃及的亞歷山大城)。另外一條道路是，從皮山西南行，越懸渡(今巴基斯坦達麗爾)，經罽賓(今阿富汗喀布爾)、烏弋山離(今錫斯坦)，西南行至條支(在今波斯灣頭)。如果從罽賓向南行，至印度河口(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轉海路也可以到達波斯和羅馬等地。這是自漢武帝時張騫兩次出使西域以后形成的絲綢之路的基本干道，換句話說，狹義的絲綢之路指的就是上述這條道路。

歷史上的絲綢之路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地理環境的變化和政治、宗教形勢的演變，不斷有一些新的道路被開通，也有一些道路的走向有所變化，甚至廢棄。比如敦煌、羅布泊之間的白龍堆，是一片經常使行旅迷失方向的雅丹地形。當東漢初年打敗蒙古高原的北匈奴，迫使其西遷，而中原王朝牢固地占領了伊吾(今哈密)以后，開通了由敦煌北上伊吾的“北新道”。從伊吾經高昌(今吐魯番)、焉耆到龜茲，就和原來的絲路北道會合了。南北朝時期， 中國南北方處于對立的狀態，而北方的東部與西部也時分時合。在這樣的形勢下，南朝宋齊梁陳四朝與西域的交往，大都是沿長江向上到益州(今成都)，再北上龍涸(今松潘)，經青海湖畔的吐谷渾都城，西經柴達木盆地到敦煌，與絲路干道合; 或更向西越過阿爾金山口，進入西域鄯善地區，與絲路南道合，這條道被稱作“吐谷渾道”或“河南道”，今天人們也叫它作“青海道”。還有從中原北方或河西走廊向北到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越伊犁河至碎葉(今托克馬克附近)，進入中亞地區。這條道路后來也被稱作“北新道”，它在蒙古汗國和元朝時期最為興盛。

除了陸上絲綢之路外，從漢代開始，中國人就開通了從廣東到印度去的航道。宋代以后， 隨著中國南方的進一步開發和經濟重心的南移，從廣州、泉州、杭州等地出發的海上航路日益發達，越走越遠，從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遠達非洲東海岸。人們把這些海上貿易往來的各條航線，通稱之為“海上絲綢之路”。

二、絲綢之路的地理環境和歷史演變

陸上絲綢之路所經過的歐亞大陸(Eurasia)，主要是中國和歐洲之間的內陸亞洲地區。這一地區的地理特征是氣候異常干燥，降雨量極其稀少。在絲綢之路的中部地帶，有號稱為“世界屋脊”的帕米爾高原，以帕米爾高原為中心，向四周延續出喜瑪拉雅山、昆侖山、喀喇昆侖山、天山、阿爾泰山、阿賴山、興都庫什山等山脈，冰峰峽谷，行走艱難。這里的另一富有特色的地貌和景觀是沙漠和戈壁，如新疆的塔克拉瑪干大沙漠、里海東部的卡拉庫姆沙漠、伊朗的卡維爾沙漠等，對于行旅來說，更是干渴難行。此外，由鹽殼沉積而形成的崎嶇起伏、犬牙交錯的雅丹地形，也是一個重要的地理障礙。唐代詩人所描寫的“映雪峰猶暗，乘冰馬屢驚”(楊師道《隴頭水》)，“黃沙西際海， 白草北連天”(岑參《過酒泉憶杜陵別業》)，正是這些地理景觀的生動寫照。而西行取經僧人筆下所描寫的“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復無水草”(《大慈恩寺買粉絲法師傳》)，則是親履其地的感受。

然而，聳立在沙漠邊緣的一座座雪山上流下來的河水，灌溉滋潤了大漠之中一片片綠洲，填補了流沙世界的“生物真空”，也提供了中西往來路途中的中間站。我們的先民也并沒有因為不利的地理條件而陷于孤立，由于交換的需要，人們很早就開始了對外界的探索。

東西方出土的考古資料，揭示了先秦時期東西方交往的存在。如遼寧喀左蒙古族自治縣東山嘴發現的新石器時代的陶質裸體女神像，即西方考古學所謂“維納斯女神像”，與中歐、南俄以及西伯利亞地區出土的同形女神像十分相像。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的商代和田玉，俄羅斯阿爾泰山西麓巴澤雷克(Pazyryk)大墓發現的公元前五至前四世紀的中國銅鏡和絲織品，表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北方和西北方的游牧民族，如匈奴人、月氏人和斯基泰人等，扮演著東西方文化交往的主角。

秦、漢王朝統一中國，積聚了中原王朝的實力。到公元前二世紀的漢武帝時，為了打敗稱雄漠北、搔擾中原農耕居民的游牧王國匈奴，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聯絡被匈奴人從河西趕走而定居在阿姆河一帶的大月氏人。張騫經過千難萬險，雖然沒有搬來大月氏的兵，卻全面了解了西域的政治和地理情況。隨后漢武帝又派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這一次使團的人數總共有三百人之多，張騫及其隨行者的足跡也更為廣遠，到了大宛(費爾干那)、康居(以今塔什干為中心的游牧王國)、大月氏、安息(古代波斯帕提亞王國)、身毒(印度)等國。張騫的兩次西行，打破了游牧民族對絲路貿易的壟斷，使中國和中亞、南亞、西亞諸王國之間建立了直接的貿易往來關系， 張騫等人帶回的報告，也是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首次真知實見，而且由司馬遷和班固分別寫入《史記?大宛傳》和《漢書?西域傳》，從此結束了我國古代對西方神話般的傳聞認識。正因為張騫的這一創舉在歷史上的重要性，所以人們把張騫通西域一事形象地稱之為“鑿空”。

張騫西行的直接后果，是促使漢朝打敗匈奴。結果，漢朝不僅在河西走廊建立了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個郡，還進而派兵遠征蔥嶺以西的大宛，獲得武帝夢寐以求的天馬----汗血馬。到了公元前60年，漢朝在西域設立了西域都護，控制了塔里木盆地。漢朝的使者，可以得到西域各個綠洲王國的供應，西行變得更加容易，使者相望于道，往來不絕。

西漢末年，王莽專政，中原與西域的關系一度中斷。東漢初，漢明帝派班超經營西域，重新恢復了西域都護對塔里木盆地的統治。與此同時，匈奴分裂為南北兩部，北匈奴在南匈奴和漢朝的聯合打擊下，西遷到黑海北岸，引起了西亞和歐洲許多民族的遷徙。在絲綢之路的歷史上，甘英的西行是中國人的又一壯舉。公元97年，西域都護班超派遣部下甘英出使大秦(羅馬帝國)。甘英一直來到波斯灣頭的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入海處的條支(Antiochia)，準備渡海西行，但安息人為了壟斷東方與羅馬的貿易，向甘英夸大了阿拉伯海航行的艱險，阻止了甘英進一步西行，自條支而還。甘英雖然沒有達到原定的目的地，但他仍可以說是中國第一位走得最遠的使臣，是一位讓人崇敬的時代英雄。他親自走過了絲綢之路的大半段路程，還了解到從條支南出波斯灣，繞阿拉伯半島到羅馬帝國的航線。

從公元前二世紀到公元后二世紀，沿著歐亞內陸交通干線，自西向東，有四大帝國并列其間，即歐洲的羅馬(公元前30年—公元284年)、西亞的安息(帕提亞，公元前三世紀中葉至公元226年)、中亞的貴霜(公元45年—226年)、東亞的漢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在公元前后，四大帝國都處在國勢昌盛的時期，積極向外擴張，如羅馬帝國在圖拉真(Marcus Ulpins Trajanus，98—117年在位)時，把版圖擴大到幼發拉底河上游一帶; 又如貴霜帝國也曾把勢力伸進塔里木盆地; 漢朝則成功地打敗匈奴，控制河西走廊，進駐天山南路。張騫的鑿空和甘英的遠行，使東西方世界直接聯系起來，這是時代英雄的創舉，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其結果是使得中國、印度、西亞和希臘羅馬四大古代文明有了直接的交流和影響，此后，任何文明的發展也不再是相對孤立地進行了。

從中國歷史的發展來看，漢代開辟的這條絲綢之路時而因為政治對立、民族矛盾乃至戰爭而一度中斷。文明的發展，勢力的擴張，商業民族的活躍， 和草原游牧民族與農耕定居民族的依存關系，使得東西方的精神與物質的文化交往兩千多年來從未斷絕。

東漢末年，中原戰亂頻仍，秩序混亂。作為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敦煌，甚至二十多年沒有太守，當地豪強大姓雄張，兼并土地，使小民無立錐之地，前來貿易的西域商胡也備受欺詐。227—233年間，倉慈出任敦煌太守，有力地抑制了豪強的兼并和勒索，為西域商人前往內地買賣提供種種方便，也使得敦煌成為漢族與西域各族民眾交往貿易的一個國際都會。1907年，英國考古學者斯坦因在敦煌西北長城烽燧下，發現了一組用中亞粟特民族的文字所寫的粟特文信件，這是在涼州(武威)的粟特商人寫給家鄉撒馬爾干(Samarkand，在今烏茲別克斯坦)貴人的書信，不知什么原因而埋藏在敦煌長城腳下。信中談到，這些以涼州為大本營的粟特商團，活動的范圍東到洛陽，西到敦煌，經營中國絲綢等商品的長途販賣。這組書信寫于西晉末年(312年前后)，它們真切地反映了當時絲綢之路上的商品交易活動。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原天下大亂，不少大族和有文化的士人紛紛遷居河西以避戰亂，促使中西交往的孔道河西走廊的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五涼王朝的先后建立，也集聚了大批人才。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大量士人的存在，為本地區接受外來文化提供了知識的基礎，也為向中原輸送外來文化提供了方便。而且，不論是東晉五胡十六國，還是后來的南北朝，都不斷有東往西去的使者旅行在絲綢之路上。比如，310年，天竺(印度)僧人佛圖澄至洛陽; 399年，東晉僧人法顯等西行取經; 437年，北魏遣董琬、高明等出使西域諸國; 468年，北魏遣使韓羊皮出使波斯，與波斯使俱還; 518年，宋云與惠生自洛陽出發，西行取經; 530年， 波斯國遣使南朝; 此外，還有大量沒有留下名字和事跡的使者往來于東西各國。

隋朝統一南北，中國封建社會開始走向全盛時期。隋煬帝時，讓黃門侍郎裴矩往來于張掖、敦煌之間，通過西域商胡，聯絡各國首領。從今天保存的裴矩撰寫的《西域圖記序》中， 我們可以了解到當時絲綢之路通向東羅馬、波斯、印度的情況。

進入唐代，民族的進一步融合，疆域的更廣闊開拓，政治制度與思想文化的整合，使得唐王朝凝聚了極大的力量，生產發展，商業繁榮，文化昌盛，并以博大的胸懷，大量接受外來文化，使之融會到中國文化的整體當中。從唐太宗到武則天，唐朝的勢力不僅直接牢固控制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諸王國，而且成為天山以北、蔥嶺以西廣大區域內各個王國的宗主國，中西往來更加暢通無阻，當時的文化交流也呈現出令人眼花繚亂的景象。西方的珍禽異獸、珠寶香料、玻璃器皿、金銀貨幣紛紛傳來，中亞、西亞的穿著、飲食等生活方式，音樂、舞蹈等文化娛樂活動都源源進入中原，佛教進一步盛行的同時，祆教、摩尼教、景教以及新興的伊斯蘭教都在此時正式傳入中國內地，唐朝的兩京長安和洛陽以及絲綢之路上的一些大城市如涼州，都紛紛呈現出國際都市的風貌。在吸收外來文化的同時，借助唐朝強大的政治力量，中原文明也傳入西方，深淺不等地影響了西方各國。

公元十世紀中葉以后，宋王朝先后與北方的遼、西夏、金處于敵對的形勢中，影響了陸上絲綢之路的中西交往。南宋建都于東南的杭州，加之中國經濟、文化重心的南移，海上絲綢之路更加繁盛起來。相對來講，陸上絲綢之路要比從前有所衰落，但在某些特定的時間里也被頻繁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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