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國際貿易合同糾紛典型案例(2010年國際貨代案例分析之補償貿易合同違約及拒不應訴案)

庭認定：S公司必須在本裁決規定的限期內向W公司支付人民幣8，100，000元和130，000美元。

（3）仲裁庭還認定，被申請人應向申請人支付上述款項的利息。仲裁庭審閱了W公司提交的“利息計算依據”，認為是合理的，申請人只計算到1996年12月，仲裁庭認為應考慮W公司的“請求仲裁庭按實際發生的利息裁決”請求，利息應計算到本案的裁決之日，即1997年7月10日（175，000+8，100，000+130，000×0.01× 6.3=1，753，277）。仲裁庭認定：被申請人必須在本案裁決規定的限期之內向申請人支付利息人民幣1，753，277元。

關于W公司的其他經濟損失

仲裁庭審閱了W公司提交的關于其經濟損失的材料，仲裁庭注意到，所有經濟損失共有2項。仲裁庭的意見如下：

（1）廠房建安損失：人民幣4，350，000元，包括建筑安裝工程、工資、差旅費、設計費、培訓費、外貿代理費和其他。仲裁庭認為以上費用，除培訓費和外貿代理費外，均應轉為W的固定資產，二項固定資產為W公司所有，因此不是損失。關于培訓費，根據《補償貿易合同》第五條的規定，應由S公司提供培訓。而W公司提出的培訓費用是請F罐頭食品廠培訓而發生的，已超出本案合同范圍，仲裁庭不予支持。關于外貿代理費，申請人沒有提供單據或其他證據，仲裁庭也不予支持。

（2）種植番茄損失：人民幣5，143.000元，包括種籽、地膜、圍簾、化肥、筐箱、人工費、其他、賠償費。仲裁庭審閱了W公司提交的有關文件、單據、證據，認為這些損失確是由于S公司未按時付設備而造成的。S公司應該予以賠償，仲裁庭支持W公司的這項仲裁請求。

（3）仲裁費的承擔。 仲裁庭認為，鑒于被申請人未履行合同，是根本違約，應承擔本案仲裁費。

[仲裁裁決]

解除《補償貿易合同》；該合同，連同包括《設備進口合同》和《產品返銷合同》在內的各個附件，都已于1996年5與17日終止。

S公司應向W公司支付人民幣8，100，000元和130，000美元。S公司應向W公司支付人民幣1，753，277元，作為賠償上述款項的S公司應向W公司支付人民幣5，143，000元，作為賠償W公司的經濟損失。本案仲裁費共計人民幣371，006元，全部由S公司承擔。

以上各項款項全計，S公司應向W公司支付總額為人民幣15，367，283元和130，000美元，S公司必須在1997年8月25日前支付完畢。逾期不付，則加計年利率為8%的利息。

[索賠指南]

在這一起補償貿易合同索賠案例中，有二點是值得引起我們注意的。

在補償貿易合同中雙主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是什么？這與補償貿易合同的性質和特點有關。

補償貿易是國際經濟貿易中的一種特殊貿易方式，它是由合同當事人一方向另一方提供設備（包括機器設備、技術、必要的原材料及勞務）；在一定期限內，由設備進口方用進口設備所制造的產品或所得收益進行償還是以設備和用設備生產出來的產品或所得收益的交換；它的“償還”是在取得設備后的一定期限以后逐步完成的，即具有延期支付的性質；按照補償貿易取得的設備由進口方取得所有權，用以償還設備的產品在轉移給設備賣方后，設備出口方即取得所有權。

應該說，補償貿易方式對于設備進口方是風險較小和風險滯后的，因而在第三世界國家中廣泛采用。在雙方簽定的補償貿易合同生效后，設備出口方（即本案中的S公司）便負有向設備進口方（即本案中的W公司）提供設備的義務。由補償貿易合同的基本性質決定，W公司無需用貨幣來支付所進口的設備，而是用這些設備所生產出來的產品分批償還。在經N省對外經濟合作廳批準的本案合同中，是以“番茄醬”作為補償產品，并且，由補償貿易合同延期支付的性質決定，W公司也不需要在設備未到達前（甚至設備未生產出產品前）向S公司支付現匯。但S公司完全不履行該合同項下的義務，反而三番五次地要求W公司給其支付現款，迫使W公司分別多次向其支付了810萬人民幣和13萬美元的現款。

在W公司未得到任何設備的情況下，S公司屢次把申請人給其支付巨額現款作為發運設備的先決條件的行為，更加嚴重的是，S公司在收取W公司巨額現款后，并沒有將此款支付給設備生產廠家用于購買設備，致使生產廠家多次拒絕發貨、取消空運、轉賣設備主要部件，最終導致了合同不能履行，導致了申請人遭受巨大經濟損失。

因此，本案仲裁庭作出要求S公司承擔全部違約責任，賠償W公司經濟損失的裁決是公正的，維護了W公司的合法權益。

如何對待被申請人采用的“不理會”方式？或者說能否通過采用這種方式有效地對待索賠請求？

在解決國際經濟貿易糾紛中，一方當事人經常以“不理會”作為對待索賠訴求的方式，導致缺席仲裁或缺席審判發生。通常缺席的是被申請人或被告，尤其是當其欠債被原告提出仲裁或訴訟索賠時，原告缺席只發生在其面臨一個更大金額的反訴時，被告缺席的主要原因是當其為皮包公司時，也有個別有實力的大公司因其法定地址在非1958年《紐約公約》簽字國、能致執行困難。

實際上，“缺席”并不是一種有效的或者積極的方式，無論是在仲裁還是在審判是，被告的缺席并不能阻止法定程序的照常進行，反而會導致仲裁或審判根據出席一方提供的材料和證據、完全沒有缺席一方的反證與抗辯進行并完成，從而作出一邊倒的、對缺席一方不利的裁決或判決。正如一位專家所言：“但仲裁員也沒有辦法，總不能憑空去想一些抗辯來保護缺席當事人。”

正如本案所證明的一樣，被申請人S公司的缺席并沒有終止本案的正常審理，仲裁庭同樣作出了公正的裁決（包括不支持W公司的某些仲裁請求）。對于仲裁員或仲裁庭來說，絕不會因為被告不理會就不審理和裁決了，作為仲裁員關心的是有沒有給當事人（尤其是敗訴方）適當的通知，有沒有給敗訴方提供申辯的機會。正如本案的仲裁審理一樣，仲裁委員會秘書局多次通知了S公司，采用了法定地址、辦事處地址、特快專遞、委托律師事務所專程送達等方式，并且在通知中不僅給了被申請人S公司足夠的答辯時間、還強調了最后答辯或提交證據材料的期限。無論從程序上還是實體上都保障了S公司的權利，最后做出了一個不會因《紐約公約》規定的理由導致不被執行的裁決。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一些國有公司經常“缺席”仲裁或審判，尤其是根據仲裁協議必須去外國或香港地區仲裁時，最后大都得到敗訴的仲裁裁決。由于中國是《紐約公約》的簽字國，等拿到裁決才說索賠金額太高已時過境遷，因為根據該公約，中國法院是不能對仲裁裁決書內容另作他議的，因此，面對索賠，正確的作法是積極應訴、據理爭論、依法抗辯。甚至提出反索賠請求，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維護自己應有的合法權益。

近幾年發生的國際貿易糾紛的案例以及對我們的啟示

中埃貿易糾紛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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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際招標網 發布時間:2009.03.16 來源:駐埃及經商參處子站

近年來，駐埃及使館商務處積極貫徹落實部黨組指示，全力促進中埃經貿關系的發展，促進我對埃出口的增加，取得了比較明顯的成效。雙邊經貿額連續6年以30％以上的速度遞增，2008年達到62.4億美元。與此同時，兩國企業交往過程中產生的貿易糾紛數量也有所上升。特別是今年以來，我企業在出口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增多，風險加大。現將我處整理的近期典型案例列出，供我有關商務主管部門、商協會和企業參考，請企業對埃出口過程中加強風險意識，確保交易安全，有效保護自身利益。駐埃使館商務處將繼續積極推動我企業對埃出口，并努力協助企業解決遇到的各種貿易糾紛。

案例一：與新客戶的首次交易缺乏足夠的風險意識

2008年底，國內A公司通過網站結識埃及X公司，并約定向該公司出售一批石材，付款方式為見提單附件付貨款的70％，尾款以D/P方式支付。A公司隨后將貨裝船運往埃及亞歷山大港。貨物發出后，X公司以各種理由強調經濟困難，要求減價，并更改付款方式為風險度很高的銀行匯票。X公司的行為導致我出口方進退兩難。如同意對方做法，則一方面利潤大幅縮減甚至無利可圖，并且有可能完全無法收回貨款，如不同意對方做法，由于貨物已在埃港口，則須支付巨額的碼頭及相關費用。

案例二：不能確保收匯安全

2008年初，國內B公司以FOB方式向埃Y公司出售金屬制品。合同約定買方支付25％預付款，余款于貨物出港前支付。提單正本簽發給買方。2008年2月收到預付款后，B公司即組織貨源運至港口，但經Y公司多次解釋付款困難，并保證盡快付款，B公司在余款未收到的情況下同意貨物裝船運往埃及。2008年5月，B公司發覺貨物已被Y公司提走，但余款至今未付，并拒絕與B公司聯系。

案例三：埃及船公司無單放貨

2008年9月，埃Z公司以FOB方式向我國C公司定購一批鋼材，提單正本簽發給賣方。合同約定買方支付30％預付款，余款見到提單COPY付清。貨到埃及港口后，Z公司以各種理由拖延付款。2009年1月，C公司得知貨已被提走，余款迄今難以追索。

1.市場經濟以利益為根本，擴展對外貿易有相應的策略。一些專家學者撰文立著，從古典政治學先驅亞當·斯密的絕對利益學說論到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利益理論，從維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到赫克歇爾-俄林定理，引經據典的論證西方經濟學中的市場經濟是自由的市場經濟，國際貿易是自由貿易，但美國和歐盟對中國紡織品設限，卻不符合市場經濟和國際貿易理論。一些專家學者開始責問美國和歐盟:“200年前歐洲人就開始向全世界推銷他們的自由貿易政策，今天，當中國工人生產的價廉物美的紡織品運往他們的市場時，為什么這些自由貿易的鼻祖們搖頭說‘NO’呢?”在這里，我們不能忘了一個最本質的問題，市場競爭的本質是資本競爭。國際貿易的實踐和馬克思的理論揭示告訴我們，西方市場經濟理論在本質上是為資本服務的，認“利”不認“理”，市場經濟以利益為根本，自由貿易理論是為資本謀取最大利益服務的，有利可圖就講“自由”，無利可圖就不給你“自由”。這就要求我們在面對美國和歐盟在對外貿易的不合理設限時，既要據理力爭，又要從最壞處考慮，善于在“不自由”、“不合理”的處境中擴展對外貿易，要有相應的策略。

2.在應對中美和中歐紡織品貿易中，各級政府必須負擔起引導、調控、保護和管理市場經濟的重要職責。其實，世界上任何市場經濟都不是完全自由的。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只是西方經濟學的一種假設。我們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要正確學習借鑒西方經濟學理論，不要被其中一些西方發達國家自己都不相信、不去付諸實踐的不科學理論觀點所誤導。我國還是一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發展中大國，生產力水平低、結構性矛盾突出和發展不足是我們面臨的最大問題，迫切需要各級政府強化經濟調節職能、市場監管職能、社會管理職能和公共服務職能，在促進經濟發展方面充分發揮更大的作用，而不能該管的也不去管。 3.繼續完善有關立法，推進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建設，為企業應對國內外經濟事務提供有效服務。隨著開放的擴大和加深，企業與國際經濟事務的聯系和來往更加密切，各種法律和社會服務需求也愈來愈多。僅就應對國際貿易糾紛，就不僅僅是要求有法律服務，幫助打官司。實際上需要一系列社會服務，才有條件應對各種名目的貿易糾紛。

4.實現出口貿易增長方式的轉變，提升出口商品結構層次，實現結構升級，錯位發展。目前，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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