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國際貿易熱點事件及意義(最近有哪些國際貿易熱點新聞)

質上與新干涉主義主張的人道主義干預行動有別，而且超越了聯合國憲章賦予主權國家的“自衛權”，甚至也超越了一般國際法“先行自衛”概念所指的行動范圍。這使國際社會面臨雙重問題：首先，美試圖凌駕于現行國際體系之上，把自己作為法律的準繩，自定國際規則。其次，“先發制人”戰略若成為各國普遍效仿的國際規則，國際形勢將更加動蕩不安。

全球化中的負面因素日益突出，也是當前國際秩序面臨的嚴重問題。全球化的根本問題是各國如何在利益與風險、權力和義務之間選擇平衡。在這方面，全球化的有關規則存在許多不公正因素。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在全球化進程中始終保持主導地位，而發展中國家總體上則明顯處于不利地位。通過主導和控制全球化的游戲規則，美國在全球化中占盡先機，成為最大受益者，使美在世界上比歷史上許多有形帝國更具影響力。近來，全球化中的這種矛盾又有新的發展。一方面，全球化不公正因素使南北分化更加嚴重。“9•11”恐怖襲擊事件的深層國際背景，與此有直接關系。另一方面，對于全球化中權力與義務的平衡問題，美國和部分發達國家采取了更加自私的態度。美國拒絕接受京都議定書和國際常設刑事法庭，違反國際貿易規則，向歐、日、中、韓等二十個國家挑起鋼鐵貿易大戰，都會加劇全球化已有的矛盾和不平衡性。受極端民族主義思潮和極右排外勢力抬頭影響，歐洲和日本的全球化政策也更加趨于保守。

三、大國關系同向調整

近來國際關系也出現一些積極動向，最突出的是大國關系同時出現不同程度的改善，總體趨于穩定。

從廣度和深度看，俄美關系調整最為顯著，幾乎涉及雙邊關系中所有重大領域，從反導條約問題到進攻性戰略核武器的削減問題，從俄與北約的關系到美勢力介入中亞地區，從反恐合作到雙邊能源合作與經貿合作。經過調整，俄美在國際戰略平衡中的地位和雙方的交往基礎均發生重大變化。俄美關系調整直接促進了俄與北約、歐洲及整個西方的融合。

“9•11”后，中美關系也有所改善，政治、安全領域中的溝通與對話逐步恢復和加強，經貿合作與科技文化交流穩步擴大，雙邊關系總體上趨于相對穩定。其他的大國關系，如中俄、中日、中歐關系，則在既定框架內穩步發展。

大國關系總體改善，與大國之間相互依存日益加強分不開，尤其同中、俄參與國際一體化的進程有關。美國戰略調整注重“建立牢固的大國關系”，也有利于大國關系的改善。此外，國際力量對比嚴重失衡，使各國在處理對美關系時更加謹慎，客觀上也有助于大國關系穩定。

不過，當前大國關系的改善，也有其脆弱的一面。布什在西點軍校的講話雖然在論及大國關系時顯示出積極姿態，但卻強調以美國利益和價值觀為核心整合大國關系，這有悖于其他大國的長遠利益。美試圖以自身利益和價值觀為核心重整國際秩序，也給美和其他大國關系發展增添了摩擦因素，近來歐洲對美單邊主義的不滿越來越強。從長遠看，大國關系中的深層矛盾和不確定因素仍很突出。

四、國際地緣政治顯現新特征

受美國全球戰略變化和大國關系調整等因素影響，國際地緣政治格局也在發生變化，基本特征是：一方面，歐洲和亞太兩大板塊總體保持平穩，但差異加大。另一方面，處于歐亞之間的中東、中亞和南亞地區，則局勢動蕩，沖突不斷，是歐亞之間的脆弱鏈條。

美國專注于反恐和大國關系調整，促進了歐洲和亞太的穩定，對世界形勢有全局意義。不過，由于大國關系調整幅度和深度不同，歐洲和亞太地緣政治形勢的差異也日益明顯。一是歐亞安全架構不同。隨著俄美、俄歐關系的調整，冷戰留在歐洲安全架構的殘余明顯淡化，北約已由以外向軍事防御為主導的軍事同盟轉向以推廣西方民主政治和維護歐洲社會穩定為主的政治軍事同盟。未來俄美、俄歐、俄一北約之間難免會有新的矛盾和問題，但這些問題將會在新的框架、新的環境之下以新的方式加以解決和處理。與歐洲不同，亞太地區仍以冷戰遺留的安全架構為基礎，主體是美日、美韓、美澳軍事同盟。冷戰后發展起來的若干多邊安全合作機制(東盟地區論壇、上海合作組織等)，雖對地區安全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影響尚不足以取代前者。二是歐亞安全面對的主要問題不同。目前，歐洲安全的主要問題已不是冷戰時期的常規安全問題，甚至也不是科索沃戰爭前大國如何利用歐洲民族宗教爭端爭奪勢力范圍，而是如何應對恐怖主義等非常規安全問題和歐洲周邊的地區性沖突。相反，在亞太安全中，常規安全問題仍是主要因素，其中許多是冷戰遺產。恐怖主義等非常規安全問題也是亞太安全關注的問題，但尚不是主導因素。亞太安全機制轉型困難，與該地區安全形勢的這種特點是分不開的。三是安全觀念不同。隨著安全形勢和機制架構的變化，歐洲安全冷戰思維顯著減退。有關各方不再相互預設假想敵，也不再以此構想各自的安全戰略。與歐洲不同，冷戰在朝鮮半島至今尚未停止，冷戰思維在整個亞太安全中更是揮之不去。甚至在中美關系改善、中美合作基礎不斷擴大的形勢下，美國仍有不少人將中國視為美國的“半個威脅”。日本某些右翼人士也在一旁吶喊助威，試圖亂中漁利。冷戰思維與亞太多邊安全合作提倡的共同安全理念格格不入，是地區多邊安全機制建設和發展的最大障礙。

處于歐亞之間的地區熱點問題對全球形勢雖不起決定作用，但對當前國際關系的潛在沖擊不可低估。美對伊拉克軍事攻擊問題牽動國際關系中的許多重大問題。印巴沖突則涉及未來核軍備的控制問題。中東問題對國際能源戰略格局意義重大，不僅關系中東能源地位，也是影響俄美、中俄、俄歐能源合作的關鍵因素之一。美國介入中亞，對中亞戰略格局和上海合作組織的發展有重大影響。巴以沖突則涉及美和伊斯蘭國家關系，影響地中海和北非局勢。

五、國際格局之爭更加尖銳

布什政府推行極端單邊主義，使國際格局的多極化與單極化之爭更加尖銳，國內外對國際格局的現狀與前景的爭議也更加激烈。一種觀點認為，盡管美大搞單邊主義，但多極化趨勢仍在加速發展，因為國際力量對比的發展有利于多極化。另一種觀點則截然相反。用某些美國學者的話說，美當今的實力“在任何一個關鍵方面都是無與倫比的”，在“主權國家體系中從來沒有一個國家擁有如此程度的統治地位”，“如果說美國今天的霸權地位還沒有形成一個單極世界的話，那么一切的一切都形不成單極世界”。(注：斯蒂芬•布洛克和威廉•沃爾福斯“全面衡量美國的霸權地位”，美國《外交》雜志2002年7/8月。)這兩種觀點同時以國際力量對比作為依據，結論卻針鋒相對，表明對于每一種國際格局應有何種國際力量對比關系這個問題，并不存在一個客觀標準。這說明“國際格局”與“國際力量對比”不能混為一談，否則容易導致認識誤區。

國際格局是指特定狀態下的國際權力關系，而不僅僅是指國家間實力對比關系。國際權力關系反映的是指國家間相互影響的方式和力度，它離不開國際力量對比關系，但各國實力不會自動轉化為國際權力，因為國際權力的形成還受其它因素制約。歸納起來，決定國際權力關系的因素大體有四類：一是各國的實力及相應的國際交往與行為能力。這與綜合國力密切相關，是國家間交往活動和相互影響發生的基礎。前資本主義時期，由于交往能力有限，某些文明之間很少甚至沒有交往，在它們之間也就談不上權力關系或國際格局。二是交往與行為動機。即使交往能力相同，但若動機不同，國際權力關系仍會不同。鄭和下西洋與西方殖民者探險的動機不同，對國際權力關系的影響也不同。影響一國對外交往動機的因素非常復雜，包括國內外社會、經濟、文化、軍事、自然條件、乃至認知和心理因素，是國內外綜合環境的產物。這就涉及到決定國際權利關系的第三類因素，即交往環境。其內涵既有社會的，也有自然的，有國內的，也有國際的。交往環境對于各國的交往能力和動機均有制約。并且，在不同時代不同條件下，同樣的環境因素對國際交往活動與權力關系的制約會有很大差異。國際市場對于自然經濟或計劃經濟無足輕重，但對市場經濟體卻至關重要。全球性生態目前是許多國家都不得不關注的問題，而在世界工業化初期，幾乎沒有國家重視這個問題。四是交往規則。有交往必有規則。規則反映的是程序、秩序。國際規則的總合就是國際秩序，由法律規范、道義準則及相關機制構成，或經各方共同協商制定，或是部分國家強加于他方。一般說來，國際規則是國際力量對比、各國交往動機和各國對外交往環境等綜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是制度化的國際權力關系，因而也是國際格局的核心與最終體現。國際格局與國際秩序在性質上必然是一致的。多極化國際格局不可能與單極化的國際秩序并存，反之亦然。

美謀求單極世界，至少面臨三類難以克服的障礙。一是美超強地位的非連續性與不平衡性。美超強實力在各個領域不是連貫的，特別是其經濟優勢遠不如其軍事優勢突出。這種不平衡性決定了美單邊主義只能是有選擇的，不可能包羅萬象。二是美單邊主義擺脫不了國內外環境的制約。全球化是一個因素，美在其中有重大利益，不可能放棄國際市場和國際合作，而要合作就不得不考慮互利互惠。和平與發展潮流又是一個因素。在注重經濟發展的時代，軍事超強地位的意義必然會受到一定限制。此外，美是多元化社會和民主政治國家，鷹派勢力經常要面對國內各種壓力，其政策要受各種牽制。三是國際制度因素的制約。美試圖以自身利益為核心建立單極國際秩序，必將面臨兩難困境。一方面，凌駕于國際準則之上，縱然可以滿足美某些利益，但破壞現有秩序引起的混亂最終也會損害美自身利益，也是美不愿看到的。另一方面，要避免出現大混亂，美就不得不繼續依靠現行的基本國際規范體系，因為美找不到別的體系來替代它。以美利益和價值觀為核心會給國際帶來無序，不會帶來秩序。這意味著，人類文明發展到今天，制度化和秩序化的單極世界現在和將來都不會存在。它已永遠成為歷史。這恐怕是布什主義的設計師沒有意識到的。

不過，認為多極化趨勢在加速發展，也不客觀。這種看法低估了極端單邊主義與美超強實力結合給國際關系帶來的沖擊。在未來十五年甚至更長時間內，美國在世界上一超獨大的地位不會發生根本變化，這大概已是國內外的共識。而極端單邊主義反映的是進攻性現實主義思想，其世界觀、安全觀、戰略策略思想均更具攻擊性。它對國際秩序的破壞性影響，會干擾和延遲多極化的正常發展。

目前世界既不是單極格局，也遠未實現多極格局，而是進入了多極與單極之爭的相持階段。在這個階段，矛盾的雙方斗爭更加激烈，任何一方短時期內都難以取得壓倒性的優勢。然而從長遠看，多極化趨勢必將隨著國際力量對比和其他因素發生有利變化逐漸勝出，而單極化可以造成混亂，不會贏得秩序。多極化發展趨勢的曲折性、長期性和必然性就在于此。多極化與單極化之爭是當前國際關系中的根本性矛盾和主要矛盾。矛盾的一方將始終是美國，另一方則是抵制美單邊主義的各種力量，但主要代表在不同階段會有所變化。這反映了國際矛盾關系的變與不變。

“反恐”對國際關系的影響

“9•11”事件和“打恐”戰爭爆發后，國際形勢發生了深刻變化。當前國際形勢的特點可以用三個總體、三個局部和三個繼續來概括。那就是總體和平、局部戰爭，總體緩和、局部緊張，總體穩定、局部動蕩。世界和平、發展潮流繼續發展，世界多極化、全球化趨勢繼續推進，對大多數國家而言，國際形勢中機遇大于挑戰的態勢繼續存在。也就是說，和平、緩和與發展，合作是當前國際形勢的主流。

大國關系基本穩定，并趨于改善和發展。“9•11”事件和“反恐”戰爭為大國增進良性互動和加強合作提供了新的動力和契機。“9•11”事件促使美國對其外交政策進行一定程度的反思和調整，重點是反思與調整其對大國的政策思路。布什政府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上臺之初對中、俄采取的強硬態度，將其對中、俄政策基調由消極面較多轉為積極面增加。布什在發動對阿富汗戰爭四個月后接連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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